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是冷战期间美苏直接对话和对峙的标志性事件。尽管笼罩在核武器威胁下的危机管控毫无先例可循，但美苏均能从避免人类陷入全面核战争的高度出发，谨慎妥善地处理这一危机，其应对手法、沟通技巧、施压手段等都具有各自鲜明特点和较高借鉴意义，为后人研究危机管理和大国关系提供了重要参考。
关键词:古巴导弹危机；斗争艺术；决策机制
一、古巴导弹危机的背景及过程
1959年，卡斯特罗领导古巴革命军推翻巴蒂斯塔政权。古巴革命的成功以及卡斯特罗针对国内经济和外国在古企业的一系列政策调整，令当时的美国政府感到自身利益受损。“在美国沿海有一个社会主义的古巴，为拉丁美洲的其他国家作出革命的榜样，这是美国无法容忍的。”[ [苏]尼·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回忆录——最后的遗言》，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1975年，683页]1960年起，美国先后对古巴实施经济制裁、启动全面封锁，此后两国断交。几乎就在同时，苏联与古巴恢复外交关系，卡斯特罗宣布古巴为社会主义国家。1962年，苏古达成秘密协议，苏联开始在古巴建立导弹基地，多批次向古巴运送地对空萨姆导弹、中程导弹以及军事技术人员。随着美国U-2侦察机发现相关动向，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于1962年10月14日发表电视讲话，宣布从24日起对古巴实行海上封锁。经过激烈博弈，时任苏共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于10月26日致信肯尼迪，表示愿在美国保证不入侵古巴的前提下，从古巴撤出进攻性武器。美国随即予以积极反馈，并通过非正式渠道允诺自土耳其撤出“朱庇特”导弹系统。此后一个月内，苏联将部署在古巴的导弹悉数撤回，古巴导弹危机得以平息。
二、美苏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的斗争手法
（一）美国方面
一是成立了“改良加强版”国家安全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上任之初，肯尼迪曾对前任总统艾森豪威尔时期的国安委架构进行过改造，将分散在行政机构中的安全决策权集中到自己和若干核心幕僚手中。但这次改造存在诸多漏洞，致使肯尼迪在处理“猪湾事件”时未得到必要的决策辅助支持。古巴导弹危机爆发后，肯尼迪吸取教训，在国安委框架内成立了新的执行委员会，任命弟弟罗伯特·肯尼迪（时任司法部长）作为执委会牵头人，纳入国务卿迪安·腊克斯、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麦科恩、财政部长道格拉斯·狄龙、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乔治·邦迪、总统顾问特德·索伦森、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麦斯威尔·泰勒；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艾德莱·史蒂文森等。[ [美]罗伯特·肯尼迪：《十三天——古巴导弹危机回忆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7页]执委会成员在两周时间里密集召开会议近40次，就如何处理古巴导弹危机展开激烈讨论，每天将讨论结果呈报总统，由肯尼迪本人做出最终裁决。新的国安委执委会内部尽管意见分歧明显，各派曾尖锐对立，但这一高效、专业的团队无疑为肯尼迪的决策提供了全面深刻的见解，称得上危机期间美方的核心“智囊团”。
二是建立了全方位严格保密机制。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美国安会执委会是一个“不存在”的机构。“总统和他的弟弟都认为，保密是必要的，以免这桩交易披露后激怒北约盟国，也激怒国内的强硬派。”[ [美]罗伯特·肯尼迪：《十三天——古巴导弹危机回忆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10页]除总统助理等核心幕僚外，参与执委会的基本是各部门一把手，个别必要的副职人员即便与会也次数有限，各部门其他官员均不掌握执委会会议情况。据罗伯特·肯尼迪回忆，“由于改变例行活动会招致怀疑，他（肯尼迪总统）恢复自己的日常时间安排，也按计划进行竞选演讲......为了避免几辆豪华车形成长长的车队招人耳目，大家都挤坐在我的一辆车里。约翰.麦科恩、麦斯威尔.泰勒、司机和我挤坐在前排座位，剩下的六个人挤坐在后座上。”[ [美]罗伯特·肯尼迪：《十三天——古巴导弹危机回忆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19页]在白宫发现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等重要时间节点上，执委会均做到了严格保密，不对外泄露任何信息，美国国会、媒体和民众事先都不知情，也没有机会对决策过程施加影响。尽管国会和媒体对此不乏抱怨和指责，但高效的保密机制为美方决策提供了安全保障，争取了更多内部研讨时间和战略主动。
（二）苏联方面
