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本论文项目为安徽师范大学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
批准项目编号:201810370037
摘要: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庄园》被公认为20世纪最杰出的政治寓言小说。作为作者对于反乌托邦题材的首度尝试,小说用诙谐幽默的喜剧手法和以现实为蓝本的虚拟场景含蓄地表达了作者反乌托邦的主张,对作者后续的反乌托邦著作影响深远。本文将深入探讨《动物庄园》中的反乌托邦思想并证明该作品不仅仅只是一部简单的政治反讽寓言,更是一部反乌托邦文学题材的力作。
关键词:乔治·奥威尔;《动物庄园》;政治寓言;反乌托邦文学
[Abstract] British writer George Orwell's Animal Farm is recognized as the most outstanding political fable novel in the 20th century. As the author's first attempt at dystopian themes, the novel implicitly expresses the author's dystopian ideas with comic expressions and virtual scenes based on reality, which has far-reaching influence on the author's subsequent dystopian works. This article will deeply discuss the dystopian thoughts in Animal Farm and prove that this work is not only a simple political irony fable, but also a masterpiece of dystopian literature.
[Key Words] George Orwell; Animal Farm; political fable; dystopian literature
著名的政治反讽寓言小说《动物庄园》是英国小说家、政治评论家、文学批评家乔治·奥威尔的代表作之一,小说借助动物视角讲述了曼纳庄园动物造反及其后续发展的故事。长久以来,该作品被公认为20世纪最杰出的政治寓言之一,并在现代英国文学史上占据不可或缺的地位。然而,学界对它的研究多立足于反极权主义、反帝国主义的主题及其所使用的象征手法和意义。但不论是针对该作品反乌托邦思想的深入研究,还是对其反乌托邦文学性地位的清楚界定都不够充分。虽也已有一些针对这部作品反乌托邦文学性及其地位的研究,但传统认知往往更多地突出其政治讽喻寓言的定位,且此类研究仍较少,显得成果不足。
作为一部政治讽喻小说,《动物庄园》并不仅仅是一部单纯的动物寓言或政治反讽寓言。与《一九八四》相比,一定程度上它更像是作者对于反乌托邦题材的初步尝试。本文将在前人已取得的有关反乌托邦文学作品的研究基础上,立足文本细读,并从经济、政治、思想等方面对《动物庄园》进行剖析,试图论证《动物庄园》中的反乌托邦文学色彩。
一、政治上:形式上的民主和实质上的权力压迫
