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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翻译的解释性看小说非显性文化信息的翻译

发表时间：2020/8/3 来源：《文化时代》2020年5期作者：罗文静

[导读] 翻译具有解释性，尤其是难解处更需要解释；但译文必须指向原文，与原文对等。小说中的非显性文化信息容易对读者形成理解障碍，因此译者应通过解释引导读者理解与原文的意指方向一致。

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四川成都 610065
        摘要：翻译具有解释性，尤其是难解处更需要解释；但译文必须指向原文，与原文对等。小说中的非显性文化信息容易对读者形成理解障碍，因此译者应通过解释引导读者理解与原文的意指方向一致。
        关键词：解释性；对等；小说非显性文化信息


“翻译是一种解释”是一句广泛引用但意思并不明确的论述。广义上，它是说翻译是用一种语言去解释另一种语言表达的内容，这个看似本体论的陈述实际上强调了译者的责任。翻译的解释性尤其应当体现在小说非显性文化信息的翻译中。非显性文化信息包括思想文化信息、交际文化信息和情感文化信息，它们是小说翻译的盲点和难点，容易出现不译和误译，需要译者保持高度的敏感和解释意识，并采用正确的解释方式引导读者的解释与原文符合一致。
        一、翻译的解释性
        翻译的解释性最早由诠释学提出。伽达默尔有言“一切翻译就已经是解释，我们甚至可以说，翻译始终是解释的过程，是翻译者对先给予他的词语所进行的解释过程。”[1]（P496）“虽然也有难以确定的模棱两可状况，即在原文中也确实有一些含糊不清之处。然而正是这种诠释学的模棱两可状况才使翻译者经常遇到的困境得以清楚显露。翻译者在这里必须丢弃这种模棱两可状况。他必须清楚地说明他自己对此作何种理解。”[1]（P499）他的话涉及两个层次。首先，无论什么采用什么翻译方式，翻译都是一种解释。如果译文只是对原文进行词语单位上的对应转换，就并没有翻译；译文至少应以句子为单位进行对应，因而原文的句法结构可能发生变化，以译入语的对应句式代替源语句式。而句式替换实质上就是在对原文的句子进行意义解释。因此，从最基本的层面说，翻译就是对源语文本进行普遍范围的解释。当然，如果仅仅将源语句式换成译入语对应句式，解释还只是停留在最浅的层面，并不一定真正能达到释意原文的目标。译者还需要做进一步的工作，即第二点：晦涩模糊的难解之处尤其需要解释，译者有解释原文或者引导解释之责。解释是翻译的真正目的和应有之义，强调应对晦涩不清，时空距离遥远的文本信息进行有意识地、充分地解释。也就是说，翻译过程中会出现语义难点，并不是仅靠前述的普遍解释就能解决的。译者需要在某些地方花费更多的精力进行特殊处理，作出更为清楚的解释。除诠释学外，符号学也可以用来说明翻译的解释性。符号学者皮尔斯将符号指意过程分为三项：符号（再现体）、对象和解释项，尤其强调解释项的重要性。[2]（P31）解释项的定义是“它（即符号）在某人的脑海里创造了一个对等的或者有可能是更加发达的符号”。[2]（P32）译文可视为原文的解释项，是原文意义运动的一个环节，而解释必有方向，因此译者应该在译文中指明意义方向。翻译学家韦努蒂则提出，译文是原文的解释项，是译者将原文的互文性解构之后在译语环境中重构的结果。[3]但需要澄清的是，翻译并不是任何一种解释，而是一种特殊的解释。其特殊之处就在于翻译是语言之间的转换，因此译文和原文应该具有对等性：译文应该指向原文。韦努蒂虽认为一个原文可以有不同的译文，但他在访谈中也承认，翻译的对等标准仍然是有效的。[3]从符号学的角度，将“所指对象”与“解释项”结合起来，才是对翻译恰当的认识方式：译文是原文的对等解释项，译文这个解释项符号的解释项与原文符号的解释项对等。因此，翻译既要发挥“解释”的努力，又要顾及“对等”的约束。
        二、小说非显性文化信息的翻译
        无论翻译的理论讨论再怎样热烈、复杂，最终都应当运用到鲜活具体的翻译实践中。译界讨论的归化、异化策略很大程度上就是处理显性文化信息的。但另一类信息却时常被忽略，即非显性文化信息。这类信息看似平常，但因为其实质上仍然承载着文化因子。小说中的非显性文化信息大致可分三类：思想文化信息、交际文化信息和情感文化信息。对于小说非显性文化信息，译者需要花费相当的认知努力才能真正做到及时发现、正确理解，因而难免出现不译和误译的情况。误译一源于译者主观能动性的过度发挥，解释方向与原文发生偏离；二源于与不译相似的解释亏欠，形式上的对等或常规性的对应方式指向了错误的解释方向。为了避免上述情况，译者需要这类信息保持高度警觉，时常审视自己是否尽到了解释责任，引导译文读者作出明确且符合原文的解读。以下分别讨论三类非显性文化信息的翻译。
