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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辽史记载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沿用其父撒剌的所遗留铜矿及铸造钱币实现国家富强，建立辽国。据考证撒剌的及耶律阿保机所铸造钱币数量非常少，耶律阿保机是通过沿用唐代的大量钱币实现富强。
关键词：辽史；撒剌的；钱币；阿保机；唐代钱币
在《辽史·食货志》中有记载“鼓铸之法，先代撒剌的为夷离堇，以土产多铜，始造钱币。太祖袭而用之，遂致富强，以开帝业。”其意为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统治时期经济发展，国家强盛，是因为使用其父撒剌的时期铸造的钱币以及开采的铜矿继续铸造钱币作为货币。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是仅仅这些就可以达到经济富强，以此就足以开创自己的霸业吗？
判断太祖阿保机能否通过沿用其父撒剌的所铸钱币及所开采的铜矿继续铸币，从而实现国家富强。需要通过相关史料和出土的辽代以前及辽代初期钱币数据来进行分析，了解当时所流通行用的货币种类和数量。经过相关史料考证和出土数据分析均证明撒剌的所铸造的钱币和太祖阿保机统治时期所铸造的钱币是远远无法达到使经济流通顺畅，社会繁荣的效果的。而实际上太祖阿保机是主要是通过沿用前朝即唐代的钱币，促进经济繁荣的。
首先辽代在建国以前其部族史称为契丹。“契丹”一词《辞海》解释为“我国古民族名，为东胡族的一支，居今辽河上游西拉木伦河一带，以游牧为生。北魏时自号契丹，分属八部。唐于此置松漠都督府，以契丹首领为都督。唐末耶律阿保机统一各部，于公元916年建立契丹国，自称皇帝，后改国号为辽”。这其中提到的松漠都督府是公元648年唐太宗以内附的契丹族专门设立，成为唐朝统辖下的地方行政单位。也就意味着自公元648年至公元916年耶律阿保机建立契丹辽国约二百七十余年间，契丹部族均为唐朝所管辖，因此这一时期在其经济流通过程中货币交易应当是使用唐朝钱币的。
同时如前所述阿保机父亲撒剌的统治时期已经开始了铜矿的开采和钱币铸造，可见从撒剌的到阿保机父子两代统治的几十年间，契丹及之后辽国是有了自己铸造的钱币的。那么其父子统治时期所铸造的钱币有哪些呢？
首先敬民先生在其所著论文《浅谈契丹撒剌的铸币-开元通宝》中有详细论述，据其考证撒剌的统治时期开始铸造的钱币主要是钱文亦为开元通宝的仿制钱，即辽铸开元通宝钱。“撒剌的当时所铸的钱是仿铸当时所广为流通的唐朝货币，当然也可能铸其他钱而首先仿铸的应是开元通宝”。
大丹重宝钱经杨继曾先生考证也为撒剌的时期所铸造，“大丹重宝钱为辽初之钱，或谓辽太祖之父撒剌的所造”。①同时杨继曾先生还考证了千秋万岁钱也是撒剌的时期所铸钱币，“千秋万岁钱形制质朴，书法奇古……虽然此钱之铸必在太祖以前，国未统一，制度未备，且未立年号，故以千秋万岁为文，取永久通用之义也”。②以上这些均为经过考证，确为撒剌的所铸钱币，目前未见有所遗漏。
