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与发展，助人群体心理健康问题逐渐受到人们的不断关注。近年来，护理人员作为特殊的助人群体，其长期与患者密切接触，易受到来自工作压力及在照顾患者的过程中产生特殊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一特殊的心理健康问题称之为“共情疲劳”。多项研究表明，共情疲劳不仅给护士造成头痛、焦虑、失眠等影响护士的身心健康，更会导致护理工作质量的下降甚至造成医疗差错等不良后果[1、2]，严重影响临床护理人员的工作和日常生活，因此帮助护理人员及其管理者认识到共情疲劳的概念，及其影响因素，学习干预方法是十分有必要的。现对国内外关于共情疲劳的研究现状进行综述如下。
1、共情疲劳的定义
“共情疲劳”一词是1992年国外学者Joinson[3]在其关于护士工作倦怠的研究中提出的。1995年学者Figley在自己的研究中首次对共情疲劳进行了释义，共情疲劳指的是照护者在对患者共情的前提下间接接触创伤性事件，导致其共情能力降低而出现的身心不适 [4]。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不同的学者根据自己的理解从共情疲劳的不同角度对其进行了不同的定义，并提出“共情疲劳”应与“二次创伤”、“职业压力”、“创伤后应激反应”等词相辨别。
2、共情疲劳的发生机制
共情疲劳的发生机制研究中，Figley在研究中建立了共情疲劳的模型，阐述了共情疲劳的发生过程，助人群体在对患者提供照护时，在与患者的密切接触中，对患者产生了同情，在建立起同情后因为患者的不幸遭遇和经历造成了自身情感和心理的压力，当心理压力不断积累时，助人群体出现身心不适，减少了对患者的同情，从而导致共情疲劳的发生。我做学者孙炳海等在研究中也提出共情疲劳的模型和“中间效应”的假设，最终也证实共情是共情疲劳发生的前提。
3、共情疲劳的发生率
自1992年以来，国外研究者对共情疲劳的研究越来越多，其研究对象包括院前急救、狱警、心理咨询师、透析室护士、肿瘤科护士、及精神科护士等多个领域。英国学者Hunsaker[5]等的研究显示急诊科护士共情疲劳普遍存在，65.9％的急诊护士处于低度共情疲劳，半数以上的护士感出现了职业倦怠的现象。希腊学者Mangoulia的研究发现精神科护士的共情疲劳较为严重，其中重度共情疲劳者占44.8％[6]。国内学者王伟等[7]等研究发现我国临床护士共情疲劳的发生率高达71.2-93.4%。新西兰学者Frey[8]等在对临终关怀护士共情疲劳的研究中发现其共情疲劳的两个维度得分均高，其中出现职业倦怠的占26.8%，出现继发性创伤的占51.6%。韩国学者Cho[9]等对171名肿瘤科护士共情疲劳状况进行了调查，发现50.9%的肿瘤科护士出现中度共情疲劳。这些都提示临床护士共情疲劳普遍存在，其共情疲劳的发生率较高，应该引起关注和重视。
4、共情疲劳的测量工具
4.1 共情疲劳自测量表（CFST）：是由Figley[4]编制的第1个用来测量共情疲劳的自测表。其包括共情疲劳、职业倦怠两个维度，共40各条目，采用Liker5级评分。总分的分数越高，表示共情疲劳和倦怠的风险越高。该量表是专门用于测量共情疲劳的工具，由于其评分标准较模糊，所以具有一定局限性。
4.2 共情疲劳量表修订版（CFSR）：1996年Figley在原来自己开发的表格基础上增加了共情满意维度，修订版共情疲劳量表，共计65个条目，共情疲劳维度共计23个条目，共情满意维度共计26个条目，职业倦怠维度共计16个条目，量表的α系数为0.86～0.94。我国的学者张敏[10]等在其基础上对其进行了修订及汉化。
