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空间结构形态是人类活动以城市聚落形式表现出来的空间物质形态，是城市各种功能活动在地域上的呈现，其显著的体现就是城市活动所占据的土地图形，用地形态是城市空间形态的主要外在表现。
铜陵因铜立市，以铜兴市，具有典型资源型城市特点。作为国家资源枯竭型城市，站在生态文明建设新时代的节点，铜陵退无可退急需转型发展，如何准确把握铜陵城市空间形态结构变迁规律，努力保持经济转型、产业转型与空间转型的互动互促，是一个十分有必要深入研究的课题。
1 城市空间形态演变
铜陵是依托铜矿资源开采利用发展起来的城市，矿山开采与港口运输是城市发展的关键动力因素，城市空间扩展始终受到资源型产业布局的影响。城市空间结构变迁大致划分五个阶段：
1.1 多节点散布阶段（1958年以前）
由于铜官山铜矿的开发，开始了以资源分布为导向的工业布局阶段，采选型工业分布在矿山附近，冶炼厂布置在长江边上的扫把沟地区，两地之间由窄轨铁路专线连接，并以这条生产性交通主线（现长江路）构成了城市最初的主骨架。城市建成区包括分散的资源型企业生产空间、扫把沟地区、铜官镇（今义安区五松镇），空间结构呈现出多节点散布特点。
1.2 单核心形成阶段（1958—1979年）
该阶段围绕铜矿资源开发建设了一批化工、电力、纺织等相关配套工业，长江路沿线城市中心呈现雏形，工业用地围绕城市中心呈向外扩展趋势。但在用地规模和布局上受“矿山有限论”和“先生产、后生活”思想影响，工业视其生产要求分散布局，呈无序发展态势，造成用地布局上功能混杂，形成“一厂一区”，工业从各个方向分散包围城市，城市空间结构表现为单中心集聚，外围分散特点。
1.3 蔓延式扩展阶段（1979—1992年）
改革开放以后资源型产业链延伸，铜陵中心城区集聚作用更加明显，尽管五松镇、横港地区城市空间亦有少量拓展，大通镇纳入中心城区范畴，但城市空间拓展主体仍集中在城市中心区外围呈蔓延式拓展态势。轻重工业空间开始分异，重工业沿江分散布局，轻工业靠近城区建设；随着城市建设逐年开展，开始出现旧区改造与新区建设并举局面，形成了沿江带状组团式布局结构。
1.4 填充式扩展阶段（1992—2000年）
该阶段中心区继续向外蔓延式拓展，与五松镇、横港地区基本融为一体，空间扩展受到山、水自然条件和芜铜铁路阻隔。受可持续发展观念影响，认识到城市建成环境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城市建设集中在旧城改造、环境整治、“退二进三”、景点建设等一系列城市改造工程，城市环境面貌大为改观，城市空间发展更多地表现为内部填充式扩展。
1.5 蔓延与线性扩展并举阶段（2000年至今）
进入21世纪后，受资源型产业转型与基础设施建设的巨大推动，一方面随着铜陵经开区建设，城市用地跨越了芜铜铁路向北迅速蔓延式拓展；另一方面将狮子山、顺安纳入中心城区范畴，城市用地沿铜芜路向东线性扩展，开拓了高新开发区、顺安镇、义安开发区等城市建设区域，同时沿江向南发展强化了与横港、大桥、大通联系，形成了目前“一城三区，一主两副”组团式城市空间布局结构。
2 产业与城市发展的历史演进
铜陵城市发展与资源型产业密切相关，产业与城市的发展可以划分为几个阶段：
2.1 资源型经济发展与早期城镇发育阶段（1949年以前）
作为我国的古铜都，铜陵地区早在东汉年间便有了铜矿开采冶炼的历史。鸦片战争后，英、日等国相继来此掠夺矿产资源，尤其在抗战时期，受到了日本侵略者的掠夺性开采，其间受生产力限制和侵略者只顾掠夺性生产的影响，城镇发育较为缓慢，采选型工业分布在东村原铜官山铜矿，冶炼厂布置在长江边上的扫把沟码头附近，两地之间由窄轨小铁路连接。历史上铜官镇与顺安镇不断交替成为该地区的县治所在地；大通镇则是由于水陆交通要道成为九华山“头天门”，清末民初曾称为安徽四大商埠之一。
2.2 资源型经济恢复发展与城市初具雏形阶段（1949—1958年）
