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五代是一个动荡时期，这一时期的民族关系错综复杂。幽州处于古中国的北部边疆地区，该地区的民族、地理和军事特征尤其显著，尤其是作为中原王朝和北方少数民族的缓冲地区，研究这一时期契丹与幽州刘仁恭政权的关系，有助于我们对五代时期及整个中国古代民族关系有整体性的把握。
关键词：五代时期；契丹；刘仁恭政权
一、五代时期的幽州
五代时期是中国古代历史的一个重要时期。这一时期，北方分布着众多的游牧民族，如突厥、吐蓄、契丹、回鹤、党项等少数民族，他们对中原王朝存有觊觎之心，时降时叛。五代初期，一些游牧民族逐渐衰落，但一些游牧民族也逐渐崛起，据《新五代史》记载：“隋唐之间，突厥为大。其后有吐藩、回鸦之强。五代之际，以名见中国者十七八，而契丹最盛。”[ 欧阳修.新五代史[M].卷七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74.第885页]在耶律阿保机的带领下，契丹迅速崛起，逐渐统一契丹各部，拥有了一定规模的武装力量。此时，中原陷入军阀混战、民不聊生。而北方迅速崛起的契丹对于中原之地有着强烈的诉求，而幽州正处于中原和契丹过渡地带。“燕都地处雄要，北倚山险，南压区夏，若坐堂煌，俯视庭宇，本地所生，人马勇劲，亡辽虽小，止以得燕故能控制南北，坐致宋币。……居庸、古北、松亭、榆林等关，东西千里，山峻相连，近在都歌，易于据守。”[2脱脱等.金史[M]. 卷九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74.第2134页] 由于幽州位于中原农耕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过渡地区，其地势易守难攻，自古就是军事重镇。在此历史背景下，契丹占据幽州，发展壮大自己的诉求越发强烈。
“自唐末幽、蓟割据，戍兵废散，契丹因得出陷平、营，而幽、蓟之人岁苦寇钞。自涿州至幽州百里，人迹断绝，转饷常以兵护送，契丹多伏兵盐沟以击夺之。”[欧阳修.新五代史[M].卷五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74.第593页]契丹从幽州获得获得了大量的农耕人口，使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相互融合和发展，契丹经济实力得到很大的提升，继而其军事实力也得以显著的变化。在充足的农耕产物作为军事活动的保障，骁勇善战的契丹铁骑与中原割据势力和其他部族作战过程中占据优势地位。五代时期，正值中原大乱、藩镇割据，崛起于松漠之间的契丹民族，时常南下侵扰，幽州一度成为南北势力争夺的中心。唐乾宁元年 ( 894) 十一月，河东李克用消灭幽州军阀李匡俦后，“以仁恭为幽州节度使”，次年七月，又“上章请授仁恭节钺，九月，天子以仁恭为检校司空、幽州庐龙军节度使”。[薛居正等.旧五代史[M].卷九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76.第1249页]契丹的统治者也认识到幽州的重要性，中原王朝多在此驻扎重兵，以阻挡北方游牧民族南下掠夺的军事行动，幽州成为契丹南下的障碍，这严重影响了契丹的军事行动。从刘仁恭正式取得幽州，“至天祐十年 ( 914) ，父子相承，十九年而灭”。 [薛居正等.旧五代史[M].卷九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76.第1254页]契丹与刘仁恭政权围绕幽州进行了长达 19 年的军事对抗与政治交往。研究这两者的关系，有助于我们了解五代时期民族关系的状况。
二、刘仁恭政权对契丹的策略
安史乱后，唐朝国势衰微，中央政府无力管控边疆民族，契丹的强邻突厥、回纥相继衰落，契丹利用这一契机，乘机崛起，逐渐统一漠南北，得以快速发展。河朔藩镇割据，幽州卢龙节度使习惯上仍兼奚、契丹使之职，制御两番。而“自至德后，藩镇擅地务自安，鄣戌斥候益谨，不生事于边；奚、契丹亦鲜入寇”[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 卷二百一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75.第6168页]，唐末乾宁元年（894年）后，刘仁恭父子割据幽州，其为自身利益，亦承负了遏制奚、契丹的重任。其时的契丹已开始崛起，“光启时，方天下盗兴，北疆多故，乃钞癸、室韦，小小部种皆役服之，因入寇幽蓟。”[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 卷二百一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75. 第6169页] 面对契丹强大的军事威胁、袭扰，刘仁恭政权采取了积极的策略。