那之后太祖阿保机所铸造的钱币具体有哪些。郑家相先生有过考证：“天赞通宝平钱，契丹太祖铸”。③杨继曾先生也有说明：“按辽耶律阿保机，于后梁末帝龙德二年改元天赞……是知天赞通宝为传世辽太祖制纪年钱之始”。④均确认天赞通宝钱为阿保机时期所铸行钱币。
另外开丹圣宝钱据杨继曾先生考证也应为太祖阿保机建国时所铸钱币。其《辽钱沿革再探》中也进行了详细的推断：“辽钱‘大丹重宝’、‘开丹圣宝’俱属早期初创之开国钱。……是知契丹由太祖建国。然则‘开丹’谓之契丹开疆创业是可行的。据此推断，‘开丹圣宝’钱带有开国纪念性质，其铸行年代郑说‘天赞以前’过于笼统，我认为太祖建国之年即神册元年（公元916年），以昭隆重，或近其实”。⑤
通行泉货钱也是杨继曾先生考证的铸行时间在阿保机神册元年或稍前后数年的钱币。“通行泉货钱颇具十国钱‘乾封泉宝’风范……此钱钱文书体介乎‘开丹圣宝’与‘天赞通宝’之间，而较‘天显’、‘天禄’古拙，因此，当定为太祖开国初期仿前期钱制摹其文字而铸行的通用铜钱。在目前别无其他实物可证的情况下，这种铜钱应当确认为辽代最早铸行的通货，而早于‘天赞’以下的各种纪年号宝文钱，‘通行泉货’的铸行年代上限可以定于神册元年或稍前后数年”。⑥
综合以上列举的撒剌的和阿保机统治时期所铸行的钱币，应有仿铸开元通宝钱、大丹重宝钱、千秋万岁钱、天赞通宝钱、开丹圣宝钱、通行泉货钱几种。
分析了契丹建国之前行用唐朝钱币，以及撒剌的和阿保机统治时期铸行的钱币。那么唐末藩镇割据至太祖阿保机统治时期，契丹辽国和其他周边地区或国家是否也通过贸易、掠夺或进贡等方式，吸收了周边国家的钱币以发展自身经济呢？
撒剌的和阿保机父子时期，契丹部族管辖地区接壤的主要有唐末藩镇割据时期卢龙节度使刘仁恭刘守光父子统辖的桀燕，李克用统辖的晋，以及唐灭之后代唐而治的后梁与后唐。
唐末藩镇割据现象严重，“刘仁恭镇幽州，素知契丹军情伪，选将练兵，乘秋深入，逾摘星岭讨之，霜降秋暮，即燔塞下野草以困之，马多饥死，即以良马赂仁恭，以市牧地。仁恭季年荒恣，出居大安山，契丹背盟，数来寇钞。时刘守光戍平州，契丹实里王子率万骑攻之，守光伪与之和，张幄幕于城外以享之，部族就席，伏甲起，擒实里王子入城。部族聚哭，请纳马五千以赎之，不许，沁丹乞盟纳赂以求之，自是十余年不能犯塞”。⑦可见契丹与刘仁恭刘守光父子时有交兵，“阿保机，亦不知其何部人也，为人多智勇而善骑射。是时，刘守光暴虐，幽、涿之人多亡入契丹。阿保机乘间入塞，攻陷城邑，俘其人民，依唐州县置城以居之”。⑧由于连年战争和桀燕刘守光的残暴统治，幽州及涿州的百姓被迫逃亡契丹以避祸。史料未记载刘仁恭刘守光父子割据幽州、涿州时期有铸行自身政权桀燕的钱币，故考虑这一时期流亡入契丹和阿保机俘获的幽州、涿州百姓仍然使用的是唐朝钱币。
关于唐末另一割据势力，与契丹部族领地接壤的晋王李克用的晋地。史载“梁将篡唐，晋王李克用使人聘于契丹，阿保机以兵三十万会克用于云州东城。置酒。酒酣，握手约为兄弟。克用赠以金帛甚厚，期共举兵击梁。阿保机遗晋马千匹”。
⑨晋王李克用聘于阿保机，约为兄弟，并且互相有金帛良马互赠。但未载任何李克用铸行钱币之说，就钱币流通来说也无法提供晋王李克用政权有输出其铸造钱币的证据。
