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全球化不断深入的今天，毫无疑问英语霸权主义对我国的文化和思想观念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冲击，这使得很多民众开始担心英语及其文化价值观将会影响汉语语言和民族文化身份认同。而英语作为一种全球化的语言资本，无论对于个人还是对于整个国家的进步和发展都是不可或缺的。因此，进一步强调英语的实用性同时巩固汉语普通话的主导地位是较为科学合理的做法。
1.引言
近几十年来，世界一直在全球化进程中，全球化的特征之一是世界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互联网的出现缩短了人与国家之间的距离，当今的世界已然成为了“地球村”。语言和文化密不可分，根据Majhanovich（2004：168）的说法，“语言和文化是身份认同的有力决定因素。” 由于国际数据库中约有80％的内容以英语存储，而互联网上有70％的网页以英语显示（Tusda，2010年），因此英语被广泛认为是一种“全球语言”。 当英语成为全球化世界中的主流语言时，标准英语就是语言权力。具体来说，它可以传达“社会和经济权力”（同上）。 因此，由这种权力及其影响力所带来的一些问题便油然而生。
2.英语霸权（The Hegemony of English）
一些学者认为英语作为一种全球语言可以被视为语言帝国主义（linguistic imperialism）的一种形式。 它代表母语和非母语的英语使用者，英语使用者和其他语言使用者之间的不平等权力关系。Tsuda（2010）指出，一种语言的统治地位可能会成问题。 Tsuda认为它直接与权力联系在一起。 他以英语为例，说明了霸权的六个问题，它们是：（1）语言歧视主义（Linguicism）； （2）语言灭绝（Linguicide）； （3）文化美国化（Americanization of Culture）； （4）信息控制（Information Control）； （5）思想控制（Mind Control）； （6）英语分化（English Divide）。
“语言歧视主义”是“权力和资源的不平等分配”（Phillipson，1992）。一种语言一旦成为广泛接受的标准语言，便会边缘化其他语言导致语言歧视，最后，这种巨大的的语言权力可能会导致其他语言的消失，这被称之为“语言灭绝”。“文化美国化”指的思是想和价值观受到美国生产的广泛传播的影响，而英语在此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种现象也可以看作是一种文化入侵，个人的传统价值体系和信仰体系受到西方国家文化的强烈影响，Tsuda表示，这可能对一个国家的价值体系甚至独立性造成一定的威胁。由于世界上大多数信息都用英语展示，因此英语已成为各种信息传播的媒介，因此，从英语国家到其他国家的单向信息流构成了“信息控制”。 在这种情况下，世界上大多数的源信息都以英语显示，而学习英语是与世界保持联系的最有效方法。“思想控制”或“思想殖民化”是一种语言学习者成为语言及其文化的支持者的现象。 而最后，“语言分化”将造成英语国家和非英语国家之间的划分与隔离，并且建立一套基于语言的等级体系（见图1）。 对于英语语言而言，英语母语者位于金字塔的最顶端，然后是英语第二语言学习者（ESL）和英语外语学习者（EFL），而那些不会说英语的人处于金字塔的最底层，他们进入这个以英语为主导的世界的机会是非常有限的。
尽管Tsuda对英语霸权主义可能导致的问题做出的预判或被视为缺乏有效的证据，但它的确说明了语言在多种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下所扮演的角色，并探讨了语言与人们思想之间的关系。
图一：以英语为基础建立的语言阶层（Tsuda， 2010）
3.英语对中国文化及价值观的影响
如前所述，中国人对英语的重视纯粹是实用的，对其文化价值的关注很少。 但是，语言和文化密不可分。 在全球化和信息时代，在互联网英语国家主导、并且大多数信息以英语呈现的情况下，西方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更容易输入和影响世界其他地区。 因此就现阶段而言，想完全背离英语文化价值观去学习这门语言是不可能的。21世纪初期,一些学者意识到了传统语法-翻译教学法(Grammar- Translation Method) 在语言教学中的实际应用问题，并在中国引入了交际英语教学（Communicative Language Teaching)。一些新型、自发的英语学习活动例如“看美剧学英语”在中国英语学习者中很受欢迎。一些较为贴近生活的美国电视剧，例如《老友记）和《生活大爆炸》广泛被用作学习英语口语表达的材料。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有机会和兴趣观看英美电影和电视剧，女权主义、LGBTQ运动和多元主义等“西方价值观”主要通过英美影视作品以下途径在中国大陆传播。在这个过程中，一些水平较高的英语学习者通过将英语对白翻译成中文，并用中文字幕来为广大英语学习者及英美影视爱好者提供便利。因此，那些不懂英语的人也有同等的机会观看英语电影，并间接地接触了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实际上，截至2018年6月30日，中国网民数量已达到8亿。 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英语学习者有能力将英语信息翻译成中文并通过与网民的社交网络共享，中国人对世界的了解程度超出了想象。
而1995年，“英语威胁讨论”首先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关注，1996年北京大学的学生提出了一个“对托福和GRE说不”；对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战斗说“是”（Gao，2018年）。由于英语的帝国主义以及通过文化入侵和信息控制来实现的英语的霸权主义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因此中国开始也担心在“英语热”对我国造成的潜在影响。中国对英国帝国主义的担忧是全球化的结果（Pan &Seargeant，2012）。这里必须说明，汉语普通话也同样是一种功能强大的全球性语言，其拥有最多的母语者和越来越多的学习者（Idib），因此，汉语会被边缘化并最终消失的焦虑（Tsuda， 2010年）是不会在中国发生的。而“英语威胁论”在中国可能造成的影响包括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将威胁中国文化和身份认同。Pan＆ Seargeant（2012）的研究表明，大多数参与者认为英语国家的部分文化已经渗透到中国文化中，可能会阻碍中国文化的发展。
除了前面提到的“看美剧学英语“活动和一些志愿者翻译通过互联网传播文化和价值观外，“零翻译”现象（如NBA一词不做翻译而直接使用）也引起了大众的警示。《人民日报》曾批评这种现象损害了汉语的完整性和和谐性，稀释了汉语的丰富性、这将导致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和语言缺乏自豪感和自信心，盲目崇拜西方事物。
