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尽管《圣经》有着数千年的“畅销书”地位，但它很少真正被“阅读”。它已被宗教传统用于各种目的，作为权威文本主要是为了保持其机构地位。文学在塑造人类历史文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每一个国家的文学在世界艺术和文化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通过对宗教和神话的影响塑造了人类的意识。由于《圣经》在英语语言文学发展中的影响是不可否认的，因此有必要对《圣经》中提到的典故作一个简要的考察，以便更清楚地理解典故在英语语言文学中的作用和意义。
关键词：圣经；英语语言文学；影响；典故
艺术的美感，无论是文学、绘画、赞美诗、神圣的舞蹈还是神圣的象征，都需要有一个特定的视角。从基督教的神学传统来看，艺术是从神圣的智慧的角度看，根据神圣的圣经。在创造万物的神里面，隐藏了多少年的奥秘，这样，神的多方面智慧，就可以藉着召会传给天上的公国和权柄[1]。西方社会中基督教和《圣经》的影响最深远，对于政治、社会生活以及经济等诸多领域中都有不一般的影响。《圣经》不仅仅是英语的构成部分，也是词汇的宝典。本文主要是为了了解英语语言文学中《圣经》典故的影响进行分析，这对于英语语言文学的学习有着重要作用。
1.《圣经》的文化历史
《圣经》是以文学为核心的，把《圣经》看作文学，一点也不能忽视它的神圣性。接受《圣经》的文字灵感学说的人应该首先认识到，使用最美丽和最动人的语言通过灵感传递给人们的。如果这一点被接受，那么把《圣经》作为文学来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就能让我们真正理解《圣经》的含义。圣经最初是用希伯来语、希腊语写成的，在历史发展长河中因不准确地抄写，被怀疑地翻译成了亚拉姆语、叙利亚语。在一千年的时间里持续传给西方各国，在二十世纪被翻译成不同的语言，但圣经仍然充满了东方的典故和民间故事。圣经需要明显注释，而把它作为文学来研究，就可以提供这种注释。用德林克沃特（1930）的话说：从字面上看圣经是怀疑主义的途径，从文学上看圣经是基本和合理信仰的途径[2]。任何文学家，不管他是否真的相信圣经的语言，都必须承认圣经的文学价值。也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所有后世的文学家都曾从《圣经》所包含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局限于《圣经》的浩瀚文学海洋中大量地啜饮。
2.英语语言文学中《圣经》典故的影响思考
文艺复兴时期的批评家敏锐地意识到圣经作为文学的价值，巴罗韦在《英日文文献学杂志》上对文艺复兴时期对《圣经》诗性的评论进行了考察，认为文艺复兴时期的批评家将这一观点留给了后世。18世纪，罗伯特·洛思主教在其著名的《希伯来人的神圣诗歌》讲座中，首先指出了许多圣经著作的诗性，并首先确定了希伯来人对诗歌平行性的独特使用。主教关于许多圣经诗歌方面的34次讲座，从短颂歌到长诗歌，如《所罗门之歌》和《约伯记》。德林克沃特在他的《文学大纲》中指出，《圣经》的文学价值主要不是由于英语译者，而是由于希伯来诗歌和希腊叙事的平行性和现实性。考利记录了19世纪沃尔特·惠特曼如何称赞《圣经》的力量，认为即使对19世纪的人来说在《圣经》中可找到歌曲的源头。艾略特在他的论文《宗教与文学》中，一次又一次地将《圣经》称为文学，并认为可欣赏《圣经》的文学价值。直至今日，《圣经》典故仍被大量作为文学主题的书籍和文章。在二十世纪所有的评论家中，诺思罗普·弗莱一直以来都在最系统地阐述这个主题。早在1957年的《批评解剖》中，他就呼吁将《圣经》作为“世界末日意象的语法”来研究。