后梁代唐之后，史载：“梁祖之开国也，属黄巢大乱之后。以夷门一镇，外严烽堠，内辟污莱，厉以耕桑，薄以租赋，士虽苦战，民则乐输，二纪之间，俄成霸业。及末帝与庄宗对垒于河上，河南之民，虽困于辇运，亦未至流亡，其义无他，盖赋敛轻而田园可恋故也”。⑩“阿保机遗晋马千匹。既归而背约，遣使者袍笏梅老聘梁。梁遣太府卿高顷、军将郎公远等报聘。逾年，顷还，阿保机遣使者解里随顷，以良马、貂裘、朝霞锦聘梁，奉表称臣，以求封册。梁复遣公远及司农卿浑特以诏书报劳，别以记事赐之，约共举兵灭晋，然后封册为甥舅之国”。⑪可知后梁统治时期，百姓安于本土，未有因暴政或战争等原因而大规模逃亡的事情发生。同时阿保机称臣于后梁，赠送良马等物品求册封，之间无战事发生。但是史料也未记载后梁政权有铸造过其政权特有的钱币，仍当沿用唐朝钱币以行用，因此也就没有可能将后梁政权特有钱币输入到契丹用于流通。
后唐庄宗攻灭后梁，同时后唐与契丹之间也时有战争发生：“庄宗初嗣世，……十三年八月，安巴坚率诸部号称百万，自麟、胜陷振武，长驱云、朔，北边大扰。庄宗赴援于代，敌众方退。十四年，新州大将卢文进为众所迫，杀新州团练使李存矩于祁沟关，返攻新、武。周德威以众击之，文进不利，乃奔于契丹，引其众陷新州。……是时，或言契丹三十万，或言五十万，幽蓟之北，所在北骑皆满。庄宗遣明宗与李存审、阎宝将兵救幽州，遂解其围，语在《庄宗纪》中”。⑫“十八年十月，镇州大将张文礼弑其帅王镕，庄宗讨之，时定州王处直与文礼合谋，遣威塞军使王郁复引契丹为援。十二月，安巴坚倾塞入寇，攻围幽州，李绍宏以兵城守。契丹长驱陷涿郡，执刺史李嗣弼，进攻易、定，至新乐，渡沙河，王都遣使告急。时庄宗在镇州行营，闻前锋报‘契丹渡沙河’，军中咸恐，议者请权释镇州之围以避之。……庄宗亲御铁骑五千，至新城北，遇契丹前锋万骑，庄宗精甲自桑林突出，光明照日，诸部愕然缓退，庄宗分二广以乘之，北骑散退。时沙河微冰，其马多陷，安巴坚退保望都。是夜，庄宗次定州，翌日出战，遇奚长托诺五千骑，庄宗亲军千骑与之斗，为其所围，外救不及，庄宗挺马奋跃，出入数四，酣战不解。李嗣昭闻其急也，洒泣而往，攻破其阵，掖庄宗而归。时契丹值大雪，野无所掠，马无刍草，冻死者相望于路”。⑬后唐与契丹一直处于交战状态，但是也没有史料记载相互之间有百姓逃亡或财物赠送，且没有记载后唐有铸造过其政权特有的钱币以行用，应当也是通过使用唐朝钱币作为本朝流通货币以行用。同样也可以认为后唐也没有输出其政权特有的钱币进入到契丹货币流通领域。
考虑契丹建国前及初期所接壤的其他周边地区，如渤海、室韦等，因远离中原，未见史料有载其铸造过政权专有的钱币，应也不会对契丹流通的货币构成影响。
综合以上史料记载和相关资料分析，可知契丹立国前后撒剌的和阿保机统治时期的流通钱币有唐朝的钱币，及仿铸的开元通宝钱、大丹重宝钱、千秋万岁钱、天赞通宝钱、开丹圣宝钱、通行泉货钱等几种。
在这几类钱币中，他们的数量及占比也有相关的资料统计，我们可以通过有关这一时期出土的窖藏钱币统计数据来进行分析。近几十年来在契丹辽国统治的区域，如今内蒙古、北京、山西、河北等地，均出土了许多窖藏钱币，其中的涉及到的辽代钱币统计数据列举如下。
