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广东茂名市人，今年87岁。1957年茂名一中高中毕业后，怀着对祖国万分热爱、以四海为家的志向，支援大西北，报考了当时西北最高学府西北农学院。1961年大学毕业后，听从党“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号召，分配到陕甘边界的长武县农技站，至今59年，从未变动。在长武倍感当时的贫穷落后，粮食多灾低产，群众吃不饱穿不暖，吃糠咽野菜，当时是建国初期，科研单位少，无良种可引，即在无任何技术基础的条件下，开辟小麦育种，育成七个品种在渭北和甘肃陇东推广，克服了锈病、冻害、干旱、黄矮病、低产倒伏等灾害，把小麦由多灾低产作物变为少灾超千斤的高产作物，从根本上解决了群众吃饭问题。现在土地多一半种果，小一半种粮，修路建房占地不少，人口大量增加，群众还丰衣足食，还给旱区留下一套育种机构和育种经验，为旱区长远育种打下基础。更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当地需要，我本人落户了长武，晚年还退而不休，继续着育种事业，因经验较多，现在育成新的国家高档品种已经出台，经中国农科院质标所品质分析，达国家一等强筋优质水平，国家审定后，将在国家东部水旱地广泛推广，为国家振兴乡村产业链开辟新路；这将比我过去育成的品种全部加起来其效益还要高得多。这是在原来边远落后地方难得的创举。
那时的长武是一个生产条件极差、群众生活极端艰苦、科技极其落后的县，是没人愿意去的地方。信息闭塞，交通不便，从咸阳市到长武县，坐卡车得走一整天。上世纪六十年代，仅西北农大分配到长武农技站就有18人，分配到农业系统25人，后来陆陆续续都离开了长武，跟我一同来陕西的5个广东人中的4个也走了，最后就剩我一个。原本我也有机会可以走，1977年陕西农科院就派专人拿着公函要调动我，1982年我的同学路明任甘肃省农科院副院长，亲自登门邀请我；1984年路明升任甘肃省副省长，再托人问我，我都没同意。因为我在长武已经开辟了小麦育种基地，感觉长武更需要我。
说起那时的艰苦，现在是难以想象的。当时绝大部分的山是光秃秃的，群众做饭没有煤，就连树根草根都挖来做柴烧。耕地是用毛驴拉犁，历来耕深三寸，三寸以下长期形成坚硬的犁底层，水渗不下去，而地面又是密密麻麻的支毛沟，长武30多万亩耕地，就有831条支毛沟，每块地上的小毛沟更是不计其数，“小雨水出沟，大雨河满流”，地里藏不住水，三天不下雨就变旱。这导致六大问题：一是风沙大，一出门，风沙入眼，变成泪人；二是气候干燥，冬春手足皴裂，痛痒难忍；三是极度缺水，大部分群众吃喝是窖水，一年四季还难得洗一回澡，没有水洗衣被，虱子跳蚤也欺人难耐；四是冬春寒风凛冽，直入门窗，除办公室外，住房没有炉火，只能坐在炕上用被子暖身，写材料看书也不例外；五是因为缺水蔬菜极少，绝大部分群众吃饭都是辣椒面调水粘上馒头吃或喝稀饭，我最多是利用西安出差的机会带回点蔬菜作调剂；六是年年灾害严重，群众缺吃少穿，连糠皮都填了肚子。我就因为吃高粱，1970年得了痔疮，50年了，经常出血，治也治不好，给生活带来很大麻烦。
