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阶段“四个维度”下中西防疫道路选择差异分析--中国期刊网

字体：大中小

首页> 原创作品> 正文

现阶段“四个维度”下中西防疫道路选择差异分析

发表时间：2020/7/7 来源：《新纪实》2020年第2期作者：武浩浩刘敏孙涌

[导读]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世界各国基于不同的执政理念、经济体制、治理模式和文化传统，选择了不同的防疫道路，取得了不同的阶段性防控成效。

        建设发展研究所北京 100012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世界各国基于不同的执政理念、经济体制、治理模式和文化传统，选择了不同的防疫道路，取得了不同的阶段性防控成效。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大肆蔓延，我们应当通过对前一阶段中西方国家防疫道路选择差异的对此分析，从中寻求更具效率、更有力量的应对模式，以期更加有效地应对疫情在全球的肆虐蔓延，最大限度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最大限度降低疫情带来的经济社会风险，并为今后应对类似的危机事件提供有益借鉴。
        一、防疫道路选择中的执政理念差异分析
        执政理念是执政党对于执政的基本价值取向、理想和目标，以及执政方法和途径的理性认识。[1]具有引导和规范政党实践，特别是执政实践的价值导向功能。
        中国共产党在总结党的执政经验基础上，明确提出以“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为其执政理念的核心。长期实践证明，只有以贯之地坚持和践行这一执政理念，才能够确保党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疫情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主席亲自指挥，所有抗击疫情的措施都首先考虑尽最大努力防止更多群众被感染，尽最大可能挽救更多患者生命，真正做到应检尽检、应隔尽隔、应收尽收、应治尽治，充分彰显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
        当前，西方一些主流资产阶级政党为适应执政需要，呈现出模糊阶级界线并向中间靠拢的趋势，在其执政理念上也标榜和强调“执政为民”。但从本质上看，其为特定的阶层和集团利益而执掌国家政权的性质并未实质性改变，其执政理念仍然是“立党为私，执政为己”。[2]因而其无论在理论还是逻辑上，都永远不可能成为最广大人民利益的代表者。疫情发生后，无论是英国提出的“群体免疫”计划，或是意大利宣布在极端情况下放弃对80岁以上患者的救治，其目的还在于把有限的医疗资源用到“最关键时刻”，进一步表明了西方资产阶级政党“执政为私”的本质特征。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对人民生民安全和身体健康的一场“无差别”的大考，也是检验一个政党执政理念的“试金石”。一个政党也只有把最广大人民的利益真正放在首位，才有助于选择更加积极的防疫道路、采取更加有效的防疫举措，坚决打好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
        二、防疫道路选择中的经济体制差异分析
        经济体制的一个基本功能，就是把有限的资源配置到不同的生产和服务部门。其中，公有制和私有制经济成份，因其所占比重不同而可发挥作用不同。
        在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中，公有制经济占据着国民经济的主导地位，控制着国民经济的命脉，为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发挥作用提供了坚强的物质基础。[3]疫情发生后，我国集中力量迅速建成火神山、雷神山医院，从全国各地调派医护人员驰援武汉；实行免费检测、免费治疗的政策，确保不让任何一人因费用问题得不到检查和治疗；同时，针对口罩、防护服等防疫物资紧缺的实际，还积极鼓励企业转型生产、政府采购兜底、统一调配资源，有效发挥了“看得见的手”功能作用，避免了物资匮乏、物价上涨、哄抢物资等“市场失灵”问题的发生。
        在西方国家混合经济体制中，私有经济分布广泛，涵盖了社会经济生活的所有方面，在社会经济结构中占据绝对的份额，是其经济体制中的核心要素。用以解决市场失灵的公有制经济，只是私有经济的补充。疫情发生后，意大利等西方国家医院几乎都是私立的，虽然也提供免费医疗，但政府在防疫经济付出上有很大的困难，能够提供的总体医疗资源有限，普通民众很难得到普及性的检测。此外，西方政府因担心自身经济发展问题，在是否采取“封城”等阻断疫情蔓延的有效措施上犹豫不决，导致了其前一阶段防疫工作成效不彰。
        实践证明，在事关公共安全等特殊行业和领域，既要重视发挥市场“看不见的手”的决定性作用，同时必须更加注重发挥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作用，才能为应对疫情工作提供有力的物质保证。
        三、防疫道路选择中的治理能力差异分析
        社会治理是一项系统性工程，政府在社会治理中承担着重要的引导和统筹作用，其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的能力，是政府社会治理能力的重要方面。
        我国在社会治理中，赋予国家行政管理按照党和国家决策部署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管理社会事务、服务人民群众的重大职责。[4]这种以政府为主体和为主导的治理，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都具有较强的组织力和动员力，有着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