4.3 共情疲劳短版量表（CFS-R）：该量表是2006年Adams等[11]在Gentry[12]的共情疲劳量表修订版的简化，该量表包括了二次创伤与职业倦怠两个维度，共13个条目。“没有”计“1”分，“十分频繁”计“５”分，所得分数越高表明被试共情疲劳水平越高。该量表α系数为0.785，倦怠分量表的α系数为0.834，二次创伤分量表α系数为0.708。
4.4 中文版共情疲倦简短量表(the Chinese version of Compassion Fatigue Short Scale C-CFSS ) :该量表由孙炳海,楼宝娜等[13]在Adams共情疲劳简短量表翻译后编制，量表总的α系数为0.90，职业倦怠维度的α系数0.90，二次创伤维度的α系数0.83，是目前使用最广泛的共情疲劳评估工具之一。该量表包括二次创伤（3、5、8、10、12）和职业倦怠两个维度（1、2、4、6、7、9、11、13），总用13题，采用10点Likert计分法, 其中“1”代表“从来没有"，“10”代表“非常频繁”，共情疲劳的严重程度按其条目的均分划分，量表总分为13~130分，总得分越高表示共情疲劳的程度越严重。
4.5 专业生活品质量表（Pro-QOL）：该量表是由国外学者Stamm等[14]编制，测试的是个体对过去的30天内根据自己的实际发生情况，并对其进行评价打分。该量表包含共情满意、职业倦怠、二次创伤共计三个维度。采用Likert6级评分，从“1”到“6”计分，我国学者陈华英[15]对该量表进行了汉化并测试了汉化后专业生活品质量表的信效度。该总量表的α系数为0.91，三个分量表中共情满意维度的α系数为0.87、倦怠维度的α系数为0.73、二次创伤压力维度的α系数为0.84，提示其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也是目前应用较多的用于研究是共情疲工具之一。
5、共情疲劳的症状
共情疲劳的症状包括生理和心理的。当发生共情疲劳后个体在生理上会出现肌肉酸痛、乏力、耳鸣、头痛、失眠等不适，严重者出现躯体功能障碍影响工作和生活；在心理上会产生倦怠，出现负性情绪的增加，容易出现焦虑、抑郁、烦躁不安、恐惧、冷漠的情况，严重影响心理健康。
6、共情疲劳的影响因素
目前关于共情疲劳的影响因素的研究多集中在一般人口学资料、个体心理资源、外部工作环境因素等。
6.1 性别
国外学者Mangouliam等[16]在对精神科护士的研究发现性别是共情疲劳的影响因素之一，女性护士共情疲劳的发生是男性护士的1.2-8倍差异明显，其分析的原因是女性护士的情绪往往不稳定当遭遇压力性事件时应对能力差，较男性护士更容易发生共情疲劳。
6.2 工作年限
研究发现工作年限短的护士，其在照护病人和配合抢救合作时缺乏经验，不容易被同事认可，不能获得来自同事的支持[17]，在面对来自工作的压力及负性心理问题时不能够及时得到疏导跟排解容易出现共情疲劳，而工作年限较长的护理人员，与同事的合作增多，默契性高，容易得到肯定，得到较多的职业满足，不容易出现职业倦怠 [18]，另外工作年限进一步增加后，护理人员参加的心理健康培训增多，获得心理健康的知识增多，自身会产生的积极心理去应对共情疲劳，有能力通过有效的方法疏导自己的负性情感体验，快速的从共情疲劳中恢复，其共情疲劳水平较低。
6.3 学历
Rudolph等[19]的研究认为共情疲劳发生率与学历显著相关。学历高的护士往往职业认同感较高，职业认同水平得分越高，共情疲劳的发生则较低。国外一项关于肝移植科室护士共情疲劳的研究中发现教育水平是护士共情疲劳的影响因素之一[33]。受教育程度越高的护理人员，其自我价值实现的要求往往越强烈，若未得到实现就容易产生职业倦怠从而加重共情疲劳的发生。
