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史学史研究离不开对史料的掌握，因而正确的史料学意识对于史学史研究的顺利开展很有必要。而中国古代史料学，主要是对以往的史料进行梳理和总结，以故作为学术史的中国史学史显然应该成为中国古代史料学重要的外延知识。史学史与史料学是互相促进的两门学科，二者在历史研究中缺一不可。在21世纪的今天，建立正确的史料学意识，将古代史史料学作为独立的学科，是学术发展的应有之意，我们也应该重视中国古代史史料学的学术地位。
关键词：古代史学史；古代史料学；学术地位
一、中国古代史学史、古代史料学的相互关系
中国古代史学史，离不开对史料学的掌握。这首先是由中国古代史学史的任务决定的。根据乔治忠先生在《中国史学史》一书中的看法，“中国史学史就是把演进的范围大体规定在中国的范围之内，清理我们祖国自古以来的史学遗产，阐明中国史学的演进过程，揭示中国史学发展的特有规律。[乔治忠著：《中国史学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4页。]既然中国古代史学史是要清理遗产，那么自然就离不开对既往历史书和历史材料的梳理和总结，而这正离不开史料学的功底。史料是研究历史的基础。在各类史料（文字、实物遗迹口头传说）中，文字史料是数量最多、包罗方面最广和内容最丰富的，治史者理应高度重视，充分利用。[齐世荣著：《史料五讲》，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页。]中国古代史学史，作为历史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学科，自然也需要加强对史料的重视。如果没有一手史料，则很容易将别人的二手史料看作是一手的原始史料，进而得出错误的史学史的结论。更严重的是，如果没有树立正确的史料学意识，容易将伪造的史料，看作是真实的史料。不区分史料，不进行“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史料学、文献学考订，都不是史学史研究的正确路径。
史学史研究，尤其是中国古代史学史研究，主要依靠历史上留存下来的历史记录。这些记录无论是纸上的历史档案或者文字史书，还是地下的出土文物或者器物铭文，都是史料，都需要进行辨伪和考订。而对史料进行辨伪和考订，离不开史料学意识，尤其需要正确的史料学训练。史料学就是研究史料的搜集、鉴别和运用的科学，是历史科学的一个分支。[陈高华、陈智超等著：《中国古代史史料学》，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1页。]明确了史料学的定义之后，很多学者往往注意到史料学与史学史之间密切的关系。如南开大学以故教授杨翼骧先生，在其主编的《中国历史大辞典?史学史卷》中，提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任务就是考索各种史料的源流和时代特征；了解史料的实际价值。[吴泽、杨翼骧主编：《中国历史大辞典?史学史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年，第116页。]在这里史料学对史学史的作用显而易见，史学史是研究史学的学科，而史学的载体往往都是过去的史料。
史学史研究，既是宏观的大历史研究，观察史学发展的大脉络，分析史学发展的情景；同时也是微观的小历史研究，小到需要研究某个史家的生平，某个史学流派的产生时间，甚至某个章节的定稿时间。微观的史学史研究，更离不开对史料的爬梳和整理及分析。正确的史料无疑会促进史学史研究的顺利进行，而错误的史料如果不加择别的使用只会让结论站不住脚。断代的史料学知识之充分，将有利于我们加深对某个时期史学发展状况的认识。由此可见，如果相关史料学专家，都能根据朝代，分阶段考索断代史料学，将各个时期的史料进行细致、精确的考订，那么对史学史研究也会是一个重大的助力。
二、中国古代史史料学需要中国史学史的学科知识
如前所言，中国古代史史料学也是历史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史学史本身就是关于历史学之史的研究。因而史学史对于广义历史学研究的意义，同样也适用于中国古代史史料学。这是因为史学史研究的内容涉及到了史学思想和历史编撰学。[乔治忠著：《中国史学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6页。]而中国古代史史料学也内在地需要关注史料学背后的思想性和各种史料体例、体裁。在这个层面上，熟悉中国古代史学史知识，有助于我们理解史料背后所反映的时代特色，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古代史料体例之变迁发展。