在第三篇文章“原型批评：神话理论”中，弗莱假定圣经的象征性作为文学原型语法的参考点，在“原型意义理论：世界末日意象”一节中，弗莱认为“城市”、“花园”和“羊圈”是将圣经和大多数基督教象征的隐喻组织起来，并在书中明确地称之为启示录或启示录，这是一个完整的隐喻识别，经过精心设计，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圣经神话意象的语法。
在《受过教育的想象力》，弗莱只是很少提到圣经。但即使在这些参考文献中，他也提出了神话与文学之间关系的理论，阐明了圣经作为文学的概念，弗莱认为圣经的神话应该是所有文学训练的基础。他的论文《圣经中的历史与神话》被认为是对圣经的辩护，因为它是一部文学作品，需要文学回应。他认为圣经应该被视为研究文学的先决条件，因为它为英语语言文学提供了一个“神话框架”。弗莱指出，基督教诗歌在《圣经》的框架内移动，被认为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诗歌，从时间的开始（创造）到时间的结束（最后的审判），并以亚当和以色列的象征性名字审视人类的历史[3]。弗莱根据比德的教会历史的权威，弥尔顿本人曾用它来描述他的英国历史。弗莱重申了英国诗歌是如何从诗人卡德蒙开始的，卡德蒙是受一位基督教缪斯女神的启发。弗莱后来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即《大法典》（1982年），在方法上比其他任何人或他自己以前的研究都更系统和结论性，也更忠实于文学品质。在这本书中，弗莱在圣经中提出了一个统一的叙述和意象结构，从而使它的形式连贯一致。
3.《圣经》典故对后世作家的影响
当考虑圣经对不同作者的渗透、影响时，必须记住圣经的每一本书在不同时期对不同的作者都有自己的影响。圣经无论是作为部分还是作为一个整体，它都是不同时代的作家的灵感源泉。正如歌德所说，失乐园及其最终以某种方式或其他方式恢复的主题，在所有时代的诗歌中都是一个非常有力的主题，吸收了《创世纪》秋季叙事的精神。在《费里女王》的七本书中，有534本明确提到圣经的各种书籍，其中提到最多的是《创世纪》、《诗篇》、《马太福音》和《启示录》。莎士比亚对圣经的熟悉程度是广泛的，其中莎士比亚最为最熟知包括《创世纪》、《约伯》、《诗篇》、《传道书》、《马太福音》、《路加福音》和《罗马人》。约翰·弥尔顿作为一个史诗诗人的声誉，除了《创世纪》的堕落叙事、《启示录》中的最后一个判断之外，任何一个认真阅读文学的人都会遇到无数关于弥尔顿对圣经的亏欠的文章。例如：鲍尔斯的《亚当，夏娃和失乐园的堕落》，佩切克斯的《亚伯拉罕，亚当和失乐园的流放主题》，麦克马纳斯的《失乐园中基督的先存人性》，麦克奎因的《失乐园五、六：天堂的战争》，斯托尔曼的《米尔顿对萨姆森·阿根廷斯中的‘希伯来语’的理解》、惠廷和戈斯曼的《西罗的小溪，西罗的池塘，和米尔顿的缪斯》、诺特的《弥尔顿关于皮埃蒙特晚期大屠杀的圣经矩阵》、麦克卡勒姆的《弥尔顿与圣经的比喻性解读》等。
参考文献：
[1]刘丛如,王艳红,黄天娥.文学视角下的圣经 浅析圣经对英美文学的影响[J].中国宗教,2020(03):56-57.
[2]陈精华.《圣经》对英语语言文学的影响[J].黑河学院学报,2019,10(05):139-140+162.
[3]郭晓霞.新时期以来我国基督教文化与欧美文学关系研究现状述评[J].大理大学学报,2019,4(05):31-37.
作者简介：
汤义炎（1999-07-18），男，汉族，籍贯：安徽省蚌埠市
刘开闻（2000-01-07），男，汉族，籍贯：湖南省常德市
陈佳昊（1999-10-26），汉族，籍贯：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学历：本科，研究方向：文学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