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罗伯特·赫德，一个年纪轻轻便担任大清帝国重要职位的英国人，掌权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将近半个世纪。自1863年11月任职起，便一直作为中国政治外交上不可小觑的存在，1911年赫德病逝，随后清朝追授他为太子太保。这是第一个中国给予如此高级衔头的人，晚清动荡不安的朝廷局势，外在面对西方列强的洋枪洋炮，内在顾虑太平天国、义和团的随时起义，为何清皇朝愿意放权让赫德一个英国人掌握中国最主要的财政收入来源机构——中国海关？赫德在中国生活的时间甚至比在英国的还要长，在这段异国生活期间他又为中英两国之间的交流做出了怎样的举措？本文主要对赫德在中国期间对中国做出的贡献做一个简要的概述，并且探讨一下英国人赫德当面临中英两国利益起争议时做出了怎样的选择。
关键词： 赫德；中国海关；中英利益
一、中国之旅
出生于英国北爱尔兰亚马群一户寻常百姓家的赫德，对自己家族显赫历史从
未产生任何的怀疑，传说他祖先曾随威廉三世渡海，在征服爱尔兰战役中建立奇功，加官进爵，后因挥霍无度而家道中落。少年赫德对这段历史充满想象与憧憬，在无形中对他以后奋发图强提供了潜在动力，为了恢复昔日家族荣耀，他付出了一百二十分的努力，也正是这种刻苦勤奋地学习精神给他日后的生活带来了转机。1854年春天，正在爱尔兰女王大学所属的贝尔法斯特学院攻读硕士学位的赫德得知英国外交部要在这所大学招收去中国领事馆的工作人员，他认识到这可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机会。于是毅然决然地怀揣父亲给他准备的50欧元，转而和其他同学一起搭乘“堪地安号”前往一个比印度还要远的东方国家——中国，一个赫德从未涉猎过的国家，只是知道它曾被英国打败。他刚到中国是在宁波领事馆担任助理翻译，五年后调至广州领事馆担任翻译，1859年辞去领事馆的职务，参加中国海关工作﹐任广州粤海关副税务司，由于工作出色，两年后代理李泰国在上海担任海关总税务司职务。
二、“中庸之道”的态度
和所有刚到中国的人一样，赫德带着一种好奇的眼光看待这个异国的人们与事物，陌生的语言、奇怪的装束、特别的风俗，让人很不习惯，却也引发了赫德对这个国家的思考：如何在这个陌生国度重建自己家族的显赫历史？不久他就明白要在中国有一份作为，中国的语言文字，中国人的处事方式都是自己必须掌握的，在别的外国者流连于街头巷尾游山玩水时，他正在自己的房间里挥汗如下地练习中文，并利用《论语》和《孟子》作为教材。为了快速提高自己的能力，他还另外高薪聘请了一位中国老先生，以便随时请教；日常则是在宁波认真观察过往的中国人，留意他们的一言一行，以便尽快融入这个国家。
赫德通过学习中国语言文字，渐渐地对中国有“地道 ”了解，也对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产生不一般的感情，虽然他受雇于中国政府，与中国的保守派、洋务派、立宪派乃至宗亲贵族们，还与各国公使领事们打交道，但不同于一般西方人对华的态度，他对人对事一直都是彬彬有礼，不得不说他是一个少有的能比较好的做到居中平衡的人。先秦·孔子《论语·雍也》：“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论语·雍也篇是《论语》中的一个章节，共包括30章，该篇涉及到“中庸之道”、“恕”的学说、“文质”思想，同时还包括如何培养“仁德”的一些主张] 中庸之道，指不偏不倚，所谓不卑不亢，折中调和的处世态度，在学习了中庸之道后，赫德明白“和为贵”之道理所在，也尝到了奉行此道的好处。1863年李鸿章率淮军围攻被太平军忠王李秀成占领的苏州，，随行的还有英国军官戈登带领的常胜军，两国军队联合起来采取“剿抚并用”的策略，李鸿章让手下大将程学启负责诱降一事，在谈判过程中纳王郜云宽不相信程学启的为人，便提出让一名较有信誉的英国人做担保，此人便是戈登，最终双方达成协议并折箭为盟。不久太平军苏州基地起了内讧，守将谭绍光被割下首级，城头插上了降旗，城门大开，清军得以不费一兵一卒长驱直入。但是，就在当天晚上的庆功会上，李鸿章突然翻脸，不但没有守承诺，给予投降首领以高官厚禄，还大开杀戒，苏州城顿时血流成河。此事让戈登勃然大怒，他认为这是用他的名义来做的保证，最后却食言，有损他英国皇家陆军的颜面，加上军队有规定不杀俘虏，于是便气势汹汹的拿着手枪说要杀了李鸿章，并声称不再参与同清军的联合行动。当时的清政府不能只靠自己的军队完全肃清太平天国，还需要有外国军队的援助，李鸿章正愁于怎么解决，此时赫德则主动站出来表示愿意做双方之间的调停人。赫德站在双方的角度上思考着，试图找到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法，赫德明白戈登对于一个外国军官来说个人道德和绅士名誉的重要性，也明白李鸿章作为江苏巡抚为了大清帝国日后社会稳定所必需做出的一丝牺牲的必要性，在他看来，这远远超过了两者的利益所得，更多的是两种政治势力的存亡更替。