内蒙古赤峰市是契丹部族的发祥地和主要居住地，是辽上京和中京所在地，“1972年，在内蒙古巴林左旗小辛庄出土一批辽代钱币窖藏560斤，约6万枚。其中有汉、唐、五代、北宋和辽钱，宋钱居多，辽代钱币仅有44枚。这一窖藏未统计唐代钱币具体数量，但明确指出辽代钱币仅有44枚，其中涉及到撒剌的和阿保机时期所铸造的钱币还会更少。1980年，在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土木富州乡大良沟村出土辽代窖藏钱币47斤，共6383枚。其中唐朝钱币占比22.5%，1437枚；宋代钱币占比77%，4900枚；辽代钱币只有8枚，仅占比0.1%”。⑭因宋朝立国晚于阿保机统治时期，宋代钱币数量不计统计。这一典型窖藏钱币中唐朝钱币和辽代钱币的数量比例为180:1，这里的8枚钱币还很大可能是辽代中后期所铸造钱币，因此在这一窖藏钱币中唐朝钱币和辽代立国前后所铸造钱币的比例还要大于180:1。“1981年，赤峰市林西县小城子乡三道营子村、巴林右旗羊场乡上石匠山村出土辽代窖藏钱币1910斤，约25万枚。其中唐代钱币占比20.5%，约5万2千枚，宋代钱币占比78.47%，辽代钱币349枚”。⑮唐代钱币和辽代钱币的比例为149:1。同样的如果仅考虑撒剌的和阿保机所铸造的钱币的话，唐代钱币和其的比例也会远大于149:1。可见在内蒙古赤峰市这一契丹辽国最主要的区域内，撒剌的和阿保机时期铸造钱币的数量是远远少于同一时期所行用的唐朝钱币的。
在赤峰市以外的地区所出土的辽代窖藏钱币数据同样支持这一论点。“1984年，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出土辽代窖藏钱币8728枚，其中中原各朝铸币占比99%以上，辽代自铸钱币很少”。⑯“1992年，在河北宣化下八里村辽代韩师训墓出土铜钱62枚，共21种，除唐代开元通宝、十国的咸康通宝、开元通宝对钱外，其余均为北宋钱币，无一枚辽代钱币”。⑰由此可见辽代钱币在契丹辽国其他区域的行用数量也是非常之少，更何况立国前后做铸造的钱币，应更加少于同时期行用的其他钱币。
通过比较契丹辽国主要统治地区和其他地区的出土钱币窖藏，均可见唐代钱币的数量要远远大于撒剌的和阿保机父子所铸造的钱币数量，也同样可以证明在这一时期经济贸易流通领域所行用的钱币也是这一情况。
因此结合史料和相关文献等统计数据可以证实《辽史·食货志》所记载的“鼓铸之法，先代撒剌的为夷离堇，以土产多铜，始造钱币。太祖袭而用之，遂致富强，以开帝业”，这一描述确实有失偏颇。太祖阿保机仅仅通过沿用和铸造如此少量的钱币以实现经济繁荣，成就霸业，无论如何是远远不够的，而其真正所依靠的是沿用了当时大量的唐朝钱币进行经济贸易，从而最终建国开创帝业的。
参考文献
[1][2][4]杨继曾《辽钱考略》
[3]郑家相《辽钱考》
[5][6]杨继曾《辽钱沿革再探》
[7][12][13]《旧五代史》卷137
[8][9][11]《新五代史》卷72
[10]《旧五代史》卷146
[14][15]刘林海、孟令婧《巴林左旗十三敖包镇辽代窖藏钱币》[J]，《内蒙古文物考古》2010年第1期
[16]富占军、李兴胜《察右前旗出土窖藏钱币》[J]，《内蒙古金融研究》2003年S1期
[17]刘海文、颜诚《河北宣化下八里辽韩师训墓》[J]，《文物》1992年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