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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一线的医护子女中考加分”与平等公平的思考田书阳

发表时间：2020/5/21 来源：《基层建设》2019年第34期作者：田书阳

[导读] 摘要：在此次抗击新冠病毒肺炎疫情中，我国一线医护人员作出突出贡献，多省市先后表示将会对一线医护进行一定的关爱与补偿，湖北官方发布的文件中甚至明确提出：“2020年参加中国的一线医务人员子女，有关市州可在其录取总分基础上增加10分后参加中考招生录取。

        首都师范大学北京海淀 100142
        摘要：在此次抗击新冠病毒肺炎疫情中，我国一线医护人员作出突出贡献，多省市先后表示将会对一线医护进行一定的关爱与补偿，湖北官方发布的文件中甚至明确提出：“2020年参加中国的一线医务人员子女，有关市州可在其录取总分基础上增加10分后参加中考招生录取。”该项政策的出台并非偶然，非典期间也曾有类似的政策。
        关键词：疫情；医护子女；中考加分；平等公平
        很多人提出疑问：为什么父母所做出的贡献的补偿要体现在子女身上？这样的做法真的会使得一线奉献的医护人员本身受益或是说得到补偿吗？部分医护人员在知道前方充满危险仍然选择成为逆行者，自愿请战一线，“牺牲小我成就大家”，是他们的努力使得这次疫情得到较好的控制。因此一线医护人员这种牺牲奉献精神，值得嘉奖，这是对社会善行的正向强化，有利于弘扬社会正能量，促进积极向上的价值观的形成。相应地，对于他们的牺牲，也应当做出合理补偿。同时，他们的家人也有相应的牺牲贡献，特别疫情闭关在家期间，线下课堂转为线上，其子女的学习更需要父母的监督与指引。因此，针对疫情一线的医护子女们来说，给予一定加分补偿也存在某种合理性。
        再者说，我国伦理传统观念相较于西方文化，更注重于“家庭”这一概念。“父母为子女而拼搏奋斗”这一观念在我国并不显得突兀。因此，对于父母来说得到对其子女有实质性帮助的奖励似乎更为划算。疫情中，冲在一线的医护人员无疑筑起了病毒与人类之间的一道强有力的防线，他们是战“疫”中的主力军，他们以自己医护知识为基础，付出的努力在战“疫”当中所做出的贡献应当是最大的。在机会平等的大环境中，我们潜在的认为“成功或失败都必须是每个人应得的”——成功或是失败是努力的结果。嘉奖和补偿是医护人员在疫情期间努力的结果，他们的努力同样也是为了其子女，因此将这份结果反馈在其子女身上，同样可以视为是努力的结果的体现。反推回来，其他没有得到这类加分的孩子，是因为他们父母没有做出相应的努力。这听起来有些奇怪，但考试加分本身作为一项“不平等”的政策能够站得住脚的原因是因为它为了补足社会偶然性因素（社会和经济优势，包括社会政策、他的能力和技能与社会需求、家庭环境等）对于教育公平的影响，是一项为了平等而不平等的政策。另外，这一项政策是一份补偿而非嘉奖，为子女加分只是若干补偿中的一项。嘉奖或补偿政策是从医护人员所需的角度出发做出相应的弥补。
        此外，中高考在社会上本身具有不同程度的价值观引领作用。中考作为选拔考试的一种，是建立在义务教育基础上的选拔考试制度，目的是筛选学生升入高中之后进行下一阶段学习的潜在能力，而选拔后所进入的高中教育仍属于基础教育，因此相较于高考是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的分水岭，中考对学生个体产生的影响较小，这一点不可忽视。因而，从社会中整体角度考虑，既可以促进社会整体价值观的形成，又使得为社会做出贡献的医护人员得到切实的补偿，所以，“非典”及“新冠”中都曾出现的“对医护人员子女中考加分政策”是合理的。
        然而从另一方的角度来说，随着时代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文化教育作为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系统当中的公平正义同样不可忽视，甚至可以说教育公平对于促进社会的稳定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九年义务教育进一步普及使得所有适龄儿童获得基础教育并使得他们能够在一个相对平等的起跑线上。理论上来说，这样做可以试适龄人获得均等的受教育的机会，做到受教育的机会平等，但仅仅这样做还不够——我们无法忽视社会偶然性和自然天赋差异的影响。仅仅做到机会平等只可以称作形式上的平等，“出生”决定了我们将获得不同的自然天赋、处在不同的环境中成长。