4.给“英语热”降温
英语被视为一种语言资本，在基于生产者和消费者建立的的象征主义关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个人的语言能力可以在特定市场中充当语言资本 。在中国，英语是个人在人才市场中获得更大竞争力、以及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发展的有用工具。现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英语对个人发展的重要性，但同时又担心英语对传统文化和身份认同的威胁，因此国家制定了一些政策来“缓解”英语热。从不同层次的英语教育政策可以看出，英语被视为一种实用技能，是一种教育，就业和发展的工具，并不包含意识形态的内容（Pan，2011）。因此，潘指出现有政策意在通过意识形态“中性化“（neutralize English）英语语言。可以说政策将继续强调英语的效用，同时主要通过建立普通话的语言主导体系来一定程度上遏制英语国家的价值输入。
一方面，由于英语是个人和国家在全球化世界中追求进步的语言支柱，因此在当今的语言教育体系中将英语降低英语的重要性是不可行的。但不可否认，中文英语教学体系确实存在一些问题。首先，一些学者（Gao，2008；蔡基刚，2010；赵蓉晖，2014）批评外语教学“费时，低效”，认为外语考试“一票否决”了学生的学习能力，这对于那些不擅长学习外语的人来说是不公平的。此外，中国英语教育以高度应试为导向，交流性和实用性较低，因此，英语教学和考试的改革需要解决这些问题，提高英语的实用性价值。
近年来，英语教育中最具影响力和争议的改革是高考英语改革。自2014年《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颁布以来，各省先后推出了各个地区的高考改革方案，高考的英语发生了重大变化。以北京为例，从2017年开始，英语听力测试30分，并与笔试分开。听力考试每年进行两次，最高分数将与笔试一起加到英语科目分数中，并且从2021年开始，将进行口语测试，英语口语测验和听力测验总分为50分，英语科目的总成绩将保持不变。改革后，大多数省市每年两次实施英语考试，并将逐步实施计算机考试。这项改革试图解决考试中外语考试引起的不公平问题，并且已经意识到了学生英语口语和交际能力的重要性。
至于本科生英语教育和考试政策的改革，《大学英语教学改革基本思想》中的一项政策指出，改革应着重培养学生的写作和口语能力与沟通技巧，尤其是结合英语专业知识和与外国同行进行英语沟通能力。根据菜基刚（2010）的研究，有182名大学英语教师同意逐步将大学英语教学的重点从基础英语转变为学术目的英语（EAP）和特殊目的英语（ESP）。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的改革将是大学英语教育改革的重点。正如大学英语等级考试委员会所述，注册口语考试将不再有门槛，而在此之前，只有在笔试中获得425分及以上的学生才有机会参加口语考试。对于听力考试，听取简短的谈话和短文并给出每个问题的答案将被从听力测验中删除，而三个短新闻和一次学术讲座将分别成为CET-4和CET-6的听力材料，此类考题参考了TOFEL听力测试，旨在帮助学生在更学术的环境中练习听力能力。
另一方面，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我们已经建立了一套完整的语言体系，无论宗教民族，汉语普通话是所有华夏儿女的宝贵语言财产。普通话作为一种规范语言，是不同地区、民族之间交流的通用语言。我国的的语言政策帮助公民建立了一套完整的身份认同体系。
结束语：
因此汉语普通话的强大生命力将不易受到“英语热”的威胁。当面临英语国家的文化和价值入侵时，我们也应秉持自古以来的做法，“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坚定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与身份认同。
参考文献:
[1].蔡基刚. 关于我国大学英语教学重新定位的思考[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10, 42(4): 306-308.
[2].赵蓉晖. 中国外语规划与外语政策的基本问题[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1): 1-7
[3].GAO, Y. (2018) China’s Fluctuating English Education Policy Discourses and Continuing Ambivalences in Identity Construction. In: Curtis A., Sussex R. (eds)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 Asia: Education, Language and Values. Multilingual Education, vol 24. Springer, Cham
[4].Majhanovich, S. (2014). Neo-liberalism, globalization, language policy and practice issue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Education, 34(2), 168-183. doi: 10.1080/02188791.2013.875650
[5].Pan, L. (2011). English language ideologies in the Chinese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olicies: a world-system perspective. Language Policy, 10(3), 245-263. doi: 10.1007/s10993-011-9205-8
[6].Pan, L., & Seargeant, P. (2012). Is English a threat to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English Today, 28(03), 60-66. doi: 10.1017/s0266078412000302
[7].Tsuda, Y. (2010). Speaking Against the Hegemony of English: Problems, Ideologies, and Solutions. In T. Nakayama & R. Halualani, (ed.) The Handbook of Critical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248-269. West Sussex: Wiley-Blackwe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