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月亮与六便士》和《孔乙己》分别是英国著名作家毛姆和鲁迅先生的代表作，其显著的相同点是二者均运用了“第一人称叙述观察者”的叙述模式。而其相异的地方在于，《月亮与六便士》的观察者视角并不纯粹，观察者往往充当着一些情节作用，这是由于毛姆的创作风格和突破传统叙述模式的尝试造成的；而《孔乙己》中的观察者更加纯粹，并且附有相当的哲思，同样，跟先生的创作心理与创作风格是有很大关系的。
关键词：《月亮与六便士》；《孔乙己》；观察者视角
一、观察者视角分析
（一）《月亮与六便士》的观察者视角
毛姆作为欧洲世界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重要的代表作家，在其生前并没有受到广泛的关注。如今我们在其以《月亮与六便士》为代表的一系列作品中发现了他极具现代主义风格的写作手法和观察视角。“元小说”是现代主义小说代表性的写作手法之一，通常意义上指“有关小说的小说”，是关注小说的虚构身份及其创作过程的小说。“元小说相较于传统小说的叙述往往在谈论正在进行的叙述本身，并使这种对叙述的叙述成为小说整体的一部分。当一部小说充满了大量关于小说本身的叙述时，这种叙述就被称为‘元叙述’，充满元叙述的小说也被称为元小说。”[ 帕特里莎·渥厄著. 后设小说：自我意识小说的理论与实践[M]. 骆驼出版社, 1995.01.]毛姆在作品中没有完全抛弃现实主义的原则，还是在忠实地讲故事，但同时采用了现代主义风格的叙述手法，以现实主义观点，运用现代主义的叙事手法又来对传统的现实主义进行解构，而这一点作者又明显地让读者知晓，读者明确地知道作者在讲故事，这样的视角冷静，全面，似乎全知而又有一定程度的推测，极具现代主义风格。他打破了传统小说的叙述风格，对传统的意义进行消解。这部作品就运用了“元小说”的叙述模式。[ 米会.论毛姆《月亮与六便士》叙述中的多重自我[D].重庆：四川外国语大学.]
所以，仅从理想与现实的关系来理解《月亮与六便士》是比较粗浅的，此作品还从两个维度深入地解析了艺术的真谛。在内容层面，毛姆通过思特里克兰德的偏执，他的创作，来深入探讨艺术是什么的问题。在文中，思特里克兰德认为他余生的所有意义就在于创作，就在于个体无尽思想的创造。毛姆借思特里克兰德之口发出自己对艺术的看法：艺术就是创作者对于自身创作欲望的宣泄，是一种极具个体性和随意性的活动[ 毛姆.月亮与六便士[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16.]，而在作品创作后的一切，例如作品意义，作者带来的收益，读者再创造，是否属于创作本身，其实是值得探讨的。
另一方面，将视角拉高到整部作品的创作来说，毛姆在创作《月亮与六便士》本身的时候就蕴含的对艺术的探讨，其故事本身就是在思考艺术的真谛。毛姆热衷于以冷静的目光对人性进行辛辣的揭示和批判，他似乎将自己剔除出了整个欧洲社会，以一个上帝的视角来对思特里克兰德夫妇、施特略夫夫妇、老船长等人进行人性的剖析，这种探讨不受任何外界影响，完全是作者自身抒发创作情志所产生的结果，就是毛姆抒发自己所思所感的过程。
（二）《孔乙己》中的经典——“我”
鲁迅先生的小说中经常出现所谓“看客”形象，钱理群先生称之为“看与被看的二元对立”[ 钱理群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01.]。他将这种对立分为两类，一种是诸如《示众》中看别人，也同时被别人看的愚昧无知的市民们；另一种是“先驱者”和群众之间构成的二元对立，如《药》中所描绘的景象。其实在我看来，先生的小说是一种“双重”的二元对立。一个层次的二元对立是如钱理群先生所说的作品中角色的二元对立，另一层次其实也是指先生自己在审视作品中的角色，同时也在自我审视，自我反思，自我剖析。正如钱理群先生说“而如前所说，鲁迅自己即是这启蒙者中的一员；他的小说模式所提出的质疑终是指向鲁迅自身的……也在一定程度上属于鲁迅自身的刻骨铭心的情绪记忆。[ 同3。]”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一点。这“双重”的二元对立，是先生思想深邃性和自我剖析透彻性的反映。而这个所谓的“我”，其实就是这“看客”中的一部分。
《孔乙己》中的“我”是非常经典的一种“第一人称观察者”的视角，以一个酒馆小伙计的视角，来看待酒馆的人世百态，进而对整个社会进行映射。整个酒馆中，只有这个笨得只能去温酒的小伙计才有资格做好这个观察者，掌柜是社会中被扭曲了的人，而喝酒的人，其存在本身就值得怀疑，更别说由他们来叙述故事了。所以小伙计的设计是十分精妙的，他没有对故事的走向有一丝一毫的影响，却担任着整个故事叙述的重要任务。[李俊 周长慧.论《孔乙己》中叙述视角的形式意义[J].名作欣赏，2019，（36）：147-149.]
