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面对突发的疫情危机，我们在应对中既彰显了新时代爱国主义精神的磅礴伟力，同时也暴露出当前培育和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所面临的深层性问题，并在实践中转化为培育和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生动实践。这启示我们应把握好此次教育契机，化危为机，既着眼思想领域存在的大我与小我、感性与理性、部分与整体的矛盾张力，探索爱国主义教育的破解之道，又着力探索深化爱国主义教育的实践理论，讲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讲明爱国主义的国际视野，讲好爱国主义的人民力量。
［关键词］疫情；爱国主义；教育
爱国主义作为中华民族的民族心、民族魂，植根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化的历史进程，沉淀为中华民族薪火相传的文化血脉，是新时代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而深沉的精神支撑。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中华民族历史上经历过很多磨难，但从来没有被压垮过，而是愈挫愈勇，不断在磨难中成长、从磨难中奋起。”[1]在这场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面前，爱国主义无疑成为当前凝聚全民族力量、引领人们挺身而出与病毒斗争、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价值硬核与精神动力。正是有了这样的精神法宝，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国人民，众志成城、团结奋战，同时间赛跑，与病魔较量，推动疫情防控形势呈现出积极向好态势，谱写了新时代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壮美华章。本文拟从学理层面深入挖掘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生动实践及其内在理路，以期为夺取疫情防控全面胜利凝聚磅礴正能量。
一、抗击重大疫情：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生动实践
抗击重大疫情不仅仅是医药卫生领域的任务，于社会各个领域而言它都是一个严峻的挑战。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为了打赢疫情防控的伟大斗争，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举国上下都积极参与到渡过难关的战斗序列之中，吹响了战胜疫情的冲锋号。在此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的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党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的科学决策、精准施策，各级职能部门的联防联控，更有全体中华儿女众志成城、团结奋斗。广大医务工作者无惧生死、主动请战，勇敢逆行的身影筑成最美风景线；人民解放军闻令而动，驰援武汉；新闻工作者深入一线报道真实情况，稳定舆论人心；教育工作者克服困难坚持网络授课，停课不停学；还有广大工人、农民、公安民警、社区工作人员等坚守岗位、无私奉献，在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中迸发出磅礴伟力。古语有云，多难兴邦，在中华民族千百年的历史赓续中，我们每每能够于危难中兴起，其根本前提和深层依据都在于中华儿女能够在拳拳爱国情的激励下迸发出改造世界、改造历史的磅礴伟力。面对此次疫情，中国人民更是将爱国心转化为打赢防疫战争的决心和行动，在病毒面前团结一心、不畏艰险、顽强拼搏。在这个意义上，抗击重大疫情本身就是一场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生动实践。
其一，发扬了中华民族的爱国传统。中华民族自古就有家国一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和“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责任担当。这种情感深层根植于中华民族延绵不绝的历史赓续之中，并在历史积淀中转化凝结为中华民族最为深沉内敛的文化传统，成为了中华民族的“民族心、民族魂”。是以，当重大疫情突然爆发，那早已深埋骨血的爱国传统催化出中国人民的爱国奉献精神和爱国奋斗精神，一封来自医务工作者的“若有战，召必回，战必胜！”的请战书一时激励了多少中华儿女冲锋在前，他们舍小家为大家，英勇奋战，甚至献出宝贵生命。还有以武汉人民和湖北人民为代表的广大人民群众，自觉将集体利益摆在个人利益之前，识大体顾大局，为战胜疫情作出重大贡献。
其二，彰显了新时代爱国主义精神的根本特质。爱国作为“中华儿女最自然、最朴素的情感”，往往能在中华儿女谋求民族独立、维护民族尊严、实现民族复兴的历史实践中，转化为中华民族最重要的精神财富和最强大的精神动力。对新时代爱国主义而言，关键应认识到祖国发展、民族前途和党的命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的紧密相关性。坚持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统一是新时代爱国主义的本质特征。战“疫”斗争中，在党中央的统一部署下，各级政府部门各司其职、各行各业坚守岗位，有力保障了医疗卫生、交通运输、宣传舆论等领域的平稳运行。各省医疗队对口驰援湖北，全国医用物资生产企业全力保障产品供应，各个社区有效开展疫情防控工作，广大群众避免外出，有序复工复产，将“不给国家添麻烦”作为第一行动准则。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国上下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使科学、理性的爱国主义精神充分涌流。