当时的农业品种和种植技术十分落后，小麦亩产75公斤就倒伏，不仅低产，十年还有九年要发生冻害、锈病、干旱、黄矮病等严重灾害，上世纪六十年代十年平均亩产只有61.1公斤，60%种植小麦，20%种植高粱，而吃的大多是高粱。我到长武第二年，1962年早春就发生小麦严重冻害，麦子地面叶片全被冻成水浸状，时任县委书记带着我这个新来的大学生去检查，书记问：“有什么办法？”我说：“只能培育抗冻品种”，书记说：“远水不解近渴”。这使我很尴尬。当时没有化肥，确实也没有别的办法。随后我从北京引来“华北187”“石家庄407”，1963年大田再次发生“根拔”性冻害，48%的麦子被冻死，而引进的两个品种则丝毫无损。1964年春，正研究要推广，可推广会刚结束，锈病大爆发，麦子长得好好的，收获却成一包灰，千粒重只有6、7克，亩产20公斤，严重减产不说，在示范村，一群小孩跟在推广人员的后面吆喝“187！”“187！”“187！”，弄得我们更尴尬。引不到好品种，不仅受气，而且当年生产的麦子，只有皮，没有面粉，雨多还发霉，吃起来又黑又苦又黏，我们却整整吃了一年。
条件如此恶劣，我为什么能留下来呢？第一，我看到当时群众生活极端贫困落后，比讨饭还可怜，我是个学农的大学生，感到有责任帮助群众改变这种贫穷面貌。举个例子，那时下乡是吃派饭，当我在主人家吃饭时，主家端来一碗野菜酸水泡高粱搅团说，“看你是个南方人，吃不惯咱家的生活，我东借西借就是借不到面，实在为难你了”。再一个例子，我单位有个职工同县医院一位姓孟的医生到马屋下乡，吃饭前，一个满头长着癞疮的小孩进来，医生跟主人说，你小孩头上的癞疮弄点药水一洗就好了；主人说，我家穷得就没钱买药；医生说，你弄点水来，我帮他洗。主人端来一碗水，医生给洗毕就吃饭，端饭来的碗，就像刚才洗头的碗，医生拐个弯问，你家有几个这样的碗？主人说，我家穷得没钱买，就这么一个碗。医生感到既心酸又无奈。第二，我来的上世纪六十年代，严重灾害年年发生，新引进的品种材料表现千差万别，吸引了大批的领导专家前来观摩，我感到长武很需要我，我一个人也能解决这些问题。第三，工作干好了，领导群众既支持，又给我好评。在“文革”中，别人搞“武斗”，我则专心搞育种，不参与，武斗人员说：这是搞育种的专家，不要干扰他。1971年，当我的抗锈品种一出台，别的科研单位就说，大的科研单位没出来好品种，一个小小的农技站却培育出来了，这是个奇迹！当我的抗锈品种在渭北推广，形成一个“锈病隔离带”，阻隔锈病南北气流远距离传播危害时，杨凌的锈病育种专家又说：“梁增基最大的贡献是把锈病挡在了西北”。上世纪八十年代，半矮秆抗旱高产品种“长武131”最早把旱区小麦由低产作物变为高产作物，我的老师赵洪璋就称赞说：“旱地小麦亩产400公斤，了不起！”长武的群众见到我，举起大拇指说：“哎呀，老梁，你搞的小麦品种，长得像豆豆，我从来没见过，太好了！”也有的说：“老梁，你给我们解决了吃饭问题，太感谢你了！”这些话既亲切，对我更是鼓励，让我无论如何都要留在长武。
贫穷和落后让领导和我们技术人员有一种责任感，都感到落后并不可怕，怕的是不作为，“穷则思变”，要干要创新。上世纪，从六十年代开始，我们的党政领导带领群众开展轰轰烈烈的“农业学大寨”，平整土地和植树造林，我则跟学大寨同步，专心致志搞小麦育种。七十年代，平整土地是生土翻身，也确实减了产。到八十年代，土壤逐步熟化，防住了水土流失，加上拖拉机深翻和化肥推广，生产条件才大为改观。跟生产生态条件同步，我的小麦育种，速度甚至超过了生产条件的发展。开始为了了解当地的生产情况、栽培制度和品种要求，我骑着自行车跑遍了长武的山山水水。有时会遇到狼，不怕它也没事。有时候半路倾盆大雨，淋得像落汤鸡。最麻烦的是，冬天骑车遇地表消冻，就得用肩扛着自行车行走。有时严冬要到饲养室跟饲养员同睡，两人就靠盖1.2米宽的羊毛毡和滚烫的土炕睡觉，把我的肩胛骨都像烤干了，痛了十年。这些我从没有畏难情绪，面对小麦连年病冻旱严重灾害和低产、群众吃不饱穿不暖的环境，我决心开展小麦育种。
