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精子相关参数 ②焦虑和抑郁症状 ③生精细胞检查
　　　3.纳入研究的质量评价：3项研究中有两项采用自身对照研究，1项采用了随机对照研究和自身对照研究（但在本文中选用自身对照的数据）。描述了研究内容和目的，但是均未报道研究设计或研究进展中可能产生的偏倚及其控制方法，也未报道样本量大小确定的任何说明。根据牛津循证医学中心(Oxford Centre for Evidence-based Medicine)提出的证据评价体系标准定位1篇B级证据，两篇C级证据。
　　　4.Meta分析结果：3项研究均使用了SAS与SDS对男性不育症患者的焦虑、抑郁情绪进行评分，故对3项研究中对象干预前后的SAS和SDS量表评分进行meta分析。SAS评分：干预后的SAS评分显著下降 smd（95% ci）=0.52（0.27-0.76），z=4.12 p=0.000 差异显著；异质性检验 i2=54.0% p=0.114 ，为中等异质性（见图2）。SDS评分：SDS评分干预前后未见显著性差异 smd （95% ci）=0.34 (-0.33,1.01)，z=1.00 p=0.316，差异不显著，i2=86.3%,p=0.001异质性较大 ，故采取随机效应模型。（见图3）

　　　讨论 随着不孕不育成为WHO提出的21世纪世界第三大疾病[4]，不孕不育人群已逐渐成为心理学科关注的对象。针对男性不育症患者心理问题的研究有心理状态的调查研究、影响心理健康的相关因素研究以及心理干预研究。其中心理状态的调查研究最多的是针对焦虑、抑郁的调查，SCL-90量表使用也较多，其中躯体化、抑郁、焦虑、恐怖、人际关系，强迫均是发生率较高的因子[5]。Csemiczky G [6]等研究发现不育患者多有抑郁、孤独、气愤、自罪及人格缺陷。影响因素方面的研究证明：随着年龄的增长，男性不育症患者抑郁的发病率会增加[7、8]；教育程度越低，焦虑得分越高，家庭来源为农村的患者焦虑与抑郁水平更高，同时家庭收入与患者抑郁水平呈负相关[9]。旧金山州立大学最新研究发现[10]既往重度抑郁病史是不孕不育症患者抑郁症的最佳预测因子。而由男方因素导致不孕不育症的家庭中男性焦虑、抑郁程度要显著高于单纯女方和双方因素所致的男性患者[5]。针对男性不育症的发病类型，原发男性不育症患者焦虑、抑郁的程度较继发男性不育症患者更重[6]。治疗的次数、持续时间和治疗效果等，也是使男性不育症患者产生负性情绪的因素。生育观念、生育压力、心理灵活性和自我同情感也会影响男性不育症患者心理。患者因传统生育观念的影响，易受到来自社会舆论、家人亲朋的压力，比普通人有较高的抑郁、焦虑情绪，生育观念越强[11]；有学者认为，心理灵活性和自我同情为不育患者抑郁的保护因素[12]，而积极的个人价值观可帮助减轻抑郁焦虑程度[13]。关于不育症患者心理干预的研究则少之又少，大多只是局限于方法学的介绍如心理咨询、暗示疗法、放松训练和认知疗法等，缺乏前瞻性的对照研究。。尽管学者的观点众说纷纭，但国内针对男性不育症患者心理问题的研究总体较不孕症少，且部分文献的作者存在概念不清的问题。而研究表明男性不育症夫妇中男性心理问题较女性更为严重[14]，因此更应加强男性不育症患者的心理研究。现有的研究中，以心理调查研究居多，涉及方面也较全面。针对心理问题的干预研究则更为空缺，没有运用心理学的专业技能予男性不育症患者进行心理干预，也缺乏临床对照研究。总体而言文献质量较低。
　　　SDS 和 SAS 量表是由 Zung 在上世纪 60 年代编制，因设计精练，计算方法简单，容易掌握和操作，被广泛的用于各领域和人群，是国际公认的抑郁和焦虑自评量表[15-17]。在国内，相关的划界值 ( 包括严重程度界值) 是在普通人群测评基础上，按分布百分位得出的，并没有进行过临床效度检验［18］。田银娣［19］针对SAS、SDS量表在肝硬化患者临床应用中的信效度评价的研究证明，SAS 和 SDS 量表调查肝硬化患者焦虑和抑郁情况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可以用于肝硬化患者心理障碍的测定。但段泉泉［20］采用 SAS 和 SDS 区分非精神病性障碍就诊者和一般陪诊家属的临床效度检验的结果并不理想，自评量表得出的程度不能直接等同于医生评 定的临床症状严重程度。而SAS和SDS量表并未在不育症患者人群中经过信效度检验，其用于测量不育症患者焦虑、抑郁情绪的信效度仍有待进一步探讨。
　　　本次Meta分析研究结果显示，通过对不育症患者进行心理评估、心理干预，SAS量表评分显著下降，差异显著。通过倾听、沟通、放松训练、改变认知、增强家庭和社会支持，能够增强患者安全感，消除紧张情绪，建立和谐的护患关系，稳定婚姻、家庭、社会关系，化解心理危机，从而减轻不育患者的心理障碍，提高心理承受力。SDS量表评分的差异性不显著。这可能与两种情绪的特质有关。焦虑是人们面临可能造成心理冲突或挫折的情境 ,却又无法采取有效措施加以预防和解决时的情绪体验。抑郁则是一种过度忧愁和伤感的情绪体验 ,常发生在遭受挫折或不幸之后 (而焦虑常发生在重要事件之前 ) [21]。且抑郁为一种持久的心情低落的心境[22],改善需要专业的心理治疗和达到一定时间的疗程。而抑郁情绪的程度也与人的气质类型有关，气质具有极大的稳定性，是不易改变的[23]。
　　　本研究纳入文献的具体心理干预措施并未完全一致，干预设计也存在差异，因此研究中偏倚无法避免。纳入文献质量较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结果的可信度，因此结果的证据强度有待进一步验证，故期待更多高质量的随机对照试验提供更有力的证据。
　　　
　　　参考文献

[1]李文刚.42例男性不育患者治疗前后焦虑及抑郁的研究[J].国际检验医学杂志,2016,37(19):2732-2733.