其三，显示了爱国主义的国际视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只有开放兼容，才能富强兴盛。”[2]在全球化背景下，党和人民深切认识到爱国主义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必须坚持爱国主义和对外开放相统一。为此，我们在疫情爆发的第一时间就向世界卫生组织汇报情况，使中国的疫情发展在世界范围内实现透明化，时刻同其他国家保持经验交流，并在他国疫情形势严峻时向国外派遣医疗团队，显示了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为此，国际社会高度评价中国此举“不仅是在保护中国人民，也是在保护世界人民”[3]
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是我们打赢疫情斗争的制胜法宝，必须加以坚持和落实。这既是化解当前危机的现实要求，也是实现意识形态领域稳定发展的必然选择。为此，思想政治教育一方面应把握形势，化危为机，坚持培育和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另一方面还应保持“行百里者半九十”的警惕，在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最后也是最为关键的时期仍不松懈，着力破解当前爱国主义教育中的突出问题，深化爱国主义教育的实践理路，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凝聚人心、积蓄力量。
二、科学化危为机：深化爱国主义教育的价值自觉
恩格斯曾说：“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4]这种进步得以实现的根本前提在于能够化危机为契机。“危机是一段剧变和集体紧张的时期,在这段时间里,日常的生活方式和社会体系的核心价值观受到威胁,且威胁的方式是我们意想不到甚至是无法想象的”[5]诚然，任何一场社会危机往往以其突发性、不确定性和紧迫性，严重威胁社会秩序的平稳运行，并直接冲击着社会思想领域的稳定发展。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正是由于其措手不及的突发性、指涉全民利益的公共性和关乎生死的根本性，而在全社会范围内造成巨大的思想波动。它使现代社会中人们的价值失落与身份认同问题愈加突显。一方面，病毒肆虐严重威胁人们的生命健康，导致人们对生命存在的重视空前强烈，在此境遇下生存价值问题愈加为人们体认，“我之所是”的身份意识和“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价值归属问题再次由彼岸回到人间，但资本载制下的现代社会显然并不能为此提供满意答案，由此导致的价值失落使危机中的人们更加茫然不知所措。是以当重大疫情突现打乱原有的社会秩序，人们开始急切地追问事件的原由和走向，试图以此为自身寻找一处依归。然而，微博、微信等社交平台上各种声音纷至杳来，却进一步将人们的恐慌与迷茫放大，并使得人们更加容易为他人思想左右。另一方面，公共性卫生事件爆发却也增强了人们的社会一体感。伴随科学技术水平的飞速发展和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网络信息时代应运而生，由此极大丰富和拓展了个人生存发展的外在条件，人类的社会交往和思想交流获得了普遍性的世界联结，“从主体性走向公共性已成为历史发展的大趋势。”[6]人们的社会存在形式越来越由“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7]人的存在方式和思维方式都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公共性的发展浪潮之中了。而如果说这种公共发展趋势以其潜移默化性而在日常生活中不能为人们轻易感知，那么重大疫情的爆发无疑使公共性意识彻底觉醒。在整个国家、整个社会共有的危机面前，人们同呼吸共命运，没有谁能够完全置身之外。这加深了人们对公共利益的觉知，家国同构、民族团结、社会一体的公共意识引发了人们的强烈共鸣，人们顺理成章地完成了由“我”向“我们”的概念转化。与此同时，随着新冠肺炎病毒在世界范围内蔓延，更加印证“人们之间的交流互动从威斯特伐利亚时代的主权时空愈来愈变为超越一切主权地域的世界时空”[8]全世界在病毒面前都是平等的。中华民族在党的领导下日益凝结为一个紧密的民族共同体，全世界范围内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地位也愈加突显。以上二者共同构成了我们在这个时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价值基础，即通过化解公共危机带来的价值失落和身份归属问题，激励中华儿女的爱国奉献精神和爱国奋斗精神，为战“疫”的全面胜利提供坚定信心和不竭动力。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赓续中，爱国主义始终是把中华民族坚强团结在一起的精神纽带，是引领中华儿女于落后时求进步、于危难中寻出路、于发展中谋复兴的价值支撑。它“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心中，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维系着华夏大地上各个民族的团结统一，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为祖国发展繁荣而不懈奋斗。”[9]爱国主义不仅仅是当国家平稳发展时引领中华儿女为祖国繁荣、民族复兴不懈奋斗的精神力量，更是在国家遭遇磨难时激励全民族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精神支撑。英国政治思想家戴维·米勒在论及民族性时提到：“从心灵深处唤醒这些忠诚使之成为完全的意识需要某个特殊事件。”[10]而今这个必须坚定不移培育和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特殊事件”已经来临，我们必须善于化危为机，深化爱国主义教育的价值自觉。