随着西方艺术理论逐渐传入中国，学界对于鲁迅的研究视角逐渐拉高，开始对其小说的叙述视角进行探讨，一系列的精神心理学知识涌入，也使人们开始重视鲁迅先生的内心世界，重视研究先生究竟是在什么情景、什么情况下写成的作品。
申丹教授对于叙述视角进行了四分：零视角、内视角、第一人称外视角、第三人称外视角[ 申丹著.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第203页。]。《孔乙己》是典型的第一人称外视角，我们会发现，通过小伙计的眼我们看到了掌柜的尖酸刻薄，看到了酒客的无耻无情，看到了孔乙己的可怜可恨，种种现象都是异于人情常理的。而这些看似荒诞的情节，如果细究当时的社会背景，我们就会发现，一切的疯狂，一切的迷茫，一切的混乱似乎又都是那么的真实，在那样动荡混乱的年代，一切的荒诞也显得没那么“荒诞”了，荒诞与正常、幻想和事实之间强烈的冲击和碰撞，在双重层次二元对立的情境下，迸发出了现实的意义，使作品得到了极大的升华。
二、对比与联系
（一）二者联系
鲁迅与毛姆基本处于相同的时代，所处的时代面临着本国社会矛盾极度激化的局面，二人又同有作为医生的经历，又都是大学肄业，他们的这种“冷眼旁观”、“手术刀一般的目光”是有着共同的根基的。这其实也就涉及到影响作家文学风格的重要因素——作家经历。 此二人叙事视角在这方面达到了重合，皆因其所处的时代社会具有相似性，残酷的现实是孕育这种视角的本因，也是我们探究其创作意图的基础。虽然说，当时英国是作为资本输出的侵略国，而中国是作为被资本输入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但其二者几近崩溃的社会矛盾确实有相似的地方的，资本主义发展到达巅峰，资本家对世界工人的盘剥日益严重，世界工人运动兴起，在世界都动荡的时期这两个相隔万里的人，似乎通过某种联系达到了灵魂上的沟通。正是因为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二人不得已都有极其关注现实的情结在，毛姆深刻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真实，将资本家对于金钱的追求，忽视人性、纯真的艺术的丑恶，以一种独特的形式独特的视角展现了出来，再结合其特有的现代主义表现手法，给我们以十分独特的感受，这或许就是《月亮与六便士》传世而经久不衰的原因。而鲁迅先生一生所著小说数量相比其杂文评论等其他文体来说少了许多，然而在这有限的篇章中，他却创造了无限的可能。他开创了诸多小说创作体例与小说创作模式，为后世小说创作留下了极其宝贵的财富。而随着五四风潮的兴起，人性与现实也越来越受人重视，而先生对于“人”的关注，对于人性的剖析，对于社会现实的关注更是其中十分珍贵且具有研究价值的，此二人在这一角度上的高度一致，是有其社会历史作为背景的。
（二）对比与区别
