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随着影视等其他更具有工业主义品性的文化类型的成长，汉语言文学逐渐走入了晚期。本文对汉语言文学进行探究，分析了我国的汉语言文学现状。
关键词：汉语言 中国文学 世界
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千丝万缕，在现代性论域内，有多种面向可以展开论述，如，某个作家的创作与西方古典或现代文学的联系；某部作品中的西方或世界的因素；某种表现方法或主题与西方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的联系等等，这些论述都可切实地展开。但面对当代中国文学，所有这些论述，都并不能使人满足，因为所有的难题归根结蒂在于两个问题：其一，当今中国文学如何更全面也就是更有效地走向世界？其二，当今中国文学到底与世界文学在艺术水准上有多少差距（或者，接近到何种程度）？其实人们的焦虑正是集中在第二个问题，因为，今天人们把中国文学不能全面而有效地走向世界，正是在艺术水准方面的不自信，或者说是对中国作家不信任，不相信今天的中国作家具有世界级水准。好不容易有一位中国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不少国人一方面认为，达到这一作家水准的中国作家有20个以上；这样说的意思不是说中国文学水准有多高，而是说那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的水准有多低，进而证实诺贝尔文学奖只是从政治方面来给予中国作家此类奖项……如此云云。
一、中国当代文学走向世界的出路
中国当代文学的水准问题是所有问题的核心，而这一核心问题只有等待汉学家或西方的出版商认可才能解决。这仿佛就是等待审判一般。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先要等待艺术水准的质量认证；而后才能获得世界的通行证。如此这般，恐怕中国文学再过一个世纪也不能走向世界。走向世界对于中国人来说，从来不是一个简单的出版商业问题，它是一种文化的尊严。如果仅只是出版商业，最近20年来，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并不在少数。中国当代至少有50个以上作家的作品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欧美较有影响的作家如王蒙、莫言、余华、苏童、铁凝、张炜、王安忆、贾平凹、姜戎、徐小斌、格非、阿来、刘震云、虹影……，这些作家的作品，除了少数几部是由企鹅出版公司等大出版商运作外，大多数作品是由欧美大学出版社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而出版的。这样看来，走向世界的困扰，就是如何被欧美顶级出版商认证文学的阅读价值，而这种阅读价值，显然也是在艺术价值等价的情形下被认定的。这种艺术价值，当然也是西方主流文学价值观的体现。
然而，问题的难处在于，中国作家的作品是否合符西方的主流文学价值观，这要由少数汉学家来认定。那么，我们就会追问，少数汉学家如何认定呢？是以他们自身的阅读，还是由中国本土的文学研究信息给予有效的参考意见。
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必然面临着二难选择：要么完全奉行西方文学的标准，接受西方文学的全盘影响，做出合符西方文学（包括苏俄文学在内的）理想准则的文学；这可能会易于为西方的汉学家、出版商、广大读者所接受。但这样做的风险在于：如果说文学要植根于母语的民族传统和现实生活的话，那么，中国文学就不可能全盘西化，因为这与思想观念和社会价值观念还有所不同，它与母语相关，是民族文化最内在的表现，它必然要扎根在民族心灵与母语魂灵之中。因此只能走民族本位文学的路，这条路的结果必然是，其本土的、母语的文学性水准愈高（或愈成熟），它走向世界的难度就愈大。
二、中西方的文学差异
赛亚·伯林在《浪漫主义的根源》一书中说：“浪漫主义的重要性在于它是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场运动，改变了西方世界的生活和思想……。它是发生在西方意识领域里最伟大的一次转折。发生在十九、二十世纪历史进程中的其他转折都不及浪漫主义重要，而且它们都受到浪漫主义深刻的影响。”在《现实感》里，他再次强调发生在18世纪末的思想史的转折的重要性。虽然因“浪漫主义”的称呼而广为人知，“它的全部重要意义和重要性即使在今天也没有得到应有的认识”。他指出：“我们称为浪漫主义的运动使现代伦理学和政治学发生的转型，远比我们意识到的要深刻得多。
