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高中历史教学中如何处理近代中国的“屈辱史”？这不仅关乎到我们是否能客观理性地认识历史，更决定着我们将以怎样的视野和心态来面对未来。本文将以中日甲午战争为例，通过回望甲午战败在李鸿章、梁启超以及普通民众等“时人”心中的“屈辱感”，设身处地地认识和理解具体时空条件下的人和事，进而探讨“今人”如何以史为鉴形成科学理性的“屈辱观”。
关键词：屈辱史教学 甲午战争 屈辱感 屈辱观
任何史事都是在特定、具体的历史时空中发生的，“屈辱史”亦不例外。因此，“屈辱史”的教学应当将史事置于历史进程的时空框架当中，寻访、对话进而理解时代中的人，在弄清基本史实的前提下设身处地地体会当时人的“屈辱感”，引导学生以同情之理解、自省之态度、理性之心态直面屈辱，超越屈辱。
一、时人之屈辱感
1894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以北洋海军全军覆没告终，清政府因战败被迫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回望甲午战败的悲剧与耻辱，今天的国人依然会产生强烈的心灵震撼。120余年前的国人面对这份耻辱又是怎样一种心灵体验呢？
李鸿章，作为北洋海军的创始人、甲午战争中方实际最高统帅、战败后赴日议和的“头等全权大臣”，是整个甲午战争的亲历者和当事人。面对苦心经营二十年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还要因签约身负千古骂名，李鸿章内心的挫败感和屈辱感不可名状。正因为这一强烈刺激，李鸿章发誓“终身不履日地”。当《马关条约》稿本送至北京时，光绪帝“绕殿急步约时许，乃顿足流涕”；在京应试的举人们群情激愤，在康有为率领下“公车上书”，要求拒和、迁都、变法，台籍举人更是痛哭流涕；《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来，台湾人民“鸣锣罢市”，发布檄文，“愿人人战死而失台，绝不愿拱手而让台”，进而自发地进行了极为悲壮的反割台斗争。这便是时人的屈辱感。
甲午战败，在时人心中除了留下刻骨铭心的屈辱感，还有一种催人奋进的精神力量。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写道：“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当事人李鸿章也有相似体会，他与伊藤博文在第一轮谈判中有一段告白：“余认为这次的战争得到两个好的结果，第一是欧洲的陆海军作战方式，被黄色人种成功应用，得到了验证。第二是沉睡的中华开始觉醒，日本给予清国的刺激，相信对我国将来的进步会发生最有益的影响。[[[] 宗泽亚：《清日战争》，北京联合出版社，2014年版，第315页。]]”正如陈旭麓先生所言，深重的灾难同时又是一种精神上的强击。甲午战后，中国人对日本的认识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昔日的强敌成了今日的榜样。1896年3月，《马关条约》墨迹未干，中国第一批赴日留学生踏上了东渡旅程。1898年3月康有为向光绪帝进呈《日本变政考》，主张以日本为样板推行维新新政。
让我们进一步追问，甲午战败，时人是否普遍感到屈辱？答案是否定的。
战争期间，日本军部兵站向本地住民发布民工招募告示，很快得到当地民众的踊跃响应，报名者络绎不绝。清国人组成的大车队不但给日军运输日常用品类的军需物资，还运输武器弹药、转运伤员。[[[] 宗泽亚：《清日战争》，北京联合出版社，2014年版，第285页。]]战争对中国而言是一场深重的灾难，而作为“局外人”的普通民众却是感受不到这份屈辱的。这种情形，在历次列强侵华战争中屡见不鲜，不仅有丰富的文献记载，还有历史照片的印证。我们展现这方面的史料，绝不是为了向时人追责，因为历史没有理由责备仅仅为了生存的百姓。我们所要做的是回到历史现场，设身处地地认识和理解具体时空条件下的人和事，进而客观理性地看待120余年前的那场战争。
二、今人之屈辱观
克罗齐有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实际上指示着“过去”与“现在”之间无法摆脱的内在联系。了解时人对于甲午战争的“屈辱感”，其落脚点当然在于启发今人形成理性的“屈辱观”。时人面对甲午战败时，在接受失败的惨痛现实后尚能认真反思失败的原因，除了屈辱感尚能从悲愤中看到奋进的新希望。尽管这在当时只是少数人的觉悟，但对于今天的我们仍极具借鉴意义。
今人的“屈辱观”应当建立在客观真实的史实基础之上。回望甲午，中国因何受辱？中国战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军事上的因素，从装备到战术、战略；也有人的因素，从普通民众到士兵，从李鸿章到慈禧太后；自然也有体制、文化等更深层次的因素。历史教学不可能也无必要穷尽所有的原因，历史教师所要做的是为学生尽可能提供真实而多元的史料，让学生多方面、多角度了解历史事实，形成自己的历史认知。甲午大败，“成中国之巨祸”，中华民族具有群体意义的觉醒也因此而开始。“觉醒”一词并不归结于愤激，其确定涵义应在于主体对自身历史使命的自觉意识。[[[]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55页。]]“公车上书”的1300名举人正是屈辱刺激下的群体。辩证地看，甲午战争既是深重的灾难，也是中国近代百年的一个历史转机。因此，我们回望甲午，不能囿于屈辱，而应当直面屈辱，超越屈辱。
甲午战争过去已经120多年，重新审视这段历史，不是为了让学生牢记仇恨。“屈辱史”教学，应当在掌握充分且确信的史实基础上引导学生理性思考，而不能仅仅停留在情感宣泄层面。1853年的黑船事件，日本在美国炮舰威逼下打开国门。同样的民族危机，相似的屈辱命运，日本却通过明治维新后来居上，使本民族免于沉沦的命运。平心论之，近代以来的日本固然犯过错误，走过歧路，但也是一个值得学习的国家。
“知以藏往”，历史教育的灵魂在于对今人的价值引领，在于对今人未来的方向启示，近代“屈辱史”因此是涵养学生家国情怀的绝好素材。探屈辱之因、究失败之果，不是为了苛求前人、追责过往，而在于正在来的“未来”。英国历史学家卡尔曾对历史的价值有过精彩论述，“使人能够理解过去的社会，使人能够增加把握当今社会的力量，便是历史的双重功能。”历史与现在、未来有着深刻而必然的联系，“屈辱史”教学应当以史为鉴，以自省的态度从历史中汲取教训或智慧，避免历史上民族的弱点、屈辱的遭际在当下和未来社会里重演，以自信的精神、包容的态度、开放的视野来迎接和创造未来。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