然而，继续进行深究，我们会发现这两部作品的叙事视角又存在不同。这实际上与二人的艺术追求和创作目的还有很大联系。上文已经提及，毛姆在《月亮与六便士》之中运用了元叙述的方法，本身就是关注创作过程，关注叙事本体的方法，是站在叙述之外的叙述。元叙述是一种现代主义的风格，而现代主义又是一种精英主义文学，是采用新的技巧，反叛传统，反叛现实，追求不完整，反和谐，反美学，是在形式上探索，其经济基础是工业社会，资本主发达。站在作品以外审视作品并不意味着作者在文中是不起作用的，并非是完全的舍弃主体地位的，有些时候还推动了剧情发展。例如“我”先后去巴黎、马塞、塔希提岛寻找思特里克兰德；与施特略夫夫妇交往，共同面对、照顾思特里克兰德；在思特里克兰德夫妇之间传话，沟通联系等等。“我”在整个故事中扮演了足够重要的角色，作者没有完全舍弃自己。这主要是因为作者自身含有的现实主义元素，和强烈的反叛传统的意愿，使得作者虽然采用第一人称叙述，但是没用运用传统的“零视角（全知视角）”来进行叙述，而是将自己化为故事角色，深入其中进行观察，是对传统现实主义的一种超越对传统叙事的解构。总而言之，毛姆作为典型的现代主义作家，对于传统叙事结构是有意识的突破的，是主动地对新兴创作模式进行探索，打破陈旧的对小说、对人物、对现实的桎梏，从而在叙事结构、叙事方法、艺术水准上有了是十分鲜明的突破，是我们十分值得注意的。
而《孔乙己》中的“我”则更加偏向于是一个纯粹的“观察者”，叙述的意味更明显些，更偏向于注重传统的现实。无论是《孔乙己》里的小伙计，还是《祝福》里的迅哥，这些角色对于剧情的作用并不大，更多地是起到叙述的作用。诚然，不同作品还有各自不同的叙述方法，其视角细微之处也各有不同，但总体上，先生还是让自己在作品中淡化了。究其原因，我认为是与先生的创作目的和艺术追求有一定关系。先生弃医从文目的是为了觉醒国民，既是为了觉醒国民，所讲的故事就需要简单明了，清楚明白，再加上中国传统文化中极其注重现实性，所谓先进的西方文艺理论还没有传入进来，这就导致先生的小说较《月亮与六便士》来说，叙述意味更浓厚，更具现实性了。
众所周知，先生对于青年的教育是十分重视的。他的多篇杂文以及多篇演讲，都提到了关于青年教育的问题。先生作为一个“先驱者”，其实是有很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并不是说先生自己给自己冠以这个名号，也不是说先生承认了这个名号，只是说其贡献以及思想确可担得起“先驱者”这一名号。这样引领青年的人自然是需要自身做出表率的，所以其创作的体例，形式，思想内容，是经过缜密地思考的，并非随意而为之。先生在《而已集》中说到：“现在中国自然没有平民文学，世界上也还没有平民文学，所有的文学，歌呀，诗呀，大抵是给上等人看的；他们吃饱了，睡在躺椅上，捧着看……现在的文学家都是读书人，如果工人农民不解放，工人农民的思想，仍然是读书人的思想，必待工人农民得到真正的解放，然后才有真正的平民文学。”[ 鲁迅.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所以从这一点上来看，先生在那时似乎便已经颇具“后现代”的思想，虽然先生开了中国现代小说创作之先河，创造了许多新的形式，但先生本意，似并非有意识进行标新立异，而是希望开明的思想、理性的判断力被广大民众所接受。我们固然不能说其思想就是属于基于后工业时代生产力的后现代主义，但先生在那个时代所流露出的对人性的思考，对平常的探索，对现实的关怀，亦是难能可贵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