首先，采取了坚壁清野的策略。据《资治通鉴》记载：“清野坚壁以待契丹，契丹至，辄闭壁不战，俟其去，选骁勇据隘邀之，契丹常失利走。土兵皆自为田园，力战有功则赐勋加赏，由是契丹不敢轻入寇”。[司马光.资治通鉴[M].卷一百六,北京：中华书局,1956.第3360 页。]刘仁恭政权多利用坚壁清野的策略，打击契丹，以遏制其南下的野心。“卢龙节度使刘仁恭习知契丹情伪，常选将练兵，乘秋深入，逾摘星岭击之，契丹畏之。每霜降，仁恭辄遣人焚塞下野草，契丹马多饥死，即以良马赂仁恭，以市牧地。” “仁恭季年荒恣，出居大安山，契丹背盟，数来寇钞。时刘守光戍平州，契丹实里王子率万骑攻之，守光伪与之和，张幄幕于城外以享之，部族就席，伏甲起，擒实里王子入城。部族聚哭，请纳马五千以赎之，不许，沁丹乞盟纳赂以求之，自是十余年不能犯塞。”[司马光.资治通鉴[M]. 卷二百六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56. 第8629页]刘仁恭政权所实行的坚壁清野、以逸待劳、精锐袭扰等有效军事战术，使契丹铁骑南下进入幽蓟地区的企图接连受挫。
其次，采取了以夷制夷的策略。唐昭宗天褚元年（904年）九月，契丹讨黑车子室韦，“唐卢龙军节度使刘仁恭发兵数万，遣养子赵霸来拒。霸至武州，太祖谋知之，伏劲兵桃山下。遣室韦人牟里诈称其首长所遣，约霸兵会平原。既至，四面伏发，擒霸，歼其僸，乘胜大破室韦”[脱脱等.辽史[M]. 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74.第5 页]。扶持黑车子室韦，组成军事联盟，从而达到共同对抗契丹的目的。据《资治通鉴》载 : “燕主守光命大将元行钦将骑七千，牧马于山北，募北山兵以应契丹。”[司马光.资治通鉴[M].卷一百六,北京：中华书局，1956. 第3360 页]`刘仁恭父子将奚等部落编入了军队。“当刘仁恭及其男守光之时，皆刺面为义儿，服燕军指使。”[脱脱等.宋史[M]. 卷二百六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74. 第9127 页]刘仁恭政权将吸纳室韦、奚等少数民族编入其军队，而且吸纳他们依附于幽州，共同阻挡契丹南下的步伐。据《新五代史》记载：“契丹强盛，室韦、奚、皆服属之。奚人常为契丹守界上，而苦其苛虐，奚王去诸怨叛，以别部西徙妫州，依北山射猎，常采北山麋香、仁参赂刘守光以自托。其族至数千帐，始分为东、西奚。去诸之族，颇知耕种，岁借边民荒地种，秋熟则来获，窑之山下，人莫知其处。”[ 欧阳修.新五代史[M].卷七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74.第909页]刘仁恭与诸北方民族的联合，共同遏制契丹的南下，其目的就是巩固自身的统治。
最后，采取在军事对抗的策略，据《辽史》记载：“置八防御军，募土兵守之。田租皆供军食，不入于蓟，幽州岁致缯纩以供战士衣，每岁早获。清野坚壁以待契丹，契丹至，辄闭壁不战，俟其去，选骁勇据隘邀之，契丹常失利走。土兵皆自为田园，力战有功则赐勋加赏，由是契丹不敢轻入寇”[脱脱等.辽史[M]. 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74.第2 页]。五代时期，各地军阀都是实行募兵制，因为幽州地处边疆地区，民族较多，幽州的军队不乏一些少数民族，“银胡录都指挥使王思同帅部兵三千，胡录，箭室也。山后八军巡检使李承约帅部兵二千奔河东，守光弟守奇奔契丹，未几，亦奔河东，河东节度使晋王克用以承约为匡霸指挥使，思同为飞腾指挥使。思同母，仁恭之女也。”[司马光.资治通鉴[M]. 卷二百六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56. 第8672页 ]由此可知，刘仁恭政权的军队中有不少的北方少数民族，他们居住在塞外，善于骑射，民风彪悍，很大程度提高了幽州军队的战斗力。