首先，史料学可大体区分为两类：一类研究搜集、鉴别和运用史料的一般规律和方法，可称为史料学通论；另一类研究某一历史时期或某一史料或某一史学领域史料的来源、价值和利用，可称为具体的史料学。[陈高华、陈智超等著：《中国古代史史料学》，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1页。]史料学作为一门学科，尤其发生、发展、变化的历史，对这些变化进行历史的考察，也就是要用历史的眼观去观察不同时代史家的史料观。这种对史料观的历史学考察，往往需要关注不同史家史学思想的变化，将不同的史料进行综合对比，有时候甚至需要进行长时段的分析，看清楚时代对史料观变迁的影响。这种研究，离不开对史学史知识的掌握。拿傅斯年的“史料学就是史学”这个著名的论断来说，学人们如果要完整、全面的理解傅斯年的史料学思想，既需要关注傅斯年全部的史学活动，分析傅斯年为什么会形成这种观点，考索史料学就是史学观点的渊源，最终再去分析史料学就是史学思想的学术价值和学术影响。这种方法实际上就是沈刚伯所说的“史学与世变”，即从“历史、社会看史学”。[沈刚伯著：《史学与世变》，北京：海豚出版社，2015年，第1-17页。]因之将史学史研究方法引进史料学领域，其益处是显而易见的。
其次，史料学需要新的方法和新的理论来促进其本身的更新与发展。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系统的、充分的、经过检验的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坚实基础。史料学无数次在理论与方法的更新下取得了新的突破。如金石学，在宋代之前虽然已经陆续发现了一些金石史料，但是并没有形成专门之学问。在宋代，有关史料研究中最为发达者要属金石之学。本来将金石用为史料在宋代以前并非没有。但是将金石文统统作为史料使用者，首先开始于欧阳修的《集古录》。[（日）内藤湖南著、马彪译：《中国史学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87-190页。]同样的史料，发现者所具备的史学素养不同，则价值就大相径庭。如甲骨文龟甲，在农民那里是卖钱的药材，在文字学家眼里是文字史料，只有到了历史学家手中才具备研究历史的史料价值。因此史学史对于史料的正确识别和运用是极有帮助的。
最后，中国史学史研究一切历史学研究，研究一切史学活动现象。因此中国古代史料学的部分内容实际上都包含在了中国古代史学史研究之中。孔子的史料学思想，即是中国古代史料学要研究的内容，也是中国史学史绕不开的环节。古代被称为二十四史的正史，既见于《中国古代史史料学》一书，也见于《中国史学史》一书。由此可见，二者都同样关注史书，关注史料，关注不同史料的择别，关注史料审定的办法和辨伪。在这种意义上说，中国古代史学史应该更多的吸收古代史史料学的有益成果，去让史学史结论更精确；而中国古代史史料学，也需要借助史学史的方法和理论，去知道各种史料的背景和其史料学思想来源所在。
三、中国古代史料学的重要性
中国古代史史料学，是一门值得重视的学科。正确的史料学意识对于我们研究历史，分析历史，考证历史都是非常有帮助的。没有正确的史料学意识，研究者在学术中研究中会失去对史料的正确判断，会错误的把伪史料当作信史来用却不自知。近代的傅斯年曾大力鼓吹史学即史料学，这句话虽然有夸大的成分，但是史料、史料学是一切历史研究的基础，确是毋庸置疑的。在21世纪的今天，历史学研究面临新的发展机遇，史料的载体也从传统走向现代，电脑、互联网、影响等都成为史料的载体。面临历史大数据的今天，我们仍然要树立正确的史料学意识。
从学科发展角度而言，中国古代史史料学要想发展壮大。一方面需要内部学科的更新，积极从别的学科吸收跨学科的学科方法和理论，实行史料学的跨学科发展，如文学史史料学、哲学史史料学等。另一方面，相关学人要加强合作，要想在学科上实行自己的特色发展，就必须提高思想觉悟，在思想上认识到史料学的学术地位；进而掌握教丰富的文史知识，做一个贯通之学人。如此才能实现中国古代史史料学的学术地位之提高。
中国古代史史料学虽旧仍新，在当下学术大发展的时代下，我们要深刻认识到中国古代史史料学的科学性质，要自觉地从体系上思考建立一个怎样的史料学学科以及如何让史料学更好的为历史学研究服务。只有史料学学科，具有了现实的价值，才能进一步得到其他学科人士尤其是历史学人士的重视。
在史学史与史料学关系日益密切的学科发展背景之下，二者是可以做到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