（1.广州城建职业学院，广东 广州 510925；2.广东白云学院，广东 广州 510450）
基金项目：广东省品牌专业建设资助项目（项目编号：2016gzpp016)
摘要：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改革开放新阶段的重要示范，大湾区协同发展理论是区域经济学和国际经济学的新发展。文章按照空间、产业、制度和内外联通四个维度提出了大湾区协同发展机制的分析框架，指出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的关键是解决好粤港澳三地“一国两制”“三个关税区”“三法域”“多中心”的多重协同机制等软联通问题。
关键词：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对外开放；市场一体化
一、协同发展的主要问题与分析框架
（一）粵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的主要问题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主要问题是区域协同发展，关键是解决好粤港澳三地“一国两制”“三个关税区”“三法域”“多中心”的多重协同机制等软联通问题。而构建利益共享价值链的现代产业体系、多中心城市协调发展格局、促进要素跨境流动、推动形成内外联动的统一市场则是粤港澳大湾区需要协同的重点内容。协同发展亟需实现“硬对接”“软对接”同步，以“四大体系构建”为中心推动“四大协同路径”落实。
“四大体系构建”主要包括以下内容：首先是构建要素体系，促使高端要素在大湾区实现大规模集聚，充分发挥知识技术的外溢效应。其次是构建功能体系，推动大湾区高端核心功能的创新升级，完善湾区内部各城市功能的分工协同体系，以谋求资源效率的最大化。再者是构建组织体系，弱化行政区划格局，致力于实现湾区经济市场一体化。最后是构建联接体系，加强与全球经济体的联系，促进大湾区成为连结世界各地的贸易中心和枢纽。
“四大协同路径”包括以下四个部分：一是交通共连。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的完善是构建经济一体化的硬件基础（Cao et al.，2019)，加快形成“一小时”生活圈。二是产业共兴。湾区内部城市间产业发展参差不齐（梁经伟等，2018)，要打造合理的产业布局，根据城市发展特色区别定位，促进产业互补的同时允许存在产业梯度和产业差异化发展。三是市场共建。减少资本、人才和知识等生产要素流通的壁垒，形成一个统一的要素高度自由流通市场。四是体制机制互通。湾区内部亟需突破体制机制束缚，取消城市间的差异化收费和统一行政审批程序。
（二）国际湾区协同发展的经验：打破行政边界与要素自由流动
1.弱化湾区内部行政区域界线
弱化湾区内部行政区域的界线、突破“体制机制性障碍”对于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深度融合有着重要的意义，是提升湾区整体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前提条件。包括粤港澳大湾区在内的诸多湾区在拥有丰富的资源禀赋和坚实的产业基础的条件下依然无法成为世界湾区的引领者，其中人为划分的行政区域界线是很大的阻碍因素之一。行政分界的存在使得城市群无法实现一体化发展，正如上文所述，粤港澳大湾区具有“一国两制、三个独立关税区、多个中心城市”的特殊性，与国内外其他城市群相比弱化行政区域界线面临着更为严峻的挑战。
2.协调市场与政府的管辖范围
要素和产品在湾区内能够自由流动除了依赖于顶层设计和规划部署以外，市场与政府各司其职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无论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还是中国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均是以市场调配为主政府干预为辅，世界三大湾区也并无例外。三大湾区中政府致力于完善湾区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基础设施建设与法律保障体系，减少对资源配置和生产活动的直接干预措施，让市场自由发挥调配作用，提高湾区经济自由度。
因此三大湾区内资本、劳动、知识技术等要素得到充分自由流动，在市场机制的自发配置下湾区经济效率得到了最大限度的提升。由于市场与政府在各自的管辖范围内协调运行，市场的主导作用和政府的弥补措施促进了湾区经济的健康发展。无论是旧金山湾区硅谷的高科技产业，还是纽约湾区曼哈顿的金融业，都是得益于要素的自由流通以及政府提供的良好的营商环境。
（三）大湾区协同发展机制的理论分析框架
我们将按照空间、产业、制度和联通四个维度构建大湾区协同发展机制的理论分析框架。
1.多中心空间格局协同机制
粤港澳大湾区属于典型的多中心城市群。从经济体量的角度来看，深圳、香港、广州是粤港澳大湾区的三个中心城市。根据各地市政府工作报告可知，2018年，粤港澳大湾区9市2区GDP超过两万亿的城市就有3个，包括深圳的2.47万亿、香港的2.4万亿、广州的2.3万亿。上述三个城市经济总量在粤港澳大湾区中的合计占比超过60%，都是重要的中心城市。除了这三个比较确定的中心城市以外，从不同的细分领域和维度来看，粤港澳大湾区还存在其他中心城市。例如，从扩大对外开放、发挥对接国际资源功能的角度来看，澳门也是中心城市之一；从大湾区城市间经济联系强度的角度来看，珠海则是中心城市之一；从制造业地位分工的角度来看，佛山和东莞也有望跻身中心城市的行列。
2.利益共享价值链的产业协同机制
培育利益共享的产业价值链是粤港澳大湾区打造创新共同体的关键领域之一。一方面，虽然粤港澳大湾区城市间的产业结构高度趋同，但是其动力机制在于区域内产品水平的分工和协作，因此大湾区城市间的产业结构趋同现象具有一定的合意性（覃成林、潘丹丹，2018)，即建立在产业内分工特别是上下游协同基础上的产业结构趋同是利益共享的，有利于在利益共享和产业集聚的前提下开展科技创新合作；另一方面，粤港澳大湾区的产业部门总体协同水平有所上升，但是增长幅度趋于放缓，反映出粤港澳大湾区的产业价值链协同发展水平在波动上行中进入了边际递减区间，表明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现代产业体系发展动力在减弱。上述现象意味着粤港澳大湾区在培育利益共享的现代产业体系上虽然取得了初步成果，但是仍然存在亟待破解的瓶颈性问题。特别是，粤港澳大湾区的产业集群在全球价值链所处位置相对较低，部分产业还存在较严重的产能过剩、无序竞争、缺乏核心竞争力等问题，科技创新也停留在消化式创新阶段，亟待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转型升级。为此，粤港澳大湾区迫切需要构建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现代产业体系，迫切需要涌现出一批像华为一样的掌握核心技术并勇攀价值链上游的企业，以形成具有真正协同意义的全球价值链垂直分工体系。政府和业界重点要探索“盘活、调动粤港澳的创新资源”的机制和方法，规划创新链节点，通过分工协作，合力推动大湾区产业协同创新链，率先建立善后机制和退场机制，形成完整完备的创新生态链，有效促进和整合产业上下游协同发展。
二、结语
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改革开放新阶段的重要示范，大湾区协同发展理论是区域经济学和国际经济学的新发展。协同发展是一种兼顾效率和均衡发展的高质量发展新理念，是一种包容性发展理念，是习近平新时代对外开放思想的理论延伸和实践范本。一方面，它顺应了世界多元包容发展的历史潮流，融入区域协调发展、经济全球化、全球价值链和贸易投资自由化等现代经济理论，为新时代开放型世界经济理论提供了理念参考；另一方面，它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发展理念，协同发展的理念摒弃了“利益之争”“零和博弈”等西方经济学传统观念，强调“利益相容”和“共赢发展”，可有效回击霸权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的理论基础，用创新联动、利益相容、协同发展的新理念构建我国区域与国别合作的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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