其一，应讲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古往今来，任何一个有作为的民族，都以自己的独特精神著称于世。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的核心”[11]就当下而言，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之所以值得爱，就源于我们始终坚持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这个大棋局的核心力量，在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其价值根基则在于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精神支撑。在重大疫情应对中，广大人民群众在爱国主义精神的指引下团结一心，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全国上下步调一致，社会各界同心协力，以举世瞩目的战“疫”成就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有力驳斥了“亚洲病夫论”。这启示我们，培育爱国主义精神，可以寓爱国主义教育于国家重大工程之中，在历史与现实、国际与国内的对比中，讲清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引导人们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
”[12]
其二，应讲明爱国主义的国际视野。中华民族向来有“天下大同”“协和万邦”的文明传统，排斥狭隘的民族主义。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地位愈加巩固的当下，“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13]，任何封闭保守、偏安一隅的爱国行为都是不切实际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人是讲爱国主义的，同时我们也是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胸怀的。随着国力不断增强，中国将在力所能及范围内承担更过国际责任和义务，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14]我们在实际践行中也确实如此。自疫情爆发以来，中国人民清醒地认识到疫情并非中国独有的，而是世界各国共有的生存挑战。我们不仅在疫情爆发之初就主动同世界卫生组织联系公开情况，时刻同国际社会保持沟通协作，并且积极同世界各国分享经验、物资，将中国应对疫情的宝贵经验分享至全世界，充分展示了中国的大国形象、体现大国担当。如今身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与世界的命运已然紧紧联系在一起，促进爱国情怀和国际视野的统一成为了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的题中之义。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将培育爱国主义精神与坚持对外开放结合起来，“涵养积极进取开放包容理性平和的国民心态”[15]引导人们正确认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进而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在改造中国、改造世界的拼搏中提供强力支撑。
其三，应讲好爱国主义的人民力量。爱国不是抽象的理论言说，而是切身的行为实践，是人们将个人发展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紧密结合的集中体现。因此，作为每个人的职责担当的爱国主义，其中蕴含着强大的人民力量。特别是在抗击重大疫情过程中，公共利益和公共意识愈加突显，疫情防控不是单打独斗，而是一场人民战争、总体战。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打赢疫情防控这场人民战争，必须紧紧依靠人民群众。”[16]构筑群防群治、联防联控的战线。为此，就必须充分发挥爱国主义教育的力量，讲清中国梦不仅是国家梦、民族梦，还是每个人的梦，打赢疫情斗争需要每个人的不懈奋斗，用以凝聚人心、动员群众，为联防联控措施的贯彻落实、群防群治严密防线的全面铸就提供人力保障。
三、破解突出问题：深化爱国主义教育的使命担当
作为情感形态的爱国主义往往是自发的、不稳定的，它既能在教育引导下转化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强大力量，也可能受到非理性情绪的煽动而转化为阻滞社会进步的壁垒，如不将之升华为自觉理性的道德意识，并对受其情感和道德支配的行为进行明确规范，则有可能演变成具有破坏性的群体力量。在这个意义上，爱国主义教育主要包含了情感培育、道德养成和行为规范三个维度。从这三个层面发掘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在张力，积极探索应对破解之道，体现了疫情应对中爱国主义教育的使命担当。
