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大学，江苏省 扬州市 225009）
阮籍《咏怀》诗八十二首，第一首最为出名因而被反复探讨：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本诗所写乃阮籍失眠时所见所闻、所行所感。那么我们自然会问：阮籍失眠的原因是什么？
由这首诗诗中不难看出，阮籍失眠的原因是“忧思伤心”，因此探求阮籍失眠的原因便必得了解他的“忧思”。
阮籍出生于文学史上的“建安时期”，待其成年，彼时魏明帝曹叡在位。魏明帝虽荒淫无度、劳民伤财，但尚可政由几出，虽后期，魏国政治经济危机严重，然其时政治形式相对后来文学史上的“正始时期”算稳定。
他的忧思来源其“忧生”。公元239年，司马懿、曹爽“夹辅”曹芳继位。曹芳年幼，受诏辅政的司马懿、曹爽便成了实际掌权者。自此，以曹爽为代表的曹氏政治集团与以司马懿为代表的司马氏政治集团展开了激烈的权力斗争。据《晋书》所载“曹爽用何晏、邓扬、丁谧之谋，迁太后于永宁宫，专擅朝政，兄弟并典禁兵，多树亲党，屡改制度。帝不能禁，于是与爽有隙。五月，帝称疾不与政事。”可见此时“曹马之争”已相当激烈。最终，司马懿于公元249年发动“高平陵事变”，诛杀曹爽并夷其党羽何晏、丁谧等人三族。司马氏的杀戮拉开了序幕。《资治通鉴》用如下语记载当时的血腥：“收爽、羲、训、晏、飏、谧、轨、胜并桓范皆下狱，劾以大逆不道，与张当俱夷三族”、“夫家夷灭已尽”、“懿穷治其事，诸相连者悉夷三族。发凌、愚冢，剖棺暴尸于所近市三日”······《晋书》以“天下多故”四字概括其时局面，不可谓不贴切。
曹、马之争如此险恶，其时知识分子的命运自然不免受到政权交替的洗礼。何况阮籍身为正始文人的代表之一，“咸共称异”的赫赫声名已是树大招风，其父阮禹又与曹魏政权关系密切，自不免有朝不保夕之感。
阮禹曾任曹操司空军谋祭酒，同陈琳共掌记室，后转任仓曹属掾。据阮籍年表载“公元211，阮禹为曹操作书与孙权，表修好之意”、“公元213年，阮禹病卒，曹丕闵其妻子孤弱，作《寡妇赋》”。阮禹同曹魏政权如此密切的关系，使得阮籍难以不为司马氏政治集团所猜忌。“钟会数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获免”。从《晋书》中这条记载略可窥阮籍当时处境。
他的“忧思”在于生于乱世，有志难酬。《晋书》载“阮籍容貌瑰杰，志气宏放，傲然独得，任性不羁，而喜怒不形于色。博览群籍，尤好《庄》、《老》。嗜酒能啸，善弹琴。当其得意，忽忘形骸。时人多谓之痴，惟族兄文业每叹服之，以为胜己。由是咸共称异”。一个人兼具容貌志气，又胸有丘壑，想必不甘饮酒终日、碌碌一生，而《晋书》也的确称“籍本有济世志”，只叹“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如此，阮籍壮志难酬之郁愤可见。
阮籍《咏怀》八十二首，其中亦不乏抒发其有志难酬之慨叹的。
《咏怀·其六十一》：“少年学击刺，妙伎过曲城。英风截云霓，超世发奇声。挥剑临沙漠，饮马九野垧。旗帜何翩翩，但闻金鼓鸣。军旅令人悲，烈烈有哀情。念我平常时，悔恨从此生。”
《咏怀·其七十九》：“林中有奇鸟，自言是凤凰。清朝饮醴泉，日夕栖山冈。高鸣彻九州，延颈望八荒。适逢商风起，羽翼自摧藏。一去昆仑西，何时复回翔。但恨处非位，怆悢使心伤。”
众所周知，朋友甚至知己在魏晋人心中有着别样崇高的地位。
《世说新语·伤逝》：“王子猷、子敬俱病笃，而子敬先亡。子猷问左右：‘何以都不闻消息？此已丧矣！’语时了不悲。便索舆来奔丧，都不哭。子敬素好琴，便径入坐灵床上，取子敬琴弹，弦既不调，掷地云：‘子敬！子敬！人琴俱亡。’因恸绝良久，月余亦卒。
”
······
