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目的：探究正负性情绪对直觉决策质量的影响以及元认知能力对二者的调节作用。方法：以60名本科大学生为研究对象，采用量表结合实验研究设计的方式进行研究。结果：①相比负性情绪条件，个体处于正性情绪时的直觉决策质量更高；②元认知能力在情绪对直觉决策质量的影响中起调节作用。结论：正负性情绪会显著影响直觉决策质量，且元认知能力可以调节情绪对直觉决策质量的影响。
【关键词】 情绪；元认知能力；直觉决策质量
直觉是一种可以超出机遇水平去判断出刺激物的性质和特点，但却无法解释做出某种判断的缘由[1]。直觉作为一种无意识的认知形式，通常会被人们忽视，但通过直觉做出的决策往往会对人们的生活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2-5]。近几十年来，随着对直觉研究的深入，研究者们开始关注到情绪对直觉决策的影响。研究者发现处于正性情绪状态下的个体更倾向于采用自上而下的、启发式的信息加工方式，即直觉型决策，而处于负性情绪状态下的个体则更多采用自下而上的、系统式的信息加工方式，即分析型决策[9]。由此可见，正性情绪会促进个体采用直觉进行决策，而负性情绪下更多采用分析进行决策。
然而，当前还鲜有研究探讨情绪影响直觉决策的内在机制，尤其是在何种情况下情绪会对直觉决策质量的影响更大。有研究者指出直觉决策强调的是一种再认识的过程，一种以技能为基础的决策模式[2]，而这种再认识的过程就是元认知。元认知是指个体对自身认知活动过程的再认知，并在认知过程不断地监测和控制自己的认知活动，作为个体思维活动的核心成分，元认知对个体的认知过程、情绪情感、行为等起着认知、理解、监督、调节的作用[10]。因此，本研究猜想元认知能力的高低是否会影响大学生在不同情绪状态时对自身情绪状态的再认知，从而缓解情绪对直觉决策的影响。
综上所述，本研究拟探讨正负性情绪对知觉决策质量的影响，并考察元认知能力在其中所起的调节作用。基于对以往研究的回顾，本研究提出两个假设：假设1，相比负性情绪条件，个体在正性情绪状态下的直觉决策质量更高；假设2，元认知能力在情绪对直觉决策的影响中起调节作用；相比于元认知能力低的个体，元认知能力高的个体不论处于正性还是负性情绪下，其直觉决策质量都较高。
1 方 法
1.1 被试
采取方便取样法从贵州某大学选取60名本科生作为被试(其中男生29名、女生31名，年龄18—25岁，平均年龄为 20.9岁，标准差为1.62岁)均为右利手，以前从未参加过类似实验。经随机分组，将被试分为正性情绪组和负性情绪组，每组各30人。
1.2 实验设计
采用单因素(情绪类别：正性情绪、负性情绪)被试间实验设计，因变量为直觉决策质量。
1.3 实验材料
1.3.1 大学生元认知能力量表 采用康中和编制的大学生元认知能力量表[18],包共24个项目。采用5级评分，选项分别为“从不、很少、有时、经常、总是”，总分24～120分，分数越高，代表元认知能力越强。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7。
1.3.2 PANAS量表 采用由Waston等人编制[19]，张卫东等人修订的PANAS量表[20]，来测量个体的正性情绪(PA)和负性情绪(NA)状态。其中，PA、NA两个分量表各10个项目，共20个项目，采用5级评分，选项分别为“几乎没有、比较少、中等程度、比较多、极其多”，若被试在PA分量表上的得分高于NA分量表得分则说明被试处于正性情绪状态下，反之，则被试处于负性情绪下。
1.3.3 情绪启动材料 本研究视频诱发情绪的启动方式，情绪启动视频由15名心理学专业学生进行评定后选用电影《西游降魔篇》、《妈妈再爱我一次》中大约3分钟左右的片段作为诱发正、负性情绪的视频。
1.3.4 实验材料 采用由Dijksterhuis编制[15]，陈彬(2013)修订的室友选择任务[16]，来评估被试的直觉决策质量，该任务包括四名备选室友(分别命名为室友A、B、C、D)，每名备选室友均有 12 条属性信息，共 48 条属性信息。如，室友A大方、脾气差、作息有规律等；室友B常为他人着想、才艺一般、学习不刻苦等。四名备选室友的积极属性词与消极属性词比例均为1：1，根据四位备选室友的属性效价得分，最优室友为室友B，最差室友为室友C。以室友选择区分度为测量指标，即最优室友(室友B)态度评分减去最差室友(室友C)态度评分，室友选择区分度越高，表明直觉决策质量越高。
1.4 实验流程及实验程序
1.4.1 实验流程 被试进入实验室，首先给被试施测《大学生元认知能力量表》，施测后将被试随机分配到正性情绪组、负性情绪组观看相应的情绪启动视频，接着让被试填写《PANAS量表》测量被试此时的情绪状态，之后立即进行室友选择任务。
1.4.2 实验程序 实验程序采用E-prime2.0软件编写，通过电脑屏幕呈现。被试通过阅读指导语了解实验流程并开始实验。指导语中详细介绍了被试的任务是在分别看到关于四位备选室友(A、B、C、D)的信息后，形成对四位备选室友的整体印象，基于这个整体印象选择一位作为自己的同居室友，并根据每位备选室友的喜好程度分别对每位室友进行评分(0-9分，分数越高表明被试对备选室友的喜欢和认可程度越高)，并提醒被试“请在阅读完四位室友信息后凭第一感觉立即做出选择，过多思考反而降低你选择质量”。
进入正式实验后，每一屏上呈现一名备选室友的全部12条属性信息，呈现时间为12秒。为了让被试有足够时间能够对备选室友的属性信息进行编码，每名备选室友信息呈现之间2秒的空屏作为间隔。四名室友呈现顺序随机。信息呈现结束后，被试根据指导语要求进行按键操作，选择一名备选室友作为同居室友并对四位备选室友进行按键评分(0-9)。E-prime实验程序的流程示意图，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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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室友选择任务流程图
1.5 数据分析
采用Epidata3.1进行数据录入，SPSS 25.0中的宏PROCESS程序进行调节作用检验。
2 结 果
2.1 视频诱发情绪效果检验
从表1中可以看出，《西游降魔篇》所诱发的正性和负性情绪得分的差异性检验显示，t正性=4.05, p<0.001，《妈妈再爱我一次》所诱发的正性与负性情绪得分的差异性检验显示，t负性=23.25, p<0.001。这说明实验所选用的电影片段成功诱发被试的正性和负性情绪。