《动物庄园》中,最浓厚的反乌托邦色彩体现在民主与权力问题上。著名反乌托邦小说《一九八四》的社会构成中,一方面高举“人人平等”的旗帜,一方面又有着严格的社会分层和等级制度。《动物庄园》也是如此,在这个小型社会里,形式上的民主和实际上的权力压迫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动物们一步步陷入打着民主旗号的权力陷阱里。因为追求“民主”,动物们联合起来反抗农场主琼斯的统治,起义的确成功了,动物们一起成为庄园的主人,共享劳动果实,但是鉴于猪是这群动物里面最具有智慧的生物,被冠以“动物主义和民主精神的传达者”的名号,其所有话语都成为真理和动物精神的象征[1]。而这也就意味着动物们先前的平等地位状态就被打破了。同样地,因为追求“民主”,动物庄园大会议于每周一召开,目的正是为了充分听取动物们意见,民主表决民主规划庄园未来。动物们只知道举手是一项参与民主议程的活动,却根本不懂得这一简单动作背后的深刻含义,例如,对于老鼠究竟是敌人还是同志这个问题,狗和猫既投了反对票也投了赞成票,反对是其生理本能,赞成则是盲目跟风,单这一细节就反映出了庄园里面动物们的混沌无知,这也就不难怪后面动物们放弃自己的话语权,一味地支持和相信拿破仑的决定了。再后来,还是因为追求“民主”,动物们齐心协力建设庄园,可是无论是牛奶谷物还是带着电灯和冷热水的房间,这些先前许诺给动物们的美好愿景却从未实现过。即使如此,动物们依然相信着拿破仑宣读的数字,表面各档粮食的产量分别增长百分之两百,百分之三百或百分之五百。[2]
这种形式上的民主,是在以拿破仑为代表的统治阶级逐步统管庄园事务的过程中,慢慢凸显了其权力压迫的本质。猎狗成为拿破仑实行变相权力压迫的得力助手,威胁动物们放弃民主权利,臣服于极权统治。而在《一九八四》中,独裁者为追求极权,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暴力手段。温斯顿因为对老大哥不忠诚,受到警察的逮捕和审讯,面对挨饿饥渴,拳打脚踢,药剂注射等一系列“洗脑程序”。类似的情节同样发生在《动物庄园》中,只不过这次猎狗充当了“暴力者”这一角色,先后当场咬死了在大会提出反对意见的四只小猪,在秋收时节私藏几粒穗子的鹅,在饮水池撒尿的羊,帮助拿破仑达到恐吓威胁、权力压迫的目的。此外,拿破仑先后取消了动物大会以及辩论,建立了由猪组成的特别委员会来决定庄园事务。其它动物在领导者的迷惑与猎狗的恐吓之下,一方面陷在民主公平正义的美梦里,坚持相信他们的粮食产量又翻了几番,一方面又拒绝接受自己挨饿受冻的真实感受。每当动物提出一丝质疑时,又会迫于猎狗的暴力而选择沉默。换言之,这时候的权力已经由拿破仑为核心的统治集团全盘掌控,他们通过组织、交流、宣传等手段,对包括政治、精神、社会和经济生活在内的一切方面实行完全控制和集中管理,[3]不断巩固统治。
忠实的拥护者马—布克瑟就是这种权力压迫下的牺牲品,一辈子辛苦劳作,期待着退休后的幸福生活。他活着的时候将一切劳动献给动物庄园,死后还要成为统治者巩固思想的工具。布克瑟牺牲后,普通群众为他的两句格言,“我会更加努力工作”和“拿破仑同志永远正确”感慨自勉,而统治集团却暗地里将他卖给了屠宰场,当天夜里就买了威士忌庆祝。而实际上,布克瑟仅仅是统治集团进行权力压迫过程中的牺牲品之一。以拿破仑为核心的统治集团不仅决定着动物的劳动时间、食物份额、劳动成果,最重要的是还决定动物的思想状态,而这恰恰是之前琼斯所不可控制的。猪已经不再是普通的猪,无论是选举总统,还是杀死叛乱者,这些看似为了庄园利益的民主举措,本质上都是对庄园里动物的权力压迫与剥削,而这也恰恰是极其鲜明的反乌托邦色彩。
还记得起义之初,动物们斗志昂扬地唱着《英格兰兽》,怀揣着理想与希望,推翻人类的统治,建立起民主和谐的动物天堂。可是,后来这被猪说成是造反之歌,而改为开头是“动物农场,动物农场我决不作危害你的勾当”的歌曲。[4]这首歌颂统治阶级的《拿破仑同志》,恰恰证明了这场宣扬民主和谐的起义运动沦为了可笑的闹剧,为更加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埋下了种子。如此一来,原本追求的民主变成了伪民主,想要实现的动物平等却变成了权力压迫,《动物庄园》在政治意义上的反乌托邦色彩由此可见一斑。