        （一）思想文化信息的翻译。思想文化信息即体现作者所处文化中哲学思想、意识形态等内涵的信息。由于西方文化哲学繁盛，文学作者也经常在文中表达哲学思想。这类信息时常穿插在情节叙述、人物描写或作者议论当中，与全文融为一体。它们可能对译文读者的理解形成遮蔽，需要译者经过仔细推敲后采用恰当的译文来“去蔽”。《The Great Gatsby》是一部典型的现实主义小说，作者菲茨杰拉德也在小说中透露着自己的哲学思想。海豚出版社2015年版中，作者在第一章写道“If personality is an unbroken series of successful gestures”。如果直译成中文，即“如果人格是一系列不间断的成功的姿势的话”。乔治高今日世界社1974年版的译本《大亨小传》中，此句译为“假使人的品格是一连串多采多姿的姿势所组成的”将意思推进了一步，表明了人格与姿势之间是一种组成关系。但是译者将“successful”译为“多采多姿的”，实在缺乏依据，虽然读起来是通顺的，却并未与原文对等。在西方学界，有多个学派提及人格与姿势之间的关系，如心理学、社会学等。心理学的繁盛在菲茨杰拉德写作之前即已存在，而后来的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似乎可以为菲茨杰拉德的观念做注解。他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中写到：“如果与个体素昧平生，观察者能从他的行为举止与外表中搜集线索”，[4]（引言1）所以姿势与人格之间是外部与内部，揭示与被揭示的关系。据此，文中这句话可以尝试译为“如果说一个人的人格是通过一系列姿势建构反映出来的话”似为妥当。
        （二）交际文化信息的翻译。交际文化信息是指某个民族在某个时代或某个情境下特有的交际语言表达方式。交际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着一个群体的互动惯习。源语读者处于源语交际文化中，对于交际情境很熟悉，理解交际双方的思维方式、反应模式和惯用语言。在交际文化背景的支撑下，原文提供的交际信息是高语境的。而非译语文化读者的情况则相反，某些交际表达的意思可能和他们平时理解的并不一样。作为译者，不能死板翻译，否则可能会造成误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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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All right，old sport，” called Gatsby.“Right you are，” agreed the policeman，tipping his cap：“Know you next time，Mr Gatsby.Excuse me!” 此时盖茨比被交警追赶，一方面愿意听从交警的警示进行妥协，另一方又面志得意满，毫不紧张。乔治高版的“好了，好了，老兄”能够明确而准确地传达出“All right”这个通用表达在特定交际环境中的意味。当盖茨比亮出名片后，警察顿时明白了他的身份，很给面子地放过他。“Right you are”就相当于“All right”之类，表示警察一下子就没了脾气。乔版译为“是，是！”，“Know you next time”是一个省略表达，肯定不能理解为“下次认识一下”。我们可以参照“See you next time”的完整句而对句子补充。再加上对谈话情景的理解，这句话表达的是“下次认识您了，不会像今天这样因为不认识而唐突”。乔译本解释性很强：“不知道是盖次璧先生，下次认得了”。而紧随其后的“Excuse me”是一个多用表达，在此应当是警察表达对已经作出的行为的歉意，而非指向将要作出的行为，所以应该译为“抱歉”等。乔译本为“对不住”，非常透彻地解释了词句意义，符合口语表达的认知，不过形式上是整句对等而非逐词对等。