那时是一穷二白，要搞育种难于上青天。面对困难，跟我同来的25名同学纷纷离去，陕甘农科院三次邀请，我都没有动摇，坚守诺言，还把长武作为我的第二故乡，坚守59年不变心。在困难面前，我有一股敢想敢做、敢为人先的志气，没有土地，我从农场借来两亩地，条件是由我种，收获物归农场；没资金，从种到收，我自己动手，用手工操作，划行播种，脱粒用洗衣服的棒槌打，自糊信封标签等等，一切硬着头皮干；没有品种资源，就写信向科研院校要；没有技术经验，就靠知识、智慧、能力和创新思维，攻克一道道难关。
把从各科研单位要来的200多个品种资源种在地里，通过对比观察，摸索其中的生态表现和育种经验，确定育种目标，再在实践中进行验证，并利用科研单位观摩会育种协作会向专家请教和学习。1971年，我培育的“702”“7125”和1978年育成更丰产的“秦麦四号”终于出来，在渭北推广区形成一道锈病封锁线，用陕西植保和育种四位专家的话说是形成一道“锈病隔离带”，阻隔锈病南北传播。为此1989年农业部授予“秦麦四号”“科技进步三等奖”，中央广播电台报道说，“县级单位，获此殊荣，全国只此一家”，赋予这个品种更高的科学含义和价值。
1980年旱塬化肥推广后，80年代前期，整个渭北小麦大面积严重倒伏。其实1975年我就有提前准备，精心选择国内外有特定特点的三个品种复合组配，强化选择，1983年在旱塬最先育成半矮秆大穗粒、根深能用深层水、薄茎薄叶节水、高产抗旱的品种长武131，一改过去高细秆小穗粒易倒伏低产的面貌，推广后把旱塬小麦由有名的低产作物变为高产作物，此后又育成水平更高的“长武134”“长旱58” 等国审品种。至此，长武小麦亩产由六十年代的50公斤提高到千斤水平。当“长武131”在旱区亩产最先突破400公斤时，就受到西北农大赵洪璋院士的赞杨；2010年，水保所用“长旱58”作为“耕地保育”千亩示范方，亩产超千斤，中科院李振声院士说：“旱地小麦育种，梁增基是王牌”。
早在1975年我曾征求过杨凌权威专家的意见，问能否育成既抗旱又抗涝高产的品种？回答是否定的，他说：“旱地抗旱与抗涝是不可克服的矛盾”。我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开始了挑战。在遇到严重干旱和严重雨涝时，都把同一系统抗性成熟最好的留下，当1984年麦田出现严重倒伏满田长出秧苗时，我的抗旱又抗涝高产的“长武131”正好出台，完全赶上了生产的需要。文献记载，“长武131”的出台比中国农科院的同类品种中农九号还早7年。上述四个品种的育成改变了高塬旱区的生产面貌和生产观念，小麦由低产作物变成了高产作物，也带动了几个新的育种单位的新生，如西北农大在乾县、永寿基点和延安、铜川农科所开展的育种，最初就是用这四个品种作优良的资源，目前新的半矮秆品种已经遍地开花。
我的育种是在农场开始，后来搬到农村跟农民结合，1979年，在领导和部门的支持下建设了试验基地，以后逐步完善。目前试验基地已完全达到科研单位的水平，还增加了单倍体育种的设备和课题，我的育种事业更加如虎添翼。育种基地的建设八十年代育成抗旱高产的长武131，九十年代育成多抗高产的长武134，2000年后育成亩产千斤水平的长旱58、长航一号。目前，长武的小麦亩产已由六十年代十年平均61.1公斤，提高到2010--2019年十年平均267.7公斤，比六十年代提高了4.33倍。当然，这是统计局的平均资料，实际多数都在350或400公斤，最高可达537.5公斤，同时克服了严重的锈病、冻害、倒伏、干旱等灾害，还通过调整播期，克服了严重的病毒病。