一是依靠中央领导集体作出决策。对于如何处理此次危机，期初苏共中央主席团内部意见也不尽一致。以米高扬为代表的温和派反对向古巴部署导弹，认为这种做法极为危险，而且古巴方面未必会认可。以苏斯洛夫为首的强硬派主张向古巴部署导弹，既有捍卫苏联国家利益的考量，也有维护现存官僚系统既得利益的考虑。勃列日涅夫、科兹洛夫、柯西金等人则不轻易站队，没有发表明确意见。赫鲁晓夫本人认为，从当时的国际形势特别是美苏对抗态势看，苏联必须有所行动，否则在战略上将极其被动。“我们愿意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做邻居，因为这对我们有好处。”[ [苏]尼·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回忆录——最后的遗言》，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1975年，683页]尽管经历了激烈的争论，个别人内心仍有保留意见，但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最终少数服从多数，达成一致共识，赞成在古巴部署导弹，充分体现了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原则。
二是根据局势演变调整战略战术。危机爆发后的一系列事实表明，从海空护航能力到核力量储备，苏联方面都出于下风，不具备同美军在加勒比海作战的条件。一旦矛盾激化，美国甚至可能报复性打击苏联本土，而苏联则无法作出相应回击。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坦言，“古巴的领土面积很小, 地理位置与苏联相距甚远。与我们相通的海岸线又如此之长,而空中运输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如果帝国主义分子一旦发起战争, 而我们再不采取断然措施对美国实施核打击的话, 那么苏联给予古巴革命以必要的援助将会是极其困难的, 难以想象的, 甚至不可能的。”[ 沈志华：《苏联历史档案选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116页]苏共高层还认识到，肯尼迪已经竭尽所能稳住国内鹰派并做出了最后让步，如果苏联不做出任何妥协，美军对古巴的进攻将不可避免，而肯尼迪提供的条件实际上符合苏联撤出导弹的最低条件。苏共高层认为部署导弹的威慑目的已经基本达到，和平解决危机成为共识。在此过程中，苏共高层对形势发展展现出较强的研判和应对能力，其政策灵活、举措得当，特别是能够准确把握双方底线，有效避免了危机升级失控。
三、对美苏斗争手法的分析与思考
美苏两国意识形态高度对立，政治体制和历史文化截然不同。继1947年杜鲁门主义诞生以来，冷战范围不断扩大，强度持续升级，形成以美苏为核心的两大阵营。古巴导弹危机是冷战期间美苏直接对抗的“巅峰对决”，也是双方长期战略对峙的必然结果。危机给双方开展直接“过招”创造了客观条件。随着美国不断加强对欧洲导弹部署，苏联面临的战略压力日益增大，只有在美国周边有所作为，才能实现双方战略“均势”。在当时的背景下，美苏之间即便没有爆发古巴导弹危机，也势必发生其他类似事件。
与以往超级大国之间的对决不同，核武器成为此次危机中最突出的不确定因素，是前人不曾遇到的棘手问题。在“确保相互摧毁”（MAD）的阴影笼罩下，美苏最高决策层都不得不改变以往基于常规武器战争的思维方式，慎重考虑每一个决策可能带来的直接和间接后果。如何在捍卫自身利益的同时与对方开展沟通、传递信号，避免出现战略误判进而引发核战争，成为双方决策层特别是最高领导人政治智慧的一次大考。尽管当时的肯尼迪与赫鲁晓夫年龄相差近20岁，出身、性格、世界观迥异，但事实证明，二人都对各自肩负的历史使命和核战争的严重后果有着深刻认识，也对危机局势的演变有着准确判断。
赫鲁晓夫展现了粗中有细的一面。曾多年在基层摸爬滚打的赫鲁晓夫，赫鲁晓夫既没有接受苏联军方强硬派的鼓动，也没有其他各方诉求绑架，对斗争手法的选择和火候的拿捏恰到好处。特别是10月26日和27日，赫鲁晓夫先后向美方发出两份电报，内容和语气截然不同，明显反映出其本人与政治局同僚的立场“温差”，巧妙地将自身处境和真实意图传达给美方，避免了双方再度陷入毫无意义的相互指责和猜疑之中。
肯尼迪则体现了柔中带刚的一面。“猪湾事件”给当选不久的肯尼迪在心理上造成不小的挫败感，国内强硬派和舆论也不断向他施压。尽管如此，肯尼迪仍一再制止强硬派提出的不成熟建议：“我关心的不是第一步，而是双方冲突升级的第四步和第五步......我们走不到第六步，因为到时候没有人活着走这一步。我们必须提醒自己，我们踏上的是非常危险的道路。”[ [美]罗伯特·肯尼迪：《十三天——古巴导弹危机回忆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70页]经过深思熟虑，肯尼迪最终选择了封锁。“封锁的好处在于既保留了他的选择权, 也给赫鲁晓夫保留有某些选择的余地, 在两个核大国之间, 这是很重要的。”[ [美]西奥多·索伦森：《肯尼迪》，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54页]
四、由古巴导弹危机得到的启示
古巴导弹危机距今已过去58年。其间，美苏两国领导人均数次更迭，美逐步在全球范围内奠定一超独霸地位，独联体国家则在苏联解体后开启新的历史进程，以美苏争霸为主线的冷战告终。此后，多极化、全球化逐渐成为世界发展的主流趋势，要和平、求稳定、谋发展成为各国公认的时代主题。在国际环境发生颠覆性改变的背景下，古巴导弹危机依然是国际关系领域的最受热议、也是时常被提及和引用的话题之一，究其原因，根本在于此次危机蕴含的深刻历史和现实意义，不仅对美苏两国来说刻骨铭心，对国际社会也弥足珍贵。危机反映出的危机管理机制、斗争原则和手法、决策思路和形式等均对后世具有较高借鉴意义。