从情感层面看，在应对疫情过程中如何处理好小我与大我的关系是摆在很多人面前的情感难题。当疫情以一个市或一个省为中心爆发时，与无情蔓延的疫情相伴而生的，还有人们心中因恐慌而逐渐滋长的心灵壁垒，省市之间、社区之间乃至人与人之间隔阂悄然生成，一些人由于过度强调自我保护而对他人采取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拒不执行政府管控措施、大肆哄抬物价破坏他人利益的行为并不罕见，一些省市甚至产生地域歧视以强制手段驱赶非本地区的人们，对维持社会稳定造成了不小的威胁。这些行为其实质在于人们过度关注小我而忽视了这个社会和国家的利益得失。事实上，人作为一种社会性动物，自有生命以来就在处理两种关系：一是其类本质意义上的人与自身的关系，即“小我”；二是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而衍生出的人与他人、与社会的关系，即“大我”。作为活生生的现实存在，小我与大我之间的冲突是在所难免的，过分关注小我而忽视大我往往会陷入个人主义、利己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深渊，因此如何处理好小我与大我二者间的关系成为了衡量一个人价值水平的重要标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把自己的小我融入祖国的大我、人民的大我之中，与时代同步伐、与人民共命运，才能更好实现人生价值、升华人生境界。离开了祖国需要、人民利益，任何孤芳自赏都会陷入越走越窄的狭小天地。”[17]在重大疫情应对中要充分发挥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价值引导，讲清在当前社会个人的命运同国家、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任何舍大我为小我的行为都是不切实际的，进而引导人们自觉将小我融入大我，为战胜疫情凝聚力量。
从道德层面看，当前爱国主义教育面临的现实问题在于爱国理性的缺失，使爱国主义道德风尚难以为继。一方面，一些悲观情绪借助群体性传染而在整个社会得以蔓延。社会心理学的观点认为，无论是乐观还是悲观的情绪都是可以传染的，人脑在人际交流过程中挑选某些线索作为社会传染的模因，这些模因在大脑思想中繁殖，并在合适的环境下传播、感染、激活其他人的思想，这就是情绪传染的作用机制。[18]自疫情爆发以来，一些别有用心的国外势力趁事态尚不明朗肆意发布言论抹黑中国，意图在世界范围内孤立中国，同时国内也有一些人打着爱国的旗号发表悲观言论，这些都构成了社会情绪传染的模因，使“唱衰中国”、自我否定等消极悲观情绪在社会蔓延，造成了思想领域的消极态势。另一方面，由于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实现了社会信息最大程度的透明化，每个人都可以利用网络了解、接收和传播信息，这使得每个人可以成为一个“信息发射场”，也可能成为他人思想的“跑马场”，由此在思想领域造成的复杂混乱形势，将部分社会成员的爱国情感最终转化为破坏社会秩序、阻碍政策实施的行为。当此之时，我们既要坚定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引导人们认识到公共卫生事件的解决是需要时间的，我们应坚定“四个自信”，旗帜鲜明抵制悲观情绪，又要加强科学精神教育，以爱国理性、制度理性引导爱国情感的感性波动，以科学、理性构筑爱国主义的道德根基，引导人们理性看待此次疫情、合理表达爱国情感，使理性爱国蔚然成风。
从行为层面看，当前爱国主义教育的现实困境还在于人们在行为实践中，往往过分强调局部问题，而失之以大局观、整体观。从疫情突然爆发到中央果断决策、各省一级响应、举国联防联控，疫情的发展走向始终牵动着人们的心。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赋予了政府极高的期望值，而当某些政府领导出现不担当、不作为、乱作为的情况往往会被广大网友及时披露和强烈谴责，政府的举措收效甚微也将得到人民群众的质疑和批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不能打好、打赢这场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是对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重大考验。”[19]然而，广大群众带有主观情绪的爱国情感与爱国行为也易被别有用心之人利用，他们过度夸大局部问题，将之上升到政治高度。在这样的情况下，部分领导干部的问题被扩大化为党和制度的问题，进而误导人们质疑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缺陷。这从反面警示我们，在疫情应对中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关键在于培养大局意识和整体观念。一方面，应加强制度教育，引导人们认识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在疫情应对中只有坚持爱党爱国与爱社会主义的统一，才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另一方面，应结合具体实际开展形势政策教育，做好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宣传解读和疫情发展的规律介绍，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大局观、角色观，促使人们在疫情面前保持清醒，明确自身任务，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这个大局服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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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美]李?丹尼尔?克拉韦茨.奇特的传染：群体情绪是怎样控制我们的[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
作者简介：姜泓滢（1996—），女，黑龙江鸡西人，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杨玉杰（1995—），男，云南楚雄人，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