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美学视域下《聊斋志异》中的花妖形象--中国期刊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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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美学视域下《聊斋志异》中的花妖形象

发表时间：2020/7/17 来源：《文化时代》2020年4期作者：何燕

[导读] 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构建了一个芳香馥郁，性灵之至的“花妖世界”。在这个“花妖世界”中，蒲松龄以花之形神打并到人物形象的塑造中，刻画了美丽高洁、性格鲜明的花妖形象。她们化育于自然，又融入到人类这会之中，实现了“天人合一”，“人”与“物”的和谐共存。

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广西南宁 530006
        摘要：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构建了一个芳香馥郁，性灵之至的“花妖世界”。在这个“花妖世界”中，蒲松龄以花之形神打并到人物形象的塑造中，刻画了美丽高洁、性格鲜明的花妖形象。她们化育于自然，又融入到人类这会之中，实现了“天人合一”，“人”与“物”的和谐共存。
        关键词：《聊斋志异》；花妖；自然；人；审美


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记载了当时在社会动荡和自然灾害的影响下，百姓民不聊生的惨状。生存环境的极大破坏，自然灾害对生命的极大伤害都引发了蒲松龄对生命价值的思考。如何解决生存困境，寻找诗意的栖息地这一类问题，在蒲松龄笔下都有探寻。他塑造的花妖形象，构建的“花妖世界”是残酷现实之外的理想之美和诗意空间，具有生态审美的意义和价值。
        一
        蒲松龄诞生于明亡前夕，没落的政权已经无法维持社会的稳定，朝代的更迭加剧了社会的动荡不安。因此，蒲松龄少年时代就亲身经历了清朝初年的兵燹之祸和灾荒岁月。《聊斋志异》中就有许多篇章反映了当时的天灾人祸给百姓带来的深重苦难。如《野狗》和《公孙九娘》对当时“于七之乱”的反映，“于七之乱，杀人如麻。乡民李化龙自山中窜归，值大兵宵进，恐罹炎昆之祸，急无所匿，僵卧于死人之丛，诈作尸。”[1]73“于七一案，连坐被诛者，栖霞、莱阳两县最多。一日俘数百人，尽戮于演武场中，碧血满地，白骨撑天。上官慈悲，捐给棺木，济城工肆，材木一空。”[1]483“于七之乱”是清顺治年间山东半岛地区于七领导的一次颇具规模的农民起义，自首事到事败，起伏持续十五年之久。起义失败后，清廷株连兴狱，对该地区人民进行血腥的大屠杀，《野狗》和《公孙九娘》就反映了这一段血腥的历史。
        除了人祸，还有天灾，《聊斋志异》中记载了很多当时受到自然灾害影响的情况。《淄川县志》对当时的自然灾害也有记载，“五月大旱，饥，树皮皆尽，发瘗肉以食。”[2]2“康熙七年六月十七日地大震，裂城墙八丈，摇落垛口一千三百九十一，城内坏官民房五百五十七，乡村坏房屋无算，压伤人畜，死者四人。七月二日连雨八昼夜，至九日乃止。嗣后连震数月。是年早谷不登，菽有筴无粒。”[2]15蒲松龄对此次的地震印象深刻，在《聊斋志异》《地震》篇中也有对这一次地震的记载，“康熙七年六月十七日戌刻，地大震……见楼阁房舍，仆而复起；墙倾屋塌之声，与儿啼女号，喧如鼎沸。人眩晕不能立，坐地上随地转侧。河水倾泼丈余，鸭鸣犬吠满城中。”[1]169
        失序的社会，天灾的频发，百姓流离失所，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被打破。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不平衡的关系必然会导致道德的沦丧，对生命失去应有的尊重和敬畏之心。蒲松龄将人间百态述诸笔端，在《聊斋志异》中构建了一个异于现实人生，由鬼狐精魅构建的神秘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蒲松龄塑造了很多花妖形象，她们身上的诗性和灵性，是蒲松龄将目光从苦难的现实转向自然澄澈的理想境界的追寻。她们打破了人与物的自然界限，实现了人与物的完美融合，是蒲松龄对生命的思考，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圆融观照。
        二
