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言志”是中国古代对于诗歌功能最普遍，最基础的定义，在中国古代很长一段时间里，“对于“诗”的看法与时代密切相关，先秦时代的“诗”（这里指《诗经》三百篇）虽然在内容上并不全如《硕鼠》一样针砭时弊，缘事而发，但在《诗经》经典化之后三百篇中的每一篇都被赋予了崇高的经学意义。在汉代经学昌盛的文化背景下，诗歌创作这种纯粹文人化的活动逐渐衰弱，直到《古诗十九首》的出现，这一现象才开始逐步改善。
《古诗十九首》被尊为“五言之祖”、“一字千金”，它的作者是一批出身于东汉末年中下层的文人，在动荡黑暗的社会里他们“游离”于异乡和政治之外，因接触更广阔的社会而产生的对于人生漂泊、生命脆弱的感慨，以及对于“游子”“思妇”这两种个性化视角的运用体现了其鲜明的个体精神。《古诗十九首》的创作时间目前被广泛认为是东汉末年，在东汉末年那样朝野上下一片混乱的年代里《古诗十九首》的作者作为中下层文人，目及更广阔的天地，不囿于以往的朝堂仕途，所创作出来的作品摆脱了经学的束缚，开始关注自身情感的表达，其作品上承《诗经》下启魏晋。
作为抒情诗的《古诗十九首》其情感发端于诗人自身的经历，由此，我们必然要追溯东汉末年的社会状况。自汉和帝以来，皇帝幼小，太后临朝，外戚势力不断膨胀。除此以外，皇帝早夭导致的外戚间的夺权之争同样造成了权力的动荡，和帝以来，东汉朝堂上宦官、外戚轮流执政的状况便不断开始上演。在这样激烈的政治权力争夺战争中，文人被皇帝逐渐疏远，并被排除在主要权力的边缘。面对宦官势力不断膨胀这样的局面，儒生出身的一批“清流”大臣不断与其斗争，终于在延熹九年与汉灵帝建宁二年爆发了两次著名的党锢之祸，在这两场灾祸中，大批“清流”文人被杀害，流放，文人从此被彻底排挤出权力中心。
除了朝堂，地方的生活同样悲苦，不仅有接连不断的战祸，连地方政府政也不断剥削、压迫着民众，朝野上下“王事不恤,宾客为务,冠盖填门,儒服塞道”交游成风，地方政府官员也不事公务“文书委于官曹,系囚积于囹圄” 他们既“非欲忧国恤民”谋道讲德，只是为了“徒营己治私,求势逐利而已！”至于汉代施行的人才选拔制度——察举制也被破坏，官吏开始被经学世家垄断“有策名于朝,而称门生于富贵之家者,比屋有之。”此时的学者 “怀大夫之容,而袭婢妾之态,或奉货而行赂”并非为了学业而是为了“求志属托,观图仕进。”社会环境的极端痛苦与黑暗，求学无门，入仕无途的现实共同作用于中下层文人身上，他们有的隐逸山林，有的由儒入道，寻求一种精神的超脱与解放，不论在精神上还是处境上都呈现出一种“游离”的状态，正是这样一种“游离”状态，使得《古诗十九首》的作者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的文人都要更加贴近广阔、平凡的下层世界，也比任何一个时代的文人都要悲观与无处，他们放弃了“诗言志”的传统 “蓄神奇于温厚,寓感怆于和平；意愈浅愈深,词愈近愈远”，着力表现内心的隐约、细微情感，以独特的生命表达开启了后来建安时代的慷慨悲歌。
对于人生漂泊的感慨是《古诗十九首》中最常出现的咏叹话题，诗人将文学目光从历史和政治移开，选取个体视角，关注于对自身生命体验的表达，无论是游子的羁旅之思，还是思妇的闺阁哀怨，亦或是对生命脆弱的感叹都已脱离了政治宏大的背景和激昂的情怀。在《古诗十九首》中“游子”“思妇”是最频繁出现的形象，也是个体情感抒发的视角，但往往游子形象的出现只体现在思妇的咏叹：
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
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
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
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
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
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返。
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
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
