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抗日战争时期，濒临战争前沿的浙江大学等高等院校为了避免敌人毁灭我国高等教育的前途，保存我国文化教育之命脉，内迁到遵义，坚持办学。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以“教育救国、科学兴邦”为己任，发展壮大了自己的同时促进了遵义地区各层次教育的发展。内迁高校对遵义教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主要表现为：致力于当地教育事业，提高了当地办学质量和水平，推动了遵义各层次教育发展。
关键词：抗战时期；内迁高校；遵义教育；影响
贵州地处西南一隅，由于历史、地理的因素，文化教育十分落后。而位于黔北之中心的遵义古有汉三贤开贵州文化之先河，清三儒造就名扬海内的沙滩文化，文化教育基础较好，成为贵州教育较为发达的地区之一。但在全国来说，遵义的文化教育尚属落后。抗战全面爆发后，随着国民党迁都重庆，遵义成为“抗战大后方”。大批工矿企业、政府机构纷纷内迁，一些高校也相继迁入遵义地区。
一、内迁高校在遵义的发展情况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彻底毁灭中国，对我国高等院校进行大肆摧残和破坏。“据统计，从1937年7月7日抗战全面爆发到1938年8月底，我国108所高校中，91所遭到破坏，10所遭完全毁坏。在战争爆发之前，教授教员共7560人，职员4290 人，学生41920人。抗战爆发之后，受影响之教职员工2000人，学生2万余人，已达全数的50%。”[1] 为了避免日寇毁灭我国高等教育的前途，保存我国民族文化教育之命脉，培养抗战人才，国民政府制定战时教育方针，做出高校内迁办学决策。随之濒临战争前沿的平、津、宁、沪、杭以及冀、鲁、湘、鄂、粤、桂等省、市的高等院校迁移西南大后方，坚持办学，继续培养中华民族的精英。偏僻闭塞，且离陪都重庆较近的遵义成为内迁机构的选择区域，不少著名院校相继迁入遵义。
八一三事变后，日军从海陆空全面围攻上海，战争硝烟迅速在东南沿海各省弥漫。坐落在杭州西湖的浙江大学也被浓厚的战争氛围所笼罩，时任校长的著名科学家竺可桢与校领导同事们商议准备迁校。他们认为浙江大学不该迁到大城市，大城市容易形成大学过度集中，而应该迁到那些没有接触过大学生活的城镇或者偏僻的山区，这样可以使落后地区社会得到发展。1937年12月24日杭州失陷，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浙江大学全体师生在竺校长的率领下，以“教育救国、科学兴邦”为己任，辗转于西迁大学的千里之行。浙大从1937年9月开始迁校起直到1940年2月迁到遵义、湄潭、永兴三地时止，浙大历时两年半，途经浙、赣、粤、湘、桂、黔6省，行程2600公里，被彭真委员长称誉为“文军长征”。
二、内迁高校对遵义各层次教育发展的推动
以浙江大学为代表内迁遵义的高校，他们不管环境如何恶劣，校舍如何简陋，生活如何困苦，仍然坚持办学，尽最大的努力使学校弦歌不缀。他们在发展壮大自身的同时，对所在地教育的发展不遗余力地做了大量工作，从而带动和促进了遵义地区各层次教育的发展。
（一）初等教育
遵义地区实施近代初等教育制度始于清末。清末民初遵义地区的小学发展较快，但在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军阀混战、财政拮据、民生凋敝、阻滞了教育事业的发展，小学教育停滞。 “据1939年统计，有完小129所，初小400所，一年制短期小学132所，合计661所，学生49615人，教职员1669人。1942年底，学校发展到1983所，学生118630人，教职工5152人。从这些数据来看，遵义地区在抗战时期，3年时间，小学学校增加3倍，学生增加2倍多，教职员增加3倍多”。[4]
（二）中等教育
抗战时期遵义地区的中等教育主要包括中学教育、中等师范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在这一时期中等教育发展速度最快。
1931年以前遵义全区有省立高中6所，省立初中12所，无县立高中，县立初中20所。抗战开始后，尤其是在1938年到1945年间，省立高中发展到14所，有了县立高中2所，县立初中已有87所。[5]遵义地区的中学大多是在抗战期间创办和发展起来的。