”
从这一观点可以进一步去理解，浪漫主义运动使文学艺术发生的转型，可能更为深远。浪漫主义是一种更为基础的、更为深远的西方的现代性的思想文化运动（即使是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乃是在浪漫主义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反叛性/批判性的思潮）。西方现代以来的文学艺术，根本上是立足在这一文化根基上。也正因为此，我们就好理解西方现代以来的文学，如何通过写出人物的内心世界来折射社会历史现实；这与我们努力要反映时代精神，反映社会现实的本质规律的要求，显示出鲜明区分的二种艺术进向。这是我们理解中西方现代小说叙事的大的哲学背景，或者说思想文化背景。
三、中国文学要以其自身的艺术感悟来完成内在的超越
20世纪90年代后期至21世纪初期，中国文学是全面的乡土叙事的回归，而且在此基础上建构起一个时期的文学高度。因此，如果按西方现代以来的文学标准来看中国当代文学，显然不是艺术水准的问题，而是艺术特质的鲜明差异。中国当代小说长于客观历史叙事，这与西方现代以来的小说长于内在心理叙事十分不同。尽管二者都有例外和特异，但总体来说，中国现代以来的长篇小说注重外部客观社会现实的表现，擅长于历史叙事。进入新世纪以来，莫言的《生死疲劳》《蛙》、张炜的《你在高原》、贾平凹的《秦腔》《古炉》、铁凝的《笨花》、王安忆的《启蒙时代》、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阎连科的《受活》《四书》、阿来的《空山》、刘醒龙的《圣天门外》、毕飞宇的《平原》等，都可以看出乡土中国的历史叙事所达到的发达和成熟的状态，某种意义上，过度发达与成熟，无疑也是一个需要反思的问题。
当然，对历史叙事体制的过度成熟状态的克服，并不是简单直接地转向西方浪漫主义文化基地上的内在化的心理叙事，而是在自身的道路内，以其自身的艺术感悟来完成内在的超越。因为，这样的艺术特质依然是其身锤炼而成的艺术本性，并不能轻易丢弃，也不应该丢弃。实际上，近年来的乡土中国历史叙事，有几位作家就作出了相当高妙的抽离——之所以用“抽离”而不是用“破解”或“突破”，是因为这是内在化的自然的领会，是内化到一定境界时艺术笔法自然闪现出的智慧之光芒。如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就用故事的小转折、对哭丧的回望，改名的历史性，从大历史中抽离出来，完成乡土中国极为本真纯粹的叙述。莫言的《蛙》则是用平实的叙述与多文本的戏剧性拼贴，来打开文本的历史建制。张炜的《你在高原》则是用第一人称的强大的主观语式，来建构对话性的叙事情境。阿来的《空山》则用更虚化的生存体验，来寻求超出异域文化封闭领地的路径。贾平凹的《古炉》显然是一部极为大胆的作品，落地成形，随物赋形，行与所当行，止于可止与不可止。如此随心所欲，自然天成。这些叙述经验，确实是在汉语文学经验内部所抵达的意境，甚至也是这些作家修炼多年后的感悟。
四、结束语
不管西方还是中国，全部文学发展至今，都走到它的晚期。想想文学在人类漫长的岁月里有过辉煌，今天它因为自己的成熟，也因为影视等其他更具有工业主义品性的文化类型极其旺盛地生长——而不得不走向晚期，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一种文化的命运。而现代汉语白话文学历经百年的沧桑，才有今天的晚熟，但也不得是其晚期。汉语文学这才有它更加醇厚的汉语韵味，这才有一批老当益壮的作家群，但无论如何处于晚晚期，如此老到的汉语文学也回天无力，它在自己的（汉语的）道路上渐行渐远，在离去世界文学的道路上渐行渐远。如此看来，这并不是一个全然让人绝望的结果，当代中国文学在把自己的语言、文化和生命存在的独特性表现得更加丰厚时，它也必然在另一条道路上相交，它真正地内在地在世界文学中，它这才可能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或许还是21世纪世界文学的魂灵。这不只是空洞的寄望，更重要的是，有赖于我们对从今以后的汉语文学的意义作出准确有效的阐释。
参考文献
[1]杨文全，现代汉语文学.重庆出版社，2013.
[2]何九盈，中国现代文学史.商务印书馆，2012.
[3]陈阿宝，现代汉语文学概论.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