        古代对“魅”有多种不同的解释，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对自然的了解也更加全面和深入，对“魅”也有了重新的定义和思考。《左传·文十八年》“投诸四裔，以御魅”中注“螭魅，山林异气所生为人害者也。”[3]《左传·宣公三年》“魑魅罔两”注“怪物”。[3]《史记·五帝纪》注“魑魅，人面兽身，四足，好惑人。”[4]从《左传》和《史记》对“魅”的记载来看，“魅”是大自然化生的神秘存在物，且具有一定的危险性。在后来的文学发展过程中，“魅”开始作为一种神秘的形象出现在一些志怪小说中，它们往往以人兽合体的形象出现，这些形象的加工和创造丰富了古代小说的创作，也为“魅”形象增添了很多神秘色彩。《古代汉语常用字》将“魅”解释为“迷信传说中的精怪”[5]，可见人在认识“魅”的进程中已经相当理性和成熟，认为“魅”是一种不符合科学认识的一种封建迷信。于是就有人主张世界要“祛魅”。“祛魅”是科技发展，人对自然的了解越来越深入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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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祛魅”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破除了人对自然的迷信，但却使得自然在人类面前失去了神秘感。于是，又有人提出了“世界的复魅”。[6]37曾繁仁认为“世界的复魅”不是要求回到远古的神话时代，而是要求恢复对自然的必要的敬畏、重新建立起人与自然的亲密和谐关系。恢复自然的神奇性、神圣性和潜在的审美性。[6]38恢复对自然的审美，实现人与自然诗意的栖息，才是“复魅”的目的和意义。蒲松龄《聊斋志异》中塑造的花妖具有人的性灵，又具有“魅”的神秘美感，体现了“复魅”的审美倾向。
        《聊斋志异》中的花妖形象都是自然花卉所化，她们身上具有自然花木的属性和特点，反映出“魅”的特性，她们同时又兼具人的特质。“物性”与“人性”完美结合并统一于花妖形象之中，使得这些花妖形象很好地体现出了“复魅”的美感和神秘感。《香玉》篇中，香玉和绛雪是白牡丹和耐冬所形化的花魅，香玉温柔多情，绛雪冷艳孤清，她们与人无异，具有人的形貌特征和七情六欲。香玉和绛雪一个为爱情，一个为友情，两人表现出来的情感令人动容。但有情还不足以表现她们的性灵，香玉和绛雪在崂山清宫中，是个不染尘俗之地，姐妹二人都通人性且风流俊雅，还能吟诗作对，她们身上就表现出人的性灵和花妖的“魅”性。
        香玉和绛雪表现出来的自然花木的生命特质在文中有多次提到，第一次是墨蓝氏移走白牡丹后，香玉牡丹花妖的身份开始凸显。第二次是绛雪因妨碍建屋营造托梦黄生，此时绛雪作为耐冬花的自然形态也显现出来。第三次是香玉化作花鬼来见黄生，并教黄生以复活牡丹之法。第四次是牡丹花开，香玉重生。花之形，人之身，形态的变幻都表现出她们身上具有“魅”的一种神秘性。李丽红在《魅形象美学意义探析》一文中指出《聊斋志异》中的“魅”是一种具有神秘色彩的审美存在物，它们以世间万物为原形，常以世人相貌为外形，具有人情和近世人的特点。[7]因此，这些花妖形象既有普通人的形貌，又具有“魅”的神秘色彩。《聊斋志异》中，还有很多通人性，又兼具植物特性的花妖，如《黄英》篇中的黄英和陶生，它们都是菊花化成人身的花妖，但他们和社会中的人并没有什么不同，他们也遵循社会礼法，以艺菊卖菊为生。此外，还有荷花三娘子、葛巾、玉版等花妖形象，她们都是花妖，但都具备了人的可贵的精神品质。
        综上，这些花妖形象蕴含了作者对生命的反思，天地的四方万物，人只是其中之一。除了社会中的人，还有自然界的花妖狐媚，作者试图突破对人与物的界限，重新使万物归于一元。“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者，天地位焉，万物育焉。”[8]24只有致“中和”，天地万物才能各得其所，发育生长，达到生命的圆融和谐。蒲松龄笔下的花妖精魅的“魅性”和灵性，体现了他对自然生命本真复归的思考。
        总结
        《聊斋志异》塑造了大量的狐鬼精魅形象，对花妖形象的塑造则最具灵性与诗意。蒲松龄对这些花妖形象的刻画突出了自然花木的芳香特性，又使其走入世俗，沾染人间的烟火气。将“物性”和“人性”的完美结合，体现了对天地万物的圆融观照。在当今人与自然环境日益恶劣的时代背景下，这些花妖形象与人的和谐共存，对当今人与自然的关系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加之这些花妖形象表现出来的自然特性与人文审美相结合的特点，使其具有了生态审美的意义和价值。
        参考文献：
        [1] 蒲松龄.全新注本聊斋志异[M].朱其铠主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
        [2]路大荒.蒲松龄年谱[M].济南：齐鲁书社，1980.
        [3]左丘明.春秋左氏传[M].沈钦韩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
        [4]韩兆琦.《史记》全注全译[M].北京：中华书局，2010.
        [5]王力.古汉语常用字字典[W].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6]曾繁仁.生态存在论美学论稿[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7]李红丽.《聊斋志异》魅形象美学意义探析[D].南京师范大学，2017.
        [8]夏延章.大学中庸今译[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