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庸》是儒家经典中最为重要的著作之一。《史记》卷第四十七：“子思作《中庸》。”学界认为此说可信。纵观全文作者不仅承继了圣人仁学的道统和精髓，而且还以范畴的形式确定了其理论系统并发挥了其内在隐含的微言大义。在这部著作中，至诚之道以一种多维的“形象”和其举足轻重的深意连接了“性与道”、“人与天”、“私与公”这些被认为是不可逾越的领域，因此它成为一扇由君子之道通向天地之道的大门，转变为一种人放大自我的精神寄托和实现自我至真、至善、至美相融为一的道德模板。
关键字： 至诚 中庸 忠恕 慎独
纵观历史，由于不同的时代背景、阶级立场和作文风格，不同时期的学者对于《中庸》中所暗含的圣人之道给出了不同的解释，但这种理解势必会改变原文的意思，从而改变了先哲意欲后人在为人处世之时应该固持的君子之道的某些深意。虽然在原文中论及诚的文章只出现在第十六章至第二十六章，但是其他章节也相应的起着不同程度的铺垫和逻辑推演之作用。由此，在本文中笔者将着力论证隐含在原文中关于至诚之道的哲学内涵，并阐述一些独有见地的心得。
一、至诚之道就是天地之道
《中庸》开篇明义：“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此句言简意赅，指出了此文的宗旨，虽并未对至诚之道予以明示，却为宣扬至诚之道做好了铺垫。“道”由以上解释可知有意识之天对事物的规定、使令称为“性”，此“性”并无他力干扰、左右，皆为天之功效。但是此性并不是与人无关，若是不加改造的顺承此性则称为天人相通之法。然而虽人生而性同，但所禀之气各异。圣人当治道以便万众所效仿。所以我们不难看出此句可分为两个部分，即万物之理定于无限之天，循此理则为道，即为“诚者”；而治于此可循之理则为学，即为“诚之者”。虽此二者皆为至诚之道，然而前者便是我们常说的天地之道，后者则为君子之道。
因而“诚者”可称为天地之道也，极此道则为“至诚”。“至诚”实为合天人之道之最高境界，合达道达德已成圣，其无生不灭而能长久，长久永存而能通彻，无不通彻以能悠远，悠长致远可以博大深厚，博大深厚终为高明。如此，此道无所不及，无事不通，无时不有。此外，“至诚之道”是可以“前知”的，国家之兴亡、人世之吉凶都可以根据占卜和人的行为而预知到。这里的“前知” 虽然依靠的是蓍龟，但这绝不是说完全以迷信的形式予以接受，因为卜筮是有条件的。人的吉凶和国家的兴亡并不能由卜筮来决定，只有一个人具备了忠，信，美这样的品德，才有资格卜筮，而且不是才灵验。
综上所述，在“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所引发的思考中，我们发现了隐含在至诚之道中儒家道统的两个重要范畴，即天地之道和君子之道。同时，依据原文和先哲的理解我在此着重的论述了天地之道的广大精微，自成自动，无所不在，无事不通，无时不有以及它和人的某种联系。那么，在这个无际而广浩的世界中，《中庸》对于渺小的人又是如看待的呢？人与世界又有何联系呢？人面对这眼前的一切又应该做些什么呢？接下来，我将论述一个与天地之道并列的范畴，即君子之道。
二、至诚之道还是君子之道
天地之道既然如此博大精微，神明可测。“是故君子诚之为贵”，人立于天地之间，贵为万物之灵，当无愧于天地所成之理、父母所予之身，而无时不治于人之道（天之循性之理），慎思其所见所闻，持“中”（性之未发）行“和”（发而中节），使天地万物各就其位，育后而化成，力行中庸之道而已。中庸之道实为君子之道的一个方面，乃为达“达德”而至“至真”之境之一则，是实现“至诚”之本。不难看出，先哲对于中庸之道的解释无外乎就是在“发与未发”上做文章。“喜怒哀乐之未发”皆为人之自然之本性，未发之时乃天命之本然属天地之道领域，无人为使之偏；“发”则是人内心情感所致，若不加以节制，使诸情感调和在一种稳定而共存的状态下，人定会是其中正而乱性。
因此由此看出中庸之道实为天地之道的一个重要延伸。然而此中庸之道实行起来又谈何容易，愚钝之人做起事来常不够中庸的标准，而聪慧之人却过之太甚。唯有君子才能恰如其分，持中而行。
其次，饯行中庸之道所需要的第二个条件是“仁”。《易》曰：“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如果说做人不仁不义，那么就无以立于世，就更别说达到“至诚之道”了。
最后饯行中庸之道所需要的第三个条件是“勇”。此“勇”并非通常所说的匹夫之勇，它是在结合了以上两个条件的功效而强调了一种对中庸之道的把持与坚定，它对于人的限定为使其自身能够最终实现至善之境以明“至诚”提供了意志力与信仰的保证。子路之勇实为血气性情无以节制所致，人生而好强好斗，纵此性而发，只会惹是生非，此本能使然。圣人以此告诫子路当以德节制此性，善于寻找自身固有之强而居之，这才是真勇。
“智”、“仁”、“勇”便是饯行中庸之道的三个必备的条件，废一不可达德，以近于君子之道。其实我们看，达道实为达于君子之道，君子之道也无非就是处理好己与人的关系而已，因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忠恕之道的内在含义了。
慎独之道不仅是君子处于较高境界和地位时所用来约束自己的方法，而且是由至善之境进入至美之境的唯一途径。因为处于此时的君子早已成德于身，游弋于至真之境；达于五伦之道，执天下于鼓掌之间。但是这并不能说明君子已达于至诚之道，因为至诚之道合于天人之道，君子成圣，“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学问，至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君子当无时不反察自己，反求诸身以正己行，处何位，某何职；生何命，行何命；处何境，行何境。既顺天由命，不怨天尤人。
总之，无论是中庸之道、忠恕之道还是慎独之道都是实现“至诚之道”不可缺少的条件。同时，我们既可以说至诚之道就是此三道，又可以说这三道是实现至诚之道的过程中的三个不同的标准。因为当至诚之道为“诚之者”时，它就是此三道；当我们赋予它“诚者”时，它就不单纯是三道的某一个了，而是调和于此三德的君子之道。但是，这里似乎有一个成待解决的问题，至诚之道又是如何调和内化与君子之道的原文中的那三德和五道的呢？至诚之道又是如何使君子之道通向天地之道成为可能呢？下一章我将集中论述这个问题。
三、至诚之道亦为由君子之道通向天地之道的大门
在讨论至诚之道与内涵于其中的天地之道和君子之道的关系之前，我们首先需要对诚字进行全面的考察，这不仅使我们更好的体悟此字在原文中所蕴含的深意并且能够参考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时代所赋予它的不同含义。通过整理，笔者认为人们在对这个诚字的考察过程中形成了从以下几个角度的方式：一是从词源上；二是从观念上；三是从范畴上；四是从本体论上；五是从认识论上。但是却很少有人从至诚之道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三种境遇上予以理解。当然这种方法并不是绝对的，如果我们能够综合以上方法并纵向的以三种境遇的发展为主线，那么我们势必对其会获得一种较为全面的理解。我们可以对照《大学》中的八条目去理解，因为我们都知道《大学》与《中庸》实为一脉相传之“姊妹”作，两篇文章互引互注，可以使我们更为全面的理解：“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成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这俩句话有异曲同工之妙，首先将“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成乎身矣。”与“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成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两句进行对照，明是非善恶是诚身的先决条件，而明是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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