        （三）情感文化信息的翻译。情感文化信息是指某个文化中人物的情感价值倾向。如西方人的情感价值倾向是对独立、力量、自由、快乐的追求，而传统中国人的情感价值倾向是孝顺、亲密、隐忍、柔弱审美等。同时，西方文化中，人物的感情是强烈的，外露的；而中国文化中，感情很少直接言说，这些情感可能在人物的语言和行为举止中透露出来，但不一定为异质文化的读者所注意和充分理解。读者有可能知道人物好像在说什么做什么，但又不清楚他们到底怎么回事，需要译者将译文进行一定的解释来指明方向。《红楼梦》被鲁迅称为“人情小说”，主角贾宝玉是“情种”，书中充满了中国式的情感信息。在翻译时，除了对大量显性的中国文化信息进行处理外，译者还应敏锐地注意情感信息的翻译表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二十八回中，黛玉不理宝玉，宝玉心感委屈，向黛玉说：“嗳！当初姑娘来了，那不是我陪着玩笑？凭我心爱的，姑娘要就拿去；我爱吃的，听见姑娘也爱吃，连忙收拾的干干净净收着，等着姑娘回来。”这段话是典型的贾宝玉式表达。由于情感差异，直译过去的英文可能并不能充分体现出原文的感情来。此时译者需要通过解释将原文感情透明化，来引导译文读者对人物情绪和关系的理解。企鹅出版社1973年版译本的译者Hawkes十分擅长此类信息的翻译。“陪着玩笑”的内涵并不止于这四个字。当年黛玉来到贾府投亲，孤苦伶仃，而宝玉对黛玉时常陪伴，为她增添温暖和快乐。如果直译为“playmate”，译文读者就容易浮于“玩耍”这个简单的事实本身，很难解读出其中的感情成分来。而Hawkes译文中，“faithful”是“忠诚”，明确的感情词汇；“companion”是“陪伴”，表达亲密关系和相依之情；“all”是“所有”表明范围，暗示关切之周到。之后，“凭...”一句表达的是宝玉对黛玉的要求有求必应。译者除了用“anything”直译之外，还通过“even”，“most”等副词来加强语气，强调其真心之彻底。后半句的“specially”与前文的“most”类似，强调宝玉自己喜欢的程度；而“only”也是添加的副词，作用是与之前形成鲜明对比。之后的“连忙”描写宝玉重视的情态。“干干净净”含义不止于洁净的意思，是描述宝玉的小心翼翼，甚至是虔诚。如果“连忙”和“干干净净”直译为“hurry”“clean”，就太实或太表面，并不能体现出原文中宝玉的心情。而译者使用情感副词“religiously”，以及含有情感词的短语“not daring even to touch it”来解释，让读者看出，宝玉对黛玉十分在意。也许译文读者对原文的生活细节描述本没有强烈的感觉，但通过译者的解释和引导，便能够体会到宝玉的心情，宝黛生活的点滴，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甚至东方式爱情里的含蓄和卑怯；同时宝玉“情种”的形象也在密集的情感示意中建立起来，符合原著“谈情”的主题。这里，译者恰当地发挥主观能动性，使译文读者获得明确而合乎原文方向的解释，是十分成功的情感文化信息翻译。
        解释性既是翻译的重要特征，也是翻译实践的指引。译者负有解释模糊信息，指明解释方向的责任；同时译者的解释也受到原文的约束，译文应与原文对等，译文的解释方向应与原文保持一致。小说中的非显性文化信息如思想文化信息、交际文化信息和情感文化信息等经常隐藏在情节叙述过程中，不易察觉却会影响理解。译者应当充分意识到这个问题，对此类信息作出明确且符合原文方向的解释，或引导读者作出确定的正确解释。
        （注：本文参考乔治高译《大亨小传》今日世界社1974年版；曹雪芹著《红楼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菲茨杰拉德著The Great Gatsby 海豚出版社2015年；霍克斯译The Story of the Stone 企鹅出版社1973年版；特此致谢）



        参考文献：
        [1]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下卷）[M].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2] 皮尔斯.论符号[M].赵星植，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
        [3] 刘微.翻译与解释——劳伦斯?韦努蒂访谈录[J].中国翻译，2013，（6）：46-49.
        [4]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M].黄爱华，冯钢，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