至建国前夕，铜陵矿业生产设施破坏严重，矿产资源开发处于停滞状态。建国后，人民政府恢复了矿产资源开发，并于1956年成立铜官山市。在此期间，随着矿山生产的逐渐恢复和发展，吸收了大量周边地区人口进入城镇和工矿区，有力地促进了铜陵城市化进程。当时的城市中心在长江路小街一带，并于1958年拆除窄轨小铁路在其路基上修建长江路向西延伸到原天井湖宾馆，开始较大规模启动城市建设，初步形成了资源型城市雏形。
2.3 资源型产业链形成与资源型城镇体系形成阶段（1958—1978年）
这一时期是铜陵初次资源开采和初加工产业链形成期，铜、硫铁矿开采是资源开发的重点，初加工能力很低。有色工业围绕铜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在原有基础上得到新的发展，成长为一个包括矿山、冶炼、机修、地质、基建、科研的大型综合性企业；化工、纺织、电力等工业开始兴起。与此同时，铜陵地区形成一批资源型“飞地”小城镇，构成了市域范围内资源型特征明显的城镇体系。
2.4 资源型产业链延伸与中心城区集聚发展阶段（1978-1990年）
改革开放后，铜陵着力改变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程度低，经济结构过于偏重有色和原材料工业的状况；充分利用丰富的矿产资源和原有的工业基础，实行老企业改造和新领域开发并举，资源综合利用和产品深度加工并举，大力发展有色、化工、纺织、建材、电子及其他轻手工业。资源型产业链得以延伸，关联企业快速集聚，刺激了铜、硫铁矿等的资源初加工能力迅速成长。
这一阶段中心城区集聚作用表现显著，城区范围迅速扩大，城市产业空间分异明显，重工业沿江分散布局，轻工业就近城市建设，开始注重新区建设与旧区改造并举，城市空间格局基本形成。
2.5 资源型产业转型与市域城镇体系重构阶段（1990年至今）
经过长期开采，铜陵铜矿等资源濒临枯竭，尽管铜产量保持较快增长，但本地铜矿产量增长开始放缓，冶炼用铜矿的进口依赖性逐渐加大。为应对资源枯竭带来的负面影响，相关企业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同时进一步延伸产业链，向铜的深加工、精细化工等环节延伸，横向与电子、装备业密切合作。此外，实施资源替代战略，将石灰石作为重要的替代资源进行重点开发，促生了以海螺水泥、上峰水泥等骨干企业为核心的建材产业，并与纺织、机械、商贸旅游、服务业等一起形成铜陵产业的多元化发展。尽管产业转型已取得一定成效，但铜陵当前仍处于资源型产业转型阶段，仍将面临巨大的转型风险，经历长期的转型历程。这一阶段受经济快速增长影响，铜陵城市化进程加快；同时为满足市域城镇空间进一步集聚发展需求，通过行政区划调整、撤乡并镇等措施，引起市域城镇体系进入了巨大的调整变动阶段。中心城区范围进一步扩大，在南北向沿江发展的基础上，向东跳跃式发展，将近郊城镇狮子山、顺安、钟鸣和大通等都纳入到中心城区范畴。
3 城市空间形态形成的影响因素分析
城市的复杂性决定了影响其空间发展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各种因素通过自组织与他组织的内在机制作用于城市，而从影响城市空间发展的社会行为主体角度看，主要由“政府力”、“市场力”和“社区力”等形成的合力引导城市空间结构的演变。资源型城市空间发展同样受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而资源型经济发展对城市空间结构的影响是其区别于其他城市的一个根本因素。纵观铜陵城市发展历程，可以将影响其空间结构发展演变的主要因素总结如下：
3.1 资源型经济的推动
城市建成环境是经济发展的物质载体，两者之间存在着相互关联的演进趋势。铜陵城市的产生与发展得益于铜矿开发等资源型经济的推动，铜陵经济发展经历了单一的铜矿资源开发到多种资源共同开发再到转型发展的历程，城市化进程与城市空间结构演变也表现出与之相对应的阶段性特征，即资源型经济的阶段性发展特征在铜陵城市发展演进过程中直接推动了城市空间扩展速度和模式的阶段性变化。当然，为避免城市压矿，资源的分布状况会制约城市建设用地选择，并且随着资源开采所带来的一系列生态问题显现以及开发后期资源的日益枯竭，资源型产业在发展各阶段也对城市空间发展具有一定的约束作用。