从1971年开始，我先后育成7个品种，三个国审、四个省审，在西北旱区最早解决锈病、冻害、倒伏和多种灾害问题，把小麦由秆细穗小粒小多灾亩产超不过70公斤的低产作物变为半矮秆大穗大粒抗多种灾害亩产超千斤的高产作物；2010-2013年陕西省农业厅用我的“长旱58”在高塬区作“高产创建”，连续三年亩产均超千斤。更重要的是我59年来，一直奋斗在科研前缘，在长武没有任何基础的条件下，自创育种基地，从理论技术上作了有科技含量五项创新，即：一是独创用“锈病独立组合抗源”培育强抗锈品种，在推广区形成“锈病隔离带”阻隔锈病南北远距离传播，达到大范围防治锈病的目的；二是用国内外有特定特点的三品种组配强化选择，旱区最早育出根深能利用深层水薄茎薄叶节水解决抗旱又高产问题，最早实现亩产400公斤，把旱区小麦由高细秆小穗粒的低产作物变为半矮秆大穗粒的高产作物；三是用国内外多品种复合杂交在旱塬最早育出多抗高产综合性优良品种；四是用水旱品种杂交法,育成优质高产、品质优良亩产千斤的品种；五是用试验确立长武的晚播集中高产播期，预防蚜虫叶蝉等传病害虫蔓延，克服了过去育种植保专家长期致力研究至今未能克服的病毒病。
因此，我的工作不仅能紧跟生产发展需要，解决民生问题，更重要的是有超前性和理论技术创新性，对今后育种工作有理论参考价值。总结过去，我育成的小麦品种，到2018年在旱区推广累计1.5亿亩，增产36亿公斤，按现值计算，增加社会经济效益72亿元。这是按每年在前一年的基础上的增产数。长武县统计局资料，长武全县上世记六十年代小麦十年平均亩产61.1公斤，2010--2019年10年平均为267.7公斤，50年内每亩增产206.6公斤，而我大约每十年育成推广一个新品种，平均每十年小麦也上一个40公斤的台阶；平均每年推广300万亩，加权增产数应该是180亿公斤，增加社会经济效益360亿元。平均以每户种植5亩麦计，每年有60万户受益，50年内累计平均每户受益6万元，年均每户受益1200元。这些成果获省部级科技进步二等奖三项，三等奖一项，成果奖两项，部级推广一、二等奖各一项，我个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被授予中组部先进个人、全国老龄委“全国老有所为先进典型人物”、省劳模、省有突出贡献专家、省优秀共产党员、省三秦楷模等，最近还有幸获得全国道德模范称号。
回想当初我没跟我25名同学一起离开长武，七八十年代又谢绝陕甘农科院三次邀请，始终坚守在贫瘠的黄土地，完成了我该做的工作，实现着当初的理想，心里感到很欣慰和愉悦。
目前我虽已退休，但退而不休。现在我的工作量比退休前要大2倍，退休不加工资，工作量反比过去更大。现在，我一边继续育种，一边受县委委托，带领培养两个研究生接班人，并经县委决定，新组建一个育种单位——长武县旱作小麦育种试验中心，为长远育种事业打下可靠基础。特别是始终不忘习近平总书记对高校师生的寄语：“牢记使命，以强农兴农为己任”，继续发挥我的智慧，加强科研创新，目前用中美两个双高筋品种组配强化优质的创新方法，再次培育更高水平的品种已经出台，经中国农科院质标所分析，达国家一等强筋优质标准，田间抗性也很优异，正等待国家审定，这将为国家旱区商品粮、振兴乡村食品加工产业链和节省外汇开辟新路。与此同时，为了培养后续接班人，我坚持身教胜于言教，手把手，通过全程优质育种具体而形像的方法传授技术，从施肥、整地、播种、杂交、观察记载、田间选株到收获，全程头顶烈日，亲历亲为；室内选粒、整理资料、书写材料，翻阅资料，手脑不闲；不乱花国家资材，不计个人得失，生活俭朴，举止用自己的模范行动，以德感人，以信仰诲人。有我在，对我的育种团队也是个精神支柱，更能增强他们的自信心。我的愿望是，既要建设一个优质品牌的育种事业，还要培养一支脚踏实地、有创新精神，能刻苦奋斗、勤俭办事业、有理想、能为国为民出大力、有爱国敬业奉献精神情操的育种团队，继续造福国家和人民，为践行习近平号召的脱贫攻坚战，再立新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