[2]房军领,曹翠娟.无精子症诊治中治疗选择和循证护理[J].临床合理用药杂志,2016,9(14):117-119.
[3]新涛.男性不育患者心理治疗疗效观察[J].中国性科学,2012,21(07):18-19+24.
[4]INHOＲN M C. Global infertility and the globalization of new reproductive technologies: illustrations from Egypt [J].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2003， 56 ( 9) : 1837-1851.
[5]王笑红, 汤惠霞, 汪小丽, et al. 不孕不育症家庭男性成员抑郁焦虑状况及相关因素分析[J]. 深圳中西医结合杂志, 2015, 25(24):7-8.
[6]Csemiczky G . The influence of stress and state anxiety on the outcome of IVF-treatment : psychological and endocrinological assessment of Swedish women entering IVF-treatment[J]. Acta Obstet Gynecol Scand, 2000, 79(2):113-118.
[7]Alhassan A , Ziblim A , Muntaka S . A survey on depression among infertile women in Ghana[J]. BMC Women\"s Health, 2014, 14(1):42.
[8]王笑红, 汤惠霞, 汪小丽, et al. 不孕不育症家庭男性成员抑郁焦虑状况及相关因素分析[J]. 深圳中西医结合杂志, 2015, 25(24):7-8.
[9]韩备飞,劳佩维,应翡蓉.女性不孕症患者焦虑、抑郁影响因素调查分析[J].中国现代医生,2013,51(19):3-6.
[10]Prevalence and predictors of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for fertility treatment patients and their partners[J]. Fertility and Sterility, 2015, 103(5):1332-1339.
[11]高为. 752例男性不育患者焦虑与抑郁的调查[J]. 航空航天医学杂志, 2015, 26(11):1389-1390.
[12]Pinto-Gouveia, José, Galhardo A , Cunha M , et al. Protective emotional regulation processes towards adjustment in infertile patients[J]. Human Fertility, 2012, 15(1):27-34.
[13]Wang J Y , Li Y S , Chen J D , et al. Correction: Investigating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Stressors, Stress Level, and Mental Symptoms for Infertile Patients: A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Approach[J]. Plos One, 2015, 10(10):e0140581.
[14]段明君, 李慧, 王芳, et al. 男女不育症患者应对方式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 中国计划生育和妇产科, 2014(6):44-46.
[15]Zung WWK. A 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 Arch Gener Psych，1965，12:63-70.
[16] 刘丽英, 王建荣, 张秀, et al. 慢性乙肝住院患者希望水平与焦虑抑郁情绪及社会支持的相关性[J]. 中华现代护理杂志, 2012, 18(16):1874-1876.
[17] Belvederi Murri M , Cecere A C , Masotti M , et al. Biopsychosocial predictors of interferon-related depression in patients with Hepatitis C[J]. Asi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2017, 26:24-28.
[18]戴晓阳. 常用心理评估量表手册[M]. 人民军医出版社, 2010. 133 － 136，153 － 155.
[19]田银娣,王怡恺,李静,王苗苗,党双锁.焦虑和抑郁量表在肝硬化患者临床应用中的信效度评价[J].实用肝脏病杂志,2019,22(01):105-108.
[20]段泉泉,胜利.焦虑及抑郁自评量表的临床效度[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12,26(09):676-679.
[21]皇甫恩 ,杨胜元 ,主编 . 心理卫生[M] . 北京: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1999. 70-75.
[22]于莉英. 抑郁症的中医药研究[J]. 辽宁中医药大学学报, 2007, 9(6):55-56.
[23]叶奕乾 ,孔克勤 . 个性心理学[M] .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1993. 107-108.
　　　基金项目：南京市卫生科技发展专项基金重点项目
　　　项目名称：不育症患者心理应激模型的建立与心理疏导方式的探究
　　　项目编号：ZKX18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