二、经济上:“公有制”的谎言
在《动物庄园》中,“公有制”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公有制是一种相对于私有制的经济制度。在这种制度下,生产资料所有制消失,生产资料不再进行排他性占有,而是由所有人平等共享。这一思想最早体现在托马斯·莫尔《乌托邦》一书中。身为欧洲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创始人,莫尔在该书描绘了他心目的理想社会,而公有制正是这一理想社会最显著的特点。他认为,废除私有制可以消除人们之间的物质差别,保障人人平等,从而成为民主社会的基础,换言之,乌托邦社会必然建立在公有制的基础之上。在乌托邦社会中,所有人能够平等地进行生产劳动以及消费,通过实行公有制和按需分配政策,实现富足安乐、自由平等的生活状态。
在反乌托邦文学中,由于社会成员的私欲,所有公有制的尝试均以失败告终,社会经济无可避免地朝着资本主义私有制方向发展,从而引起经济和政治上的不平等。在《动物庄园》中,故事伊始,德高望重的老麦哲向所有动物指出,动物的生活之所以如此糟糕,是因为所有的劳动成果几乎都被人类窃取了。[5]人类只消费不生产,驱使动物为他们工作,却只给动物们极少的食物,剩余一切收归自己所有。在经过一系列的“思想学习”,动物们坚信实行公有制之后,就能把所有的劳动成果平分共享,走上富足与自由的大道。由此,动物起义一触即发。在赶走农场主琼斯之后,动物们认为他们扫清了实现公有制道路上最大的障碍。在第一次集体劳动时,他们没有浪费任何东西,鸡和鸭子凭借敏锐的目光收集起最后一根秸秆。庄园里的任何动物都没有偷吃,哪怕一小口。[6]在他们看来,这些劳动成果理应由所有动物共享。殊不知拿破仑的私欲正在悄然滋长,这一公有制的平衡表象终究会被打破。自从猪掌权以来,食物配额越来越少,工作配额却越来越多,劳动成果逐渐集中到了猪这一特权阶层手里而非由所有动物平等共享。
例如,牛奶和苹果本应由所有动物平分,但却被偷偷掺入猪饲料中,甚至后来发展到明文规定,所有被风吹落的果实都要收集起来送到农具室供猪食用,并强调完全是因为猪从事脑力工作而需增加营养,而并非出于猪的自私与特权;同样,在刚实现公有制的庄园中,所有动物都不可以拥有私有财产,然而,随着拿破仑的权力膨胀,猪却可以随意处置所有财产,而把大众置于贫困境地。到了寒冷的冬天,农场面临严重的食物短缺,除了猪和狗之外,所有动物的粮食配额再次减少。[7]动物庄园中的法律规定,任何达到退休年龄的动物都能拿到养老金,但没有一个动物真正退休,更别提养老金了,整件事也就不了了之。果园后面的小牧场,原本承诺用作退休动物的草料场,但之后却被下令开垦用于种植大麦,且大麦仅供猪食用。 发展到后来,猪已经明目张胆地将公有钱财挪为己用,他们宣称将重病垂危的布克瑟送到医院治疗,事实上却把布克瑟卖到了屠宰场换钱,换来的钱则被拿去买了威士忌供猪自己享用。至此,公有制已是虚有其表,其存在不仅无法为动物们提供富足的生活资料,反而为猪这一掌权阶层所利用以满足私欲。动物们沉浸在”公有制"的谎言里,像奴隶一样工作却没有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殊不知自己已经是被剥削的底层动物了。
在《一九八四》中,奥威尔同样暗示私有制的废除并不能保证民主社会的实现。大洋国的公有制经济体制并没有给人们带来平等富裕的生活,反而为少数上等人所利用,以维护他们的极权地位。在大洋国,食物、衣服等生活用品供给都是由国家均额配给发放,但这些物资只能满足平民的个人最低生活需要,结果就是,普通民众匮乏个人必需品,公共设施失灵,人们拼命做苦力却仍然逃脱不了极度贫困的境地。但这种贫困其实是统治阶级为维护阶级差别故意造成的。同大众的生活环境相比,内党成员的住所如同天堂般华美,他们不用从事任何劳动,事实上却拥有着所有财产。同时,国家为了迷惑平民,确保公有制的谎言不被揭穿,总是宣称将剩余的物资投诸于战争计划。殊不知,战争只是一剂迷魂汤,是国家用来转嫁社会矛盾、打击所谓“假想敌”的借口。统治者故意在不断的战争中耗尽累积的财富,置民众于贫困不堪的境地,从而把平民牢牢地束缚于“劳动生产物资—物资投入战争—继续生产物资”的循环之中。