因此不管是社会财富分配还是教育资源分配，都存在一定的社会偶然性和自然天赋差异的影响，这两种因素具有类似的偶然性，某种意义上来说无法完全避免或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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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处在同一起跑线上，有人在沙石地上跑，有人在塑胶跑道上跑，这样的情况下得出的结果难以让人承认这是公平的；有人刻苦训练却天生脚跛，他和天生擅长运动的人同处一个起跑线上，这样所得出的显然不是一个公正的结果。通过上述例子可以理解，即使可以保证伊始受教育机会公平，但由于社会偶然性和自然天赋差异的存在，最终结果也未必会公平。
        我们不能将“天生擅长运动的人”变成一个“跛脚”的人，但我们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改变这种不公平。根据罗尔斯所提出的差异原则，这个时候往往需要国家政策干预市场，依据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而做出相应调整。生态中“优胜劣汰”的法则在人类身上依然试用，既然本身就处在一种田径比赛当中，机会平等即是保证了这场比赛的相对公平，如若追求的是结果平等，那么比赛就会失去意义，社会生产的积极性也会下降从而破坏社会稳定性。因此我们对社会不利者做出倾斜并不是要使得所有人同时到达终点，而是尽可能降低两种影响因素之一——社会偶然性因素的影响，让“每个有相似动机和天赋的人都能有大致平等的教育和成就前景”。这也是我国中高考的作用之一。
        回到“为一线医护子女中考加分”问题当中，当医护人员的子女在中考中增加了十分，这就意味着其他人的子女在中考中减去了十分。那么是否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两位同学资质相当，在中考或高考当中取得同样的成绩竞争最后一个录取资格，由于A同学的父母曾为疫情一线医护工作者，所以该同学将由此获得加分补偿并获得最后一个录取资格。本是资质相当的两位同学，从保证教育机会公平的出发点考虑，他们本应该获得大致平等的教育和成就前景，由于进入完全不同的两所学校，进而获得完全不同的教育，可能会有完全相反的两种人生。维护公民升学机会的平等是我国法律保护受教育机会平等的重要内容。这显然是破坏了他人受教育平等权，破坏了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公平。
        “没有人应当得到更大的自然能力，也没有人在社会上值得拥有更加有力的起点。”根据罗尔斯的差异原则，我们允许使得社会和经济存在差异的相关政策，这种情况有且只有当其有利于社会最不利者时，国家政策干预进行社会再分配，才会有以利于社会公平。如果在中考的相关政策上对于此次身处一线的医护子女进行倾斜，那是是否说明他们处在社会最不利地位？显然不是，若仅是就疫情情况而言，“舍小家、为大家”冲锋在一线的不只有医护人员；若忽略特殊时期，那么其他医治艾滋病、面对其他高传染性的医护人员子女或其他参加抢险救灾、从事高风险职业的子女是否同样应受到补偿？如此想来，这是否是将疫情期间一线医护人员及其子女放在一个特殊地位，而这份特殊不仅会影响教育公平性，甚至会破坏社会公平。
        事实上，这一政策的产生冲突矛盾主要一点在于劳与得的主体产生偏差——付出劳动作出贡献的是医护人员但获得奖励的是其子女，以至于本应是道德公平的实现却是通过政治公平之手，进而使得其他即将或将要参加中考的考生的受教育平等权产生了潜在的威胁。每一次对于中高考加分政策的调整都触动着公众的神经，很大程度上并不是由于政策本身。此外，如何保证政策公平正义的实施、发挥政策制定的初心作用更值得我们思考。
        综上，至于政策本身合理性我们不多加评论，但很明确的一点是，只有自恋自怜的小布尔乔亚，才在他的“理想国”中追求“绝对平均”。
        参考文献
        [1][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2][美]迈克尔•J•桑德尔.公正：该如何是好？[M].朱慧玲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
        [3]赵静宇,郭学恒,巫阳朔,赵轩.高考改革过程中的问题分析及对策探讨[J].中国高教研究,2020(02):40-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