3.2 自然条件的限定
城市所处区域的地理环境要素是城市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在铜陵城市空间结构演进过程中，水运条件和自然生态格局起到了重要作用。铜陵城市产生的区位选择符合最佳区位原则，一方面受资源分布影响，另一方面则与长江天然水道密切相关，资源型企业最早的冶炼流程等产业空间布局在拥有滨江岸线的扫把沟地区，对外交通空间则布局在横港地区。而在城市空间拓展过程中，西面的长江和南面、东南面的山体构成了自然生态格局基础，并形成了城市用地拓展的天然屏障，使得城市拓展的方向选择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最终这种独特的自然环境条件影响到铜陵独特的城市空间结构形成。
3.3 城市职能演化的需求
城市空间演变的内在机制，本质上是出自于城市空间形态不断适应变化着的城市功能要求，即在城市动态发展过程中，由“功能—结构”的矛盾运动，决定着城市空间形态发展的时段性和演变的总体方向。对于铜陵这样的资源型城市，城市的发展演进体现为城市职能的演变升级，城市职能的升级促进了城市产业活动的高级化，进而带动城市空间结构的响应。铜陵的城市职能已从单一的资源型经济职能演进到承担部分区域中心职能的阶段，目前正处于向地区性综合中心职能发展演变的阶段，为适应城市职能的转型需求，城市职能空间结构也将进入剧烈的调整变动阶段。
3.4 交通设施的诱导
城市交通网络是城市空间结构的关键构成要素之一，并对城市空间结构的演变起到引导性作用，其作用机制在于提升区域交通可达性，从而促进城市空间的开发。铜陵的交通设施类型多样，其对城市空间结构的影响一方面表现在城市职能向交通站场设施区域集聚，引导城市职能空间演化，另一方面表现在对外交通线路走向引导了城市对外拓展的方向，形成沿交通轴发展的态势。此外，不合理的交通线路走向与设施布局也会对城市空间发展形成制约作用，如宁铜铁路曾作为铜陵城市空间向北扩展的一个门槛因素而长期存在。
3.5 城市规划的指引
城市空间结构受到人为组织的作用，城市规划正是这样一种有目的的政府干预，使得城市空间结构增长已不仅仅是其自身发展的结果，而且已经融入了有意识的控制。尤其是在现代社会，为解决城市发展中的具体社会、经济问题而又藉以技术条件的支撑，对城市空间结构进行规模更大、内容更丰富的空间组织，成为城市规划一项经常与主动的工作。铜陵的城市规划工作开始于建市后的1958年，首次完成了铜官山市新建地区规划，上世纪80年代后又编制了多版城市总体规划，在城市发展各个阶段为解决当时存在的突出问题，引导和促进城市空间结构合理演化起到了积极作用。历版规划在城市发展定位与空间结构等方面都具有延续性和新的突破，引导城市空间结构历经了散点式布局、单核心形成、沿江带状组团式结构、“一城三区，一主两副”组团式结构等多个发展阶段，形成了较为清晰的城市空间拓展脉络。
3.6 新区建设的促进
新城的开发实质上是以公共政策为指引，公共开发为导向，突破传统框架，寻求新的城市发展空间的建设行为，其目标在于平衡各项利益，体现社会公平。根据新城形成机制不同，我国目前较为典型的新城可划分为五种类型：内城改造与城市发展战略升级联动形成的新城，城市结构调整的组团级新城，城市向郊区拓展形成的新城，以一大型项目为中心的特定新城，以传统小城镇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新城。与众多大城市的跨越式发展建立新城相比，铜陵城市规模偏小，新区发展多以中心城区近域内传统小城镇为基础发展起来，南部的大通，东部的顺安、钟鸣等小城镇结合开发区建设被逐步纳入到中心城区，分别形成了南部与东部城区，成为导致城市空间结构突变的关键因素。
作者姓名：江波（1965-02-05），男，汉族，籍贯：安徽，学历：硕士，研究方向：城市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