魏晋时人对朋友之义的看重，颇类司马迁于《刺客列传》、《游侠列传》中，塑造的那些刺客、侠士“许友以死”的高义，而略有差别。“魏晋之时，束缚人性的天人感应神学已经崩塌，人的本性获得舒展，长久遭受压抑的情感奔流而出，充满于那一时代。可以说，整个魏晋时代的名士都是‘一往有深情’的人。名士们以‘情’抗‘礼’，拆毁人际关系中的种种篱笆，恣情任性，亲密无间，充分的享受人间的亲情和友情，情在这一时代里成了父子之间、夫妻之间、朋友之间的联系纽带。”王戎那句“情之所钟，正在我辈”真可算是道尽了其时名士与情的关系。
阮籍既为魏晋名士的代表，在他身上，自然亦可看到当时人普遍所有的对情的执着。他痴于友情，常因无知己相伴而戚戚然。可引其《咏怀》诗为证：
《咏怀·其十七》：“独坐空堂上，谁可与欢者······”
《咏怀·其三十四》：“临觞多哀楚，思我故时人。对酒不能言，凄怆怀酸辛······”
《晋书》载阮籍“尝登广武，观楚、汉战处，叹曰：‘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杨慎言：“岂谓沛公为竖子乎？伤时无刘项也。竖子指晋魏间人耳”，他大约亦是深知阮籍鹤立于魏晋竖子间、少有知音之痛，故有此解。
旧有价值观念的崩塌亦造成了其“忧思”。魏晋之际，儒家所推崇的圣人如尧舜之流，经魏文等人假托，激愤之士于历史事实必有所怀疑。篡逆之辈尊容显贵，忠义之士多遭杀戮，道德界信用的缺失已不可避免。世人长期信奉的儒家价值体系崩塌后，随之而来的必是于伦理道德上深深的无所适从之感。
“赵母嫁女，女临去，敕之曰：‘慎勿为好！’女曰：‘不为好，可为恶邪？’母曰：‘好尚不可为，其况恶乎！’”这则见于《世说新语·贤媛》篇的故事，以三言两语刻画出了当时人“无所措手足”的困顿之态。“为好”本是在旧有价值观念浸染下的人所认可之事，然而魏晋之际，且看“为好”之人得到的是何种下场，无怪乎赵母敕女“慎勿为好”。
阮籍亦是如此，虽早已看破礼教粉饰下的虚伪内里，但心中实则从未忘却礼法，否则何须故作离经叛道之语，故行有违礼教之事。鲁迅先生早在文章中点出:“魏晋时代，崇尚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因为魏晋时代所谓崇尚礼教，是用以自利，那崇奉也不过偶然崇奉，如曹操杀孔融，司马懿杀嵇康，都是因为他们和不孝有关，但实在曹操司马懿何尝是著名的孝子，不过将这个名义，加罪于反对自己的人罢了。于是老实人以为如此利用，亵渎了礼教，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但其实不过是态度，至于他们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礼教，当作宝贝，比曹操司马懿们要迂执得多。”
魏晋士人“努力地将自己的人生切入诗的意境里确定生命的意义，进而热爱执着于生命”。对生命的热爱，加上“身仕乱朝”、不知何时便会“罹谤遇祸”的处境，因此，包括阮籍在内的魏晋士人对人世无常、人生短促的感受自是格外深切。又由生命的短暂无常，进而开始思索生命的意义指归何处，如此，“忧思”也随之产生。
《晋书》载“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籍不识其父兄，径往哭之，尽哀而还。”阮籍那一番眼泪，只是献给一具美丽而早早凋零的生命，只是出于对生命本身的热爱。
对他人的际遇尚如此痛心，阮籍对自己生命的哀叹与对生命价值的追问可以想见。
阮籍对自己的一生似乎并不持肯定态度。这从他对儿子的告诫中可见。“子浑，字长成，有父风。少慕通达，不饰小节。籍谓曰：‘仲容已豫吾此流，汝不得复尔！’”阮籍为人父，教导儿子必是“欲使其佳”。有训如此，其一生之艰辛、对自己一生的否定态度已表露无遗了。又有“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等狷介之行，更是身处乱世、终生未能找到实现其人生价值的途径的英雄末路之哭。
“忧思”若此，便难怪其“夜中不能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