可以看出,《一九八四》中统治阶级的做法和《动物庄园》中拿破仑的做法如出一辙。由此可见,在反乌托邦文学中,总有一小部分人将自己的私欲掩藏在公有制的外衣下,表面上,私有制已废除,实现公有制,但实际上,这只是一种偷梁换柱的手段,将财产都集中到了少数人手里而不是人人共享,公有制最终还是沦为一个谎言。
三、思想上:“民主”中的精神压迫
反乌托邦著作《一九八四》的经典特征之一就是思想的控制,即通过控制人们内部的思想与记忆来控制他们外在的表现与行为。在《动物庄园》里,奥威尔也在动物的世界里描绘了同样的思想控制:统治者——猪不断篡改庄园历史,混淆动物们的记忆,用狡猾的话语欺骗动物,让他们遗忘过去,遗忘事实,消灭他们独立思考与独立判断的能力。这样一来,动物们逐渐变得愚蠢无知,身上的奴性甚至比之前为人类工作时更加强烈,又一次变成统治者的附庸和集权统治中的牺牲品。
庄园里的统治者巧妙地运用话语权力,常常给其他动物灌输迷惑性语言。福柯认为,话语即权力。话语绝对不是一个透明的中性要素,它不仅是施展权力的工具,也是掌握权力的关键。[8]在《动物庄园》中,话语就是一个重要的控制思想而获取权力的工具。起初,其他动物都知道如何表决,但从来没有想过要亲自提出一项决议。[9]思想上的愚昧无知与软弱性是他们极易被语言蒙骗的根源,同时这也为之后的集权统治奠定了基础。拿破仑和斯奎拉是话语权的掌握者,拿破仑负责决策,而斯奎拉对其他动物进行思想上的灌输,他们能够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从而使动物们质疑自己的记忆。并且每当改变决策或是篡改历史时,斯奎拉都会身披正义的外衣,带领着动物们喊着服从的口号:“没有谁比拿破仑同志更坚定地相信所有动物一律平等”;“忠诚与服从更为重要”;“如果拿破仑同志这么说,那么就一定是对的”。[10]
例如风车事件,拿破仑曾为了赶走斯诺鲍而极力反对风车项目,但自己得到统治权后,就立即下令建造风车,极具讽刺意味,很好地体现了统治者试图用言语来迷惑和说服动物们,让他们都从心里上相信这些编造和美化出来的“事实”。总之,语言的误导功能单向地、主观地和隐性地牵制了语言受众的思维,牢牢控制了关于意识形态的发言权,使任何反对意见无法展开,从而维护了强势群体的权力。[11]
统治者篡改文字记录,销毁一切对自己不利的证据,让过去的事实无从考证,让自己变为真理本身。在动物们提出怀疑时,斯奎拉借口没有任何文字记录可以证明,让动物们确信是自己搞错了。例如拿破仑宣布与邻近的庄园展开贸易的决策,动物们感到不安,并且记得第一次动物大会上通过的决议——永不与人往来,永不与人交易,永不碰钱。为了使动物们安心,斯奎拉便用语言蒙骗过关,说从没有文字记录可以说明有过这样的决议。
他保证说,以前根本就没通过什么反对贸易和金钱的决议,这类决议甚至从未提出过。这纯粹是臆想,追本溯源,很可能是斯诺鲍散布的谣言。可一些动物还是有些许疑惑,但斯奎拉狡猾地问道:“你们敢肯定这事不是你们做梦的时候想到的吗,同志们?你们对这样的决议有过任何记录吗?写在哪儿啦?”既然可以确定这类东西并没有文字记录,动物们便确信是他们自己搞错了。[12]
拿破仑从开始与人类交易,搬到农舍,穿上衣服,喝起啤酒,再到选举总统,杀死叛乱者......为了满足私欲,达到极权统治的目的,七戒也不断被修改,最后只剩下一条:所有动物一律平等,但有些动物比其它动物更加平等。在这个集权社会里,美化自己而抹黑敌对一方,“历史”便偏向统治者,变成被人任意修改的功劳簿。