“契丹以卢文进为幽州留后，其后又以为卢龙节度使，文进常居平州，帅奚骑岁入北边，杀掠吏民。”[司马光.资治通鉴[M]. 卷二百五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56. 第8188页] 刘仁恭政权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使其能够顺利阻挡契丹南下的步伐，拥有和契丹相抗衡的实力。
从上述材料可知，刘仁恭政权对于遏制契丹南下的策略是相当成功的，正是北疆的稳定，所以刘仁恭政权才能参与对中原的争夺。而刘仁恭政权利用当时的形势,周旋于诸强之间以图生存，契丹不但屡犯境，还干预刘仁恭政权内部的争斗，其无力对付契丹。后人对此褒贬不一，如宋人晃无咎曾叹服刘仁恭“内困太原之讨，且弹其力以求附梁，虑亡不暇，而犹能外病契丹。”[晃补之《鸡肋集》卷五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乙年版]然而后世学者却只是称刘仁恭能“外病契丹”，显然这样的评价并不全面，忽视刘仁恭政权在遏制契丹南下的价值。
三、契丹对刘仁恭政权的策略
契丹长怀有南下的野心，虽时有侵扰，但无力攻灭幽州。当时，晋、梁诸强均欲得幽沧，刘仁恭政权为了自保，被迫与其交战，其已处于危亡之际，自然不愿再多与契丹为敌。当幽州处于危急之时，常引契丹为援，而契丹也乐得插手幽州事务，可以从中取利，并借机窥伺其虚实，为自己南下作准备。随着契丹在中原的战争占据优势地位，其实力得以迅速增强，契丹与刘仁恭政权的关系中处于主动地位。契丹在军事上侵扰，外交上威胁，采取多种手段，开始对刘仁恭政权实行全面打击，进而实现占据幽州，南下争夺中原的战略企图。
首先，采取远交近攻的策略。契丹的统治者耶律阿保机利用中原割据势力混战之际，联合李克用近攻刘仁恭政权。公元905 年 “唐河东遣通事康令德乞盟。冬十月， 太祖以骑兵七万会克用于云州，宴酣，克用借兵以报刘仁恭木瓜涧之役，太祖许之。易袍马，约为兄弟”。 “明年 ( 906) 二月，复击刘仁恭。还，袭山北奚，破之。”[脱脱等.辽史[M]. 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74.第2 页]然而契丹却不急于近攻刘仁恭政权，一旦占据幽州，契丹与梁、晋之间的缓冲地区则无，所以契丹对于幽州多所干涉，徐徐图之。而契丹对于梁、晋两大军事集团采取同时结交，但乐于两者之间相互争斗，以延续中原政局混乱不堪的局面，为自己蚕食幽州赢得时间。在契丹与李克用缔结同盟后，“太祖既归国，更通好于梁”[叶隆礼.契丹国志[M]. 卷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第1 页]，契丹与梁建立了紧密的关系。907年，朱全忠自行称帝，国号为梁，建都开封后，“契丹遣其臣袍笏梅老之梁通好，梁遣太府少卿高颀、军将郎公远报聘” [叶隆礼.契丹国志[M]. 卷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第1 页]。 契丹趁中原战乱之际，无暇北顾，采取一系列的外交措施，与梁、晋建立同盟，从三面形成了对刘仁恭政权的战略合围态势。
其次，招降刘仁恭政权的文臣和武将。据《资治通鉴》记载：“初，燕人苦刘守光残虐，军士多归于契丹。及守光被围于幽州，其北边士民多为契丹所掠，契丹日益强大。”[司马光.资治通鉴[M]. 卷二百六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56. 第8831页]一些原属刘仁恭政权的部将也归附于契丹，其中较著名的就是韩延徽和卢文进，据《辽史》记载：“太祖初元，庶事草创，凡营都邑，建宫殿。正君臣，定名分，法度井井，延徽力也。为佐命功臣之一”[脱脱等.辽史[M]. 卷七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74.第1231页.]韩延徽帮助契丹修订礼法，营建宫室，将中原的政治制度带入契丹，加快其封建化的步伐，为契丹的发展奠定了政治基础。卢文进曾为刘守光的骑将，其后投降李存勗，随后投奔契丹。“自其奔契丹也，数引契丹攻掠幽、蓟之间，虏其人民，教契丹以中国织纴工作无不备，契丹由此益强。同光中，契丹数以奚骑出入塞上，攻掠燕、赵，人无宁岁。唐兵屯涿州，岁时馈运，自瓦桥关至幽州，严兵斥候，常苦钞夺，为唐患者十余年，皆文进为之也。”[欧阳修.新五代史[M]. 卷四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74.第539页 ] 由于卢文进熟知幽州的地理、民情，他投附于契丹后，增强了对幽州的经略，提高了契丹军队的实力。