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

疫情发生后，在党中央统一领导、统一指挥下，我们实行“一省包一市”，建立省际对口支援湖北省除武汉以外地市新冠肺炎医疗救治工作机制；各地各部门各司其职、协调联动，紧急行动、全力奋战。世卫组织相关模型显示，中国采取的控制人员流动的措施让中国境内的疫情传播速度延缓了两至三天，而让中国境外的疫情传播速度延缓了两至三周。[5]
        西方国家在社会治理中，一般奉行“小政府大社会”的管治模式，主张在社会活动中弱化政府的职能，更多地依靠市场和社会组织的自我调节能力。此外，西方国家由于政治原因，地方政府相对具有更多的自主权，这也导致其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时缺乏强有力的统一指挥和全面协调能力，很难快速形成统一意志和决策部署。疫情发生后，德国总理默克尔发表电视讲话时仍然强调“我们不依赖强制，而是依赖共享知识以及通力协作。”[6]带队赴意大利援助的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孙硕鹏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指出，“米兰是意大利国内最严重的城市，但这里的封锁令或者管控令非常宽松。”[7]
        疫情防控打的是“总体战”。只有进一步提升政府社会治理能力，充分发挥其引导和统筹作用，统筹兼顾、协调联动，才能更加有效地调动一切资源和力量，防范和化解疫情带来的风险。
        四、防疫道路选择中的文化传统差异分析
        文化传统规定着决策主体的行为取向[8]，同时也影响决策对象对决策的认同程度及执行程度。
        中国是集体主义文化至上的社会，自古以来都在大力弘扬“舍小家、为大家”“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集体主义精神。在特殊时期，这种集体主义精神有助于民众对政府决策部署的自发认同和配合执行。疫情发生后，为了社会的安定和全国疫情的控制，广大人民群众不出门、不聚会，自觉居家隔离，配合政府控制人口流动；同时，社会团体、普通民众还自主自发地为湖北重灾区捐钱捐物。可以说，全国为了一个整体目标，打赢这场防疫战，每个人都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西方社会是个人主义文化至上的社会，更加注重个人权利的表达，尤其把人自由活动的权利视为“最基本”的权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种文化可以极大保障个人的权利，但在特殊时期会对政府决策的执行带来极大阻碍。随着疫情的不断升级，意大利不得不宣布“封城令”，但其民众以“自由”为名，或选择外逃，或走上街头抗议；即便“封城”后，民众仍坚持参加聚会和不戴口罩。这种个人至上的文化传统，使得意大利在防止疫情扩散和救治病人上都面临着比中国更大的困难。
        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人生命健康的特殊威胁，各级应当更加注重文化传统因素对民众行为影响的考量，进一步加强对民众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的引导，以最大程度地凝聚疫情防控有利因素，打好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

        病毒无国界。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蔓延，在这一特殊时期，各国应当共享信息、互借经验，齐心协力、共克时艰。正如习主席在G20特别峰会上指出的一样，“全面加强国际合作，凝聚起战胜疫情强大合力，携手赢得这场人类同重大传染性疾病的斗争”。

        参考文献：
        [1]徐晓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演进研究》（博士论文），上海师范大学，2015年.
        [2]黄明哲：《国外政党执政理念与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发展轨迹的启示》，福州党校学报，2010年第5期总第126期.
        [3]《疫情防控体现我国经济体制优势（大家手笔）》，《人民日报》，2020年3月19日.
        [4]《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19年11月6日.
        [5]《“中国展现了惊人的集体行动力与合作精神”》，《人民日报》，2020年2月27日.
        [6]石涛：《默克尔：德国面临二战以来的最大挑战》，《德国之声中文网》，2020年3月19日.
        [7]张晨静：《CNN发问：西方防疫为何失败？》，《观察者网》，2020年3月24日.
        [8]郑国庆：《文化对决策主体的作用与影响》，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