（三）高等教育
抗日战争前，遵义地区没有高等院校，抗日战争时期，国立浙江大学、私立大夏大学和中央陆军大学先后迁来遵义，结束了遵义地区无高等院校的历史。入遵的高等院校在遵义都获得了不同程度的发展，从内迁高校在遵义的发展情况来看，浙江大学发展最为迅速。高等院校的入驻对遵义地区来说是高等教育发展的新起点，为遵义地区的高等教育发展开辟了道路。
三、内迁高校对遵义教育发展的影响
（一）致力于当地教育事业并推动其发展
抗战前的遵义文化教育十分落后，抗战爆发后，随着浙江大学，大夏大学等高校的迁入，这些高校在恢复学校正常教学秩序的同时，大力支持和帮助当地社会发展，在教育上给遵义地区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内迁的院校教师绝大多数来自沿海地区，他们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开拓的思维和丰富的教学经验，浙江大学有部分教师和学生到中小学上课，甚至还有一些学生做家庭教师。加强了当地的师资力量，优化了师资，提高了当地的教育质量。对今后遵义的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二）传播新知识、新思想、开启民智
偏僻边远的遵义，人们的思想较为落后。内迁来的高校带来了大批的知识分子和文化精英，他们思想先进，治学严谨，学风和校风优良，给落后的遵义人民精神文化生活上的洗礼。浙江大学把兴学之风和优良的校风带到遵义。浙大历尽艰险，在敌人的炮火中仍不忘教书育人、教育救国，他们每迁一地，将残垣断壁、祠堂庙宇稍加打扫整理，便作课堂和实验室。以理性和科学之光，启迪了遵义一代青年。
（三）开展文明运动，树文明新风
闭塞的遵义存在种种落后习俗和不文明的现象，如不讲卫生，抽大烟等。浙大等院校入驻之后，针对遵义地区的不良风气和不文明现象，开展了许多传播文明的运动。如浙大在衣着方面，他们穿着非常寒酸，主要穿的是土布衣，且以破旧长衫居多，却浆洗得十分整洁。一件蓝卡其布（又称“罗斯福布”）制服，总是在节假日或文艺晚会上穿。尽管浙大师生的衣着简朴，却十分注意清洁卫生。费巩教授任训导长期间，曾亲自在大操场边架锅传柴烧开水，组织学生烫虱子跳蚤。受其影响，连当地中小学生也崇尚衣着简朴，追求整洁得体。[2]
（四）进行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
抗战期间内迁高校广大师生团结一致，以高度的热忱办学不忘抗战，读书不忘救国。不断开展了抗日救亡运动和民主运动，给当地的抗日救亡运动注入新的活力；掀起民主运动高潮；鼓舞了当地人民群众；提高了民族意识使爱国主义思想深入人心。浙大在湄潭，大夏大学在赤水，这些学校的师生在艰苦卓绝的条件下，坚持学术研究，发扬爱国主义革命传统，坚持抗战，大力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抗日救亡民主运动。
四、结语
高校内迁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的文化教育资源的大转移，是中华民族伟大抗日战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教育史上一页辉煌壮丽的篇章。以浙大为首内迁遵义的高等院校，以坚忍不拔、团结奋斗之毅力完成了大转移，保存了我国文化教育之命脉；以孜孜不倦、追求科学真理的拼搏精神感染代代学子；以先进的教学理念，独特的教学模式推动遵义文化教育的发展繁荣；以高度热忱的爱国主义情怀，感召了众多遵义儿女为抗日救国前仆后继。
参考文献：
[1].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编.抗战中的中国文化教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
[2]周开训.永远的大学精神[M].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2006.
[3].张成洁.抗战时期高校内迁对西南地区现代化的影响[M].贵州社会科学， 2006,5.
[4]何柱承主编.浙江大学在遵义[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