6.4 健康情况
国内学者张书豪等[20]的研究显示健康状况是共情疲劳的影响因素之一。健康状况欠佳护士精力差，工作积极性差，投入护理工作的热情减少，职业认同感较低，职业认同水平低的护士容易丧失职业兴趣，逐渐淡化职业追求，对职业的价值和意义产生怀疑，从而出现共情疲劳现象。
6.5 心理资源
个体的心理资源变量包括内、外心理资源两方面。心理资源是个体应对压力、逆境等不良事件的保护性因素，可以帮助护理人员在面对应激事件时及时应对并成功恢复正常状态。其中关于共情疲劳的研究较多的是自我复原力与社会支持力。自我复原力能帮助个体对抗压力和危机，自我复原力强的护士，当遭受身体和心理的二次创伤使时，不会长期沉浸于痛苦和悲伤之中，有能力进行合理的情绪宣泄，寻求应对和解决的方法，能够尽快的自我恢复，很大程度上降低发生共情疲劳的可能性。研究显示社会支持力度能够增加护士对护理工作的热情 [21]，护理工作的热情越高，护士工作的积极性越高，其心理状态较为积极，能很好的应对共情疲劳，减少共情疲劳带来的不良反应。
此外研究者还发现夜班数、薪酬、性格、用工性质、工作环境和职业压力等也与护士共情疲劳有相关性。
7、护士共情疲劳的干预研究
关于护士共情疲劳干预的研究是现今较为热门的课题。研究者从多个角度出发，从护士自身角度提出护士自己首先应有足够时间休息，注意自身健康，均衡营养提高自己的身体素质，其次是增强护士的心理素质，培养其良好的心理弹性能力等[22]，通过冥想、正念减压、听音乐等来引导护士注重维护自身的心理健康[23]。从管理者角度提出应该重视临床护士的共情疲劳，了解其发生机制的影响因素，通过组织共情疲劳的相关知识培训，让护士了解这一特殊的心理健康问题，帮助其积极采取干预措施减低共情疲劳发生，促进心理健康发展 [24、25]。其次可以为提供护士心理健康治疗小组，包括共情疲劳早期筛查、心理健康引导、心理咨询等为临床护士提供足够的心理支持[26]。
我国共情疲劳起步较晚，现处于共情疲劳研究的初始阶段。
多是关于共情疲劳概念的辨析等，进行共情疲劳的相关综述的描述[27]及共情疲劳测量的工具中文版信效度研究等[28]。2011年我国学者孙炳海等将共情疲劳定义为“助人者在援助过程中，以对救助对象的共情为前提遭受二次创伤，使助人者共情的兴趣和能力降低[29]” ，其团队研究者在共情疲劳发生机制中进行了共情、共情疲劳、社会支持及自我复原力相关性关系的研究，认为先有共情识共情疲劳的发生的前提，且其发生机制是具有“中介调节”的效应模型。国内学者刘巧梅等[30]发现肿瘤科护士处于中度共情疲劳，其发生和个体特性、职业倦怠、工作压力等相关。王佳蕾等[31]学者研究发现护理人员普遍存在共情疲劳，其中5～15 年护龄，急诊、肿瘤科、重症监护室、儿科护士，本科及以上学历是共情疲劳发生的主要人群。我国共情疲劳的干预措施多是借鉴国外的研究成果，并未形成完整的干预方案。
8、小结
共情疲劳国外研究较早相对较多，我国共情疲劳起步较晚，研究多数都集中在概念的辨析，影响因素的分析，对共情疲劳的质性研究较少，不能体现共情疲劳护士的真实内心感受，且样本量较少，不能体现整体共情疲劳的水平。在今后可以加大样本量，开展关于对共情疲劳护士真实情感的访谈。在干预措施方面尚处于探索阶段，在今后的研究中应结合理论依据和理论框架进一步进行干预方案的研究，构建针对性强、效果较好的降低共情疲劳的发生干预方案，维护临床护理人员的身心健康，促进护理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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