《古诗十九首》中这一首诗中就是以一个“思妇”的视角来表达对“相去万余里”的丈夫的思念，全诗没有雕琢的词语，没有汉赋华丽铺张的叙述，也没有经学的繁缛与生硬，以思妇的视角着眼于细微、平凡却格外具有代表性的事物，如“胡马”——“北风”；“越鸟”——“南枝”两组意象，都是普通之物，但通过对其具体描述“胡”、“北”；“越”、“南”并将这些形容性词语与“马”“风”“鸟”“枝”相搭配，表达出一种恋家之情，而下文又言衣带渐缓，又重新将视角拉回个体身体细微的变化与心理情感的呼应上。
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
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
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
昔为娼家女，今为荡子妇。
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
开篇起兴，歌咏的也只是自然界最平凡的“河畔草”“园中柳”，引出“楼上”女主人对离家“荡子”的思念，诗中最富个人色彩的就是诗末那句“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一方面在埋怨远行丈夫迟迟不归，另一方面深度挖掘作为思妇身份的主人公所特有的私密的体验，即“空床难独守”。
除了上述思妇闺房哀怨中对游子流浪的感慨外，还有部分诗直接通过游子视角来感叹生命的漂泊。
青青陵上柏，磊磊涧中石。
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
斗酒相娱乐，聊厚不为薄。
驱车策驽马，游戏宛与洛。
洛中何郁郁，冠带自相索。
长衢罗夹巷，王侯多第宅。
两宫遥相望，双阙百余尺。
极宴娱心意，戚戚何所迫？
远离家乡，失志的文人不仅是地理空间上的“游子”，也是政治上“游子”，他们徘徊于外乡和权力场外，感叹“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斗酒宴饮，驱车策马，游戏洛、宛，尽享欢愉后，看到洛阳的繁盛，街巷中王侯的高门府邸和富丽的宫阙，忧从中来，不再仅仅感叹羁旅之情，而是又加上了因“冠带自相索”，导致自己无处结交名流侯门，失志于田野的悲伤，极宴娱心，乐极生悲。双重“游子”身份下复杂情感的细致表达，欢宴前后细微的心理转变都被诗人敏锐的捕捉并表达出来，这种对宴会中喜乐的敏锐捕捉，这种敏感的体悟在后来曹丕的诗歌中也有所发展。
《古诗十九首》中情感的表达开始趋向个体化的视角，那些个在闺阁中等候“尺素书”的思妇，那些流离在异乡的游子，在部分诗歌中成为了诗人的化身，成为了诗人借由传达内心情感的重要渠道。对于诗歌抒情视角的选择是《古诗十九首》个体精神体现的重要方面之一。
在东汉末年那样一个经学已经彻底僵化的时代里，《古诗十九首》的诗人们大胆突破以往对于政治、功业、社会等内容的眷恋，不再关注宏大的场面或是普遍的情绪，而是将目光转向了平凡个体内心独特的情感，在表达这种情感时，他们选择了不仅与诗人自身身份相近，而且在黑暗动荡年代里承受着不断游离所带来的痛苦的人——“游子”与“思妇”作为抒情主人公，同样，作为抒情诗的《古诗十九首》所要表达的内容必然是自身的内心整体，这是极其具有个人性的内容，而对于“游子”“思妇”这种极具个人化色彩角度的选择，为个人情感的表达提供了更便捷、动人的方式，加之“游子”“思妇”本身所带有的身份背景，使得诗人在表达时为全诗情感的表达提供了一个鲜活又生动的助力。
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
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
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
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
一个远在异乡的游子涉江采芙蓉，要送给所思之人，但所思之人遥在千里之外的故乡，长路漫漫，同心离居，忧伤中了此一生。
对于个体视角的选择是个体意识觉醒的重要表现之一，《古诗十九首》中对“思妇”“游子”两个个体化视角的选择不仅更生动的的表达了自己的情感，也体现着诗歌创作归于本心，诗人开始寻求对内心情感的发掘，这种对自我情感的体认为后来魏晋时期的文学自觉的爆发奠定了基础。
《古诗十九首》缘事而发，其中对生命的歌咏，对个体情感的抒发虽然只是个体情感，但在东汉背景下却又有着普遍性，后人可以借由《古诗十九首》去了解东汉宏大历史叙述外更加生动、鲜活的社会图景。生命的漂泊羁旅，落叶无根带来了无尽的哀苦，使得本就脆弱的生命加速衰老，思妇也好、游子也罢都是千年前那漫漫长夜里无辜又孤独的流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