（一）国家利益始终是解决危机的终极考量。无论是意识形态较量、国内党派之争还是各种外部因素，在国家核心利益面前都要退居其次。肯尼迪和赫鲁晓夫深知，全面核战争一触即发，任何愚蠢莽撞之举都可能导致局面失控和难以预计的连锁反应，而这显然与美苏国家利益不符。因此，每一项决策都必须经过深思熟虑，避免被误导或干扰。同样出于国家长远利益考量，双方就苏联从古巴撤导和美国从土耳其撤导进行了利益置换，“我们明明知道这个保证只是象征性质：土耳其和意大利的美国火箭早已过时了，美国人很快就会用更现代化的武器代替它。再者，美国已经用北极星导弹装备它的海军。尽管如此，肯尼迪也给了人们一种双方都让步了的印象。”[ [苏]尼·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回忆录——最后的遗言》，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1975年，685页]假如双方不能从战略层面看问题，转而斤斤计较战术层面的利益得失，危机将成为无法解开的死结。所幸两国均最大限度地保持理性，最终各取所需，在不同程度上实现了各自战略目的。
（二）“斗而不破”的斗争原则成为一种默契。纵观古巴导弹危机全过程，尽管美苏军舰、战机曾经剑拔弩张，双方高层多次发出“最后通牒”式的警告，两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也互相口诛笔伐，但这些举措始终停留在示强和震慑层面，未有过激之举。两国高层都清醒认识到在核时代发生直接对抗的风险，以避免核战争作为重中之重，同时又结合本国利益和自身优势制定有针对性的斗争举措。双方秉持以打促和的原则，坚持将有限的“打”视为手段，将最终的“和”视为目标，不做盲目挑衅，也绝不轻易示弱。双方下出的每一步棋都给对方留有思考时间，也为自身留有回旋余地。因此，肯尼迪和赫鲁晓夫在整个危机过程中的步调和风格惊人相似，展现出高超的洞察力和控局能力，这种“默契”也在此后美苏的历次对峙中被反复印证。
（三）非常时期的非常手段趋于常态化。从美国方面看，为应对此次危机，肯尼迪第一时间成立国安委执行委员会，有效摆脱了“三权分立”带来的各方面掣肘，时刻注意外松内紧，显著提升了决策效率，从而避免重蹈“猪湾事件”覆辙。从苏联方面看，以苏共中央主席团和书记处为核心的决策机制尽管神秘，但不乏高效。赫鲁晓夫不仅是决策者，也是吸纳各种意见、缩小各派分歧的调和者，通过争取大多数的方式有效统一了苏共高层思想。对美苏双方来说，古巴导弹危机的成功实践不仅化解了当时的危机，更对日后建立成熟的危机应对机制影响深远，冷战时期的非常手段逐渐成为常态化机制，并且得到其他国家广泛借鉴。
（四）超级核大国的责任和义务同步提升。美国著名外交家乔治·凯南早在1946年便预言：“核武器威力巨大......完全摧毁敌人的武装力量已经不再是我们的目标......在最遭的情况下，那意味着我们双方要同归于尽。”[ [美]乔治·凯南：《凯南日记》，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年，187页]古巴导弹危机以来，核武器完全颠覆了国家间的战争模式，也成为衡量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准。拥核国对世界和平和全人类的安危负有重大责任和不可推卸的义务。在古巴导弹危机结束50多年后，美国宣布退出《中导条约》，拒绝延长《美俄关于进一步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措施的条约》，给国际局势带来巨大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与古巴导弹危机中展现出的冷静、克制和大局观形成鲜明对比。事实证明，一旦某些国家放弃守信践诺的大国责任，其负面影响将如核武器一样可怕。在军控这种涉及全球稳定的问题上，任何国家都无权任性试错或肆意推卸责任。
（五）多边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方向。古巴导弹危机的解决，除了美苏国家利益使然之外，绝不能忽视两国领导人的性格因素。但假如二人稍有不慎，都可能直接引爆核战争。赫鲁晓夫坦言，“尽管我们的阶级对抗是不可调和的......我愿意向肯尼迪致敬。他表现了很大的灵活性，和我们一起避免了灾难。”[ [苏]尼·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回忆录——最后的遗言》，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1975年，689页]站在今天的视角回顾那段历史，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不能也不应由某几个人或几个国家决定，而要依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来维系。国际秩序是否公正合理，则需要充分考虑各方关切诉求，即遵循多边主义。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时代，广大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展现出巨大发展动力和潜力，多边机制的作用日益提升。单边主义、强权政治在短期内或许还有市场，但长远看，关乎各方利益的事情必须由各方共同商讨决策，多边主义是大势所趋，也是国际社会应当持之以恒的努力方向。各国应共同致力于开展对话与合作，实现互利共赢，而不是为了一己之私退群建墙，将世界引回冷战歧路。
作者简介：张浩阳（1985-11），男，汉族，籍贯：山东青岛，当前职务：一级主任科员，学历：大学本科，研究方向：国际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