表1 情绪诱发效果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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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2.2 不同情绪对直觉决策质量影响的检验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进行比较发现：正性情绪组直觉决策质量得分(3.90±1.94)、负性情绪组直觉决策质量得分(3.00±1.51), t=2.01,df=58, p<0.05。结果证明，个体在正性情绪状态下直觉决策的质量显著高于负性情绪状态下直觉决策的质量。
2.3 元认知能力的调节效应分析
为了探究元认知能力在情绪对直觉决策的影响中是否起到调节作用，本研究采用Preacher和Hayes的调节效应检验方法进行检验[21]，该方法提供调节效应95%置信区间估计。首先将调节变量元认知能力得分进行中心化处理，然后将情绪作为自变量，元认知能力作为调节变量，直觉决策质量作为因变量，进行调节作用分析。选择process中的模型1，使用极大似然估计的方法进行计算。结果见表2
表2 元认知能力的调节作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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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节效应分析显示，情绪和元认知能力的交互作用显著( β = 0. 54，95% CI =[0.04，1.02])，调节作用路径示意图，见图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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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元认知能力在情绪和元认知能力之间的调节作用路径示意图
研究为进一步观测各变量在调节作用下的变化趋势，进行了简单斜率检验。结果如图3所示。表明元认知能力在情绪和直觉决策质量之间起到调节作用，不论元认知能力高低，情绪均能显著地正向预测个体直觉决策质量，但相对而言，高元认知能力的这种预测作用的效应量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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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元认知能力对情绪与元认知能力的调节效应
3 讨 论
本研究对情绪、元认知能力和大学生直觉决策质量三者之间的调节作用进行分析检验。结果显示，相比负性情绪，正性情绪下个体的直觉决策质量更高；元认知能力在情绪对直觉决策质量的影响中起调节作用。
根据直接作用路径分析得出，相比负性情绪条件，个体处于正性情绪时的直觉决策质量更高，这一结论与前人的研究相一致[22]，个体在决策过程中,积极情绪导致自动加工，消极情绪导致控制加工，积极情绪使个体在决策过程中既能节省自身认知资源的前提下又做出有利于符合当前环境的判断。说明个体在正性情绪下更多直觉型决策，而负性情绪的被试则更多采用分析型决策[12]。这提示我们，在日常生活进行决策时，可以根据自己当时所处的情绪状态选择一种决策质量较高的决策方式。
本研究还重点考察了元认知能力在情绪对直觉决策质量的影响中的调节效应，结果发现，不论元认知能力高低，情绪均能显著地正向预测个体直觉决策质量，但相对而言，高元认知能力的这种预测作用的效应量更高。总体来说，相比元认知能力低的个体，元认知能力高的个体不论处于正性还是负性情绪下，其直觉决策质量都较高。
参 考 文 献
1 Bolte A, Goschke T. Intuition in the context of object perception: Intuitive gestalt judgments rest on the unconscious activation of semantic representations[J]. Cognition, 2008, 108(3):608-616.
2 柏菊.直觉决策研究综述与展望[J].中国软科学,2008(05):140-147.
3 孟亮. 直觉决策机制研究的综述与展望:决策神经科学视角[J]. 经济研究导刊, 2013, 000(017):6-9,26.
4 刘静,周辉.企业管理中直觉决策影响因素研究[J].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学报,2019,26(01):142-148.
5 Dijksterhuis A, Bos M W, Nordgren L F, et al. On making the right choice: The deliberation-without-attention effect[J]. Science, 2006, 311(5763):1005-1007.
6 Isen, Alice M, Patrick, Robert. The Effect of Positive Feelings on Risk Taking[J].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 human performance, 1983, 31(2):194-202.
7 Johnson E J, Tversky A. Affect, generalization, and the perception of risk. [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1983, 45(1):20-31.
9 陈维举. 情绪和时间压力对购买决策中信息加工影响的实验研究[D]. 西北师范大学, 2011.
10 Flavell, J. H. Metacognitive aspects of problem solving. [J]. The Nature of Intelligence, 1976, 231-2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