统治者还通过制造假想敌与密探,巧妙转化矛头,使主要矛盾变为对外抗战,掩盖庄园内部剥削与压迫的事实。赶走琼斯后,拿破仑把斯诺鲍转换成动物们的敌人,不仅把所有的错误都推到这个假想敌身上,使动物们的矛头都指向斯诺鲍,而且还使动物们沉浸在保护庄园一致对外的狂热和不安中。此外拿破仑用“斯诺鲍安插的潜伏的密探”使动物们彼此怀疑,失去信任,打散它们之间的凝聚力,无法与掌权者对抗。时时笼罩着的假想敌威胁和对敌仇恨构塑出一个绑匪与人质互赖的政治剧场:纵使“绑匪”再蛮横,他也是“人质”们的唯一希望。恰如奥威尔本人所 言:“缺了对外仇恨,人民就不生存在恐怖之中,不生存在恐怖之中自然不需要集权的保护”。[13]
因此,统治者在语言、文字记录以及主要矛盾三方面的思想控制,均体现了反乌托邦的色彩。同时,从这三方面,我们也看到了《动物庄园》之于《一九八四》的先驱性意义。在《一九八四》里,处处有讴歌老大哥的口号;真理部负责控制国家舆论,修改文字记录;“英社党”还转嫁矛盾,不停地制造假想敌,进行仇恨教育,用战争、定期的飞机轰炸来制造恐慌并把罪责转嫁给欧亚国和东亚国。
最终在庄园里,动物们也如《一九八四》中的人们一样失去了思想上的自由,这个最初构建的自由平等生活富足的美好世界渐渐沦为一个虚假的空壳子,尽管它用美好的外表和花言巧语欺骗大家,但实际上这个“民主”庄园的内核早已变质。
本文从三个方面对《动物庄园》进行了文本细读,政治上,作品中形式上的虚假民主与实质上的权力压迫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经济上,表面上的公有制与实质上的私有化之间的矛盾冲突也进一步突出了作品的反乌托邦属性特点;思想上,思想控制违背了动物们追求自由平等的初衷。而以上这些都是反乌托邦文学作品所共有的典型特征。
《动物庄园》于1945年问世,四年之后,作者的《一九八四》出版并引起轰动。可以说,《动物庄园》具备了反乌托邦文学作品各个方面的雏形,具有一定的先驱意义,对作者《一九八四》的创作和问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基于此,本文认为《动物庄园》不仅仅只是一部政治寓言小说,更是一部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反乌托邦文学“力作”。
参考文献
[1]刘傲雪.统治的寓言:鲁迅与乔治·奥威尔作品中的动物形象[D].北京外国语大学,2019.
[2]乔治·奥威尔.动物庄园(英汉双语)[M].隗静秋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3]张虹.现代性:理解极权主义起源的另一个视角——重读《极权主义的起源》[M].中国图书评论,2019.08.10
[4]王晓华.乔治•奥威尔创作主题研究[D].山东大学,2009.
[9][10][12]乔治·奥威尔.动物庄园(英汉双语)[M].隗静秋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8][11]杨敏.穿越语言的透明性——《动物庄园》中语言与权力之间关系的阐释.外国文学研究.2011.
[13] 夏雪. 《动物庄园》与现代政治的极权陷阱. 社会科学论坛. 2015..
作者简介:王天姿(1998.09-),男,民族:回,职称:在读本科生,学位:学士,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
指导教师:谢劲秋(1964.10-),女,职称:教授,学位:博士,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英美文学,英语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