最后，消灭其外围势力。907 年四月 ，“刘仁恭子守光囚其父，自称幽州卢龙军节度使”[脱脱等.辽史[M].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74.第2 页]。契丹与刘仁恭政权的力量发生显著的变化，利用与梁、晋的同盟关系，切断其外援的情况。契丹将其战略重心转移到幽州一线，剪除刘仁恭政权的军事同盟，展开一系列军事活动。907 年 “冬十月乙巳，讨黑车子室韦，破之、908 年 夏五月癸 酉，诏撒剌讨乌丸、黑车子室韦、909 年 十月己巳，遣鹰军讨黑车子室韦，破之。911 年 春正月丙申，上亲征西部奚。奚阻险，叛服不常，数招弗听。是役所向辄下，遂分兵讨东部奚，亦平之”[脱脱等.辽史[M]. 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74.第6页]。此时，幽州的外围势力已基本扫除，门户顿开，使契丹的势力慢慢渗透到幽州，进而实现其占据幽州的目的。
从上述举措可知，两者之间的力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刘仁恭政权穷兵默武,民生凋敝，举步维艰，其已是虑亡不暇，毫无优势可言。911 年三月，契丹军 “复略地蓟州”，912 年春，“阿保机亲征幽州，东西旌旗相望，亘数百里。所经郡县，望风皆下，俘获甚众，振旅而还”[脱脱等.辽史[M]. 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74.第4页]，然而，契丹内部发生叛乱，迫使中止了占据幽州的步伐。
三 契丹与刘仁恭政权关系的实质
幽州问题就是契丹与刘仁恭政权关系的实质，幽州地处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交汇处，自古汉族与少数民族长期混居于此。同时，此地也是战乱频起，契丹曾多次在幽州与中原政权爆发较大的战争。正是由于幽州所处的地理位置所决定的。如果契丹占据幽州，进可等待时机、南下争夺中原，退可据险自守，确保其本境的安全，使其处于有利的地位。
五代的初期，刘仁恭政权对契丹所采取的防御措施是有效的，极大地牵制了契丹铁骑南下的步伐，使其未能有效地突破幽州防线，未能介入到中原复杂的混战之中，进而成为牵制契丹南进的一支重要力量。契丹与刘仁恭政权围绕幽州进行了长达十多年的争夺。此时，中原大乱，无暇北顾，北方的游牧民族契丹趁此机会不断壮大自身实力。契丹因内乱，未能实现占据幽州的战略目标，但契丹接收刘仁恭政权大量的人才和军事力量，在契丹对外战争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刘仁恭政权与契丹进行长达十几年的军事对峙，一定程度上对契丹的发展起到了遏制作用，虽然与契丹的战争时有发生，但彼此的交往并没有中断，尤其是大批的幽州人口流入到契丹境内，契丹的统治者任用汉人，推行汉制，及时的调整统治政策，使创立南北官制，使契丹的政治制度和经济文化发生巨大的发展。当时，中原动荡不安，各个割据势力相互征伐，这促使契丹的野心逐渐膨胀，从而伺机发动战争。辽初统治者最终夺取了幽州，这既是契丹与刘仁恭政权之间实力变化的体现，同时也是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实力的变化，继而奠定了契丹雄霸北方长达二百多年的基业。
简介：豆中浩（1994-），男，汉族，河南周口人，烟台大学人文学院中国史专业2018级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少数民族史。
基金项目:烟台大学 2020 年研究生科技创新基金项目 ( YDYB20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