既然赫德在中国就得把自己当作是一个中国人，试想中国人会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凭借他对中国官方观点的了解，加上他清楚地了解这个观点所涉及的危险，使得他能够引导他的主子在外交政策上度过一个又一个的难关。”[ [英]魏尔特著.陈?才等译，赫德与中国海关，（上）[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7：213]很快赫德就发现两者都以打败太平天国作为其目标，于是他提出了一个看似最适时的方法：一方面让李鸿章草拟一个公告，当众解释他屠杀太平军诸王的理由，并郑重声明杀降与戈登没有任何关系，同时赫德劝说李鸿章将朝廷克服苏州赏赐的厚重礼品赠予戈登；另一方面赫德带着礼品前往戈登住所，向他叙述着时局利害，其中谈到英国的在华利益以及李鸿章草拟的布告内容，漫漫长夜里的促膝长谈，最终戈登顺势而下，至此这场事件才总算化解，中西双方在这件事中也都得到了一个较为满意的结果。这件事圆满结束的同时，赫德在处理中西双方关系的外交地位也随之上升，他用他温良的调停态度得到了清王朝的信任，还利用了外国人的身份和理性地处理方式发挥了效能，说明赫德已经准备好要作为一个重要角色出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
三、廉洁中国海关的开始
原海关总税务司李泰国宁愿请假回国修养也不愿过多与迂腐的中国官僚打交道，便指派赫德代替他前往北京代向恭亲王奕?述职，这就无形中是给了赫德一个机会，让他接触到清朝重要官员——恭亲王，也正是这次机会改变了赫德接下来的命运。1861年6月15日，这是一个对赫德在中国的命运有着重要影响的日子，他深知这次述职对他的重要性，也明白这是一个没有第二次的机会，为了给恭亲王留下好印象 ，前他准备了七件章呈和两件禀呈，里面包含着大量海关的统计资料以及种种可行的对清朝增加税收的办法。当时的清政府正面临着进退两难的困境，刚结束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中国又需支付一大笔的白银于英法联军，此时清政府的国库早已虚有外壳，内无实物了。在清政府眼里，当时更加迫在眉睫的是镇压国内早已席卷大半个中国的太平军势力，这时候如何为清政府创造巨大的财富来源，赫德给出了很好的答案——税收，而这个税收的主要来源则是中国海关。凭着总理衙门大臣们对海关知识的无知，和自己对海关业务的整套见解，赫德很快取得了恭亲王奕?对他信任，并且亲切地称他为“我们的赫德”。1861年后即被任命为代理总税务司，代行李泰国职权，后因在“阿思本舰队”[ 阿思本舰队，亦称英中联合舰队]事件中发挥了重要的调和作用，使得清政府对这个英国人的好感一再上升，最终清政府批准把李泰国革职，派赫德继任总税务司。这时，年仅28岁的赫德，就成为清朝中国海关的总税务司，而且连续任职45年。
如果没有中国，赫德也许一辈子默默无闻，就是个普通的翻译和公职人员，他深知今天所获得的一切都是中国给的，包括璀璨的人生和德高望重的职位，所以在创办海关之时便对这份工作尽职尽责。第一次鸦片战争，列强已经用炮火轰开了大清朝的国门，列强们纷纷对这个古老帝国里发生的一切指手画脚，经历这一沉重打击的中国海关已无力征收任何国家的税收。从19世纪60年代起，赫德打造的海关，给现代化转型中的中国提供的正是这样一个传统中国缺少的、数据式管理的样板。他以英国文官制度为蓝本，引入的一套崭新的海关管理制度，给中国这个古老国度吹入现代化的、资本主义的气息。
赫德认为海关贪污最主要的问题是出现在俸禄上，因为每月的俸禄根本支付不起员工的生活开支，于是中国海关中只要稍微有点权利的官员都会贪污腐败，明里勒索暗地威胁商人百姓缴纳费用，并对走私的外国商船熟视无睹，只求获得一己私利。1863年赫德正式担任总税务司后，他开始大刀阔斧地对中国海关进行改革，他采取“高薪养廉”的薪俸制度和年金待遇，海关官员严格的选拔和考核制度，紧密的监察制度等种种严厉执行的改革制度，势将从前那个贪污腐败，暗无天日的无能中国海关进行脱胎换骨的变革，经过赫德的一番改革，中国海关税收日渐增长。1861年-1862年近一年之中，税收翻了将近一倍，到1863年海关税收已高达725万两白银。据统计赫德时期（1861-1911）年，中国近代海关的海关税收，从500多万两增加到3400多万两，增长了将近七倍。赫德带领下的中国海关为北京提供了一个稳定的、有保障的、并日渐增长的新的税收来源，他还清除了旧式衙门中普遍存在的腐败现象，带给大清朝一个崭新的廉洁高效的中国海关。
四、“我固是英国人”
赫德虽在中国生活了大半辈子，为中国政府服务了半个世纪，但他始终是英国人，当中英两国发生涉及双方利益的争执时，他还是会站在英国一方，赫德在政治外交上最厉害的一点莫过于在为英国争取到了在中国的最大利益的同时还在表面上维护了中国，并且得到了清朝的认可。关于赫德在处理中英两国利益关系中所采取的做法，有一段话最能体现他秉承的原则，中国首位驻外使节郭嵩焘日记中曾出现过这一番对话，郭嵩焘问：“君自问帮中国，抑帮英国？”赫德回答：“我与此都不敢偏袒。譬如骑马，偏东偏西便坐不住，我只是两边调停。”郭嵩焘进一步追问：“无事可以中立，有事不可中立，将奈何？”赫德回答道：“我固是英国人也。”[郭嵩焘日记（第三册），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49]
赫德在宁波领事馆担任翻译时，对中国官场上的礼节与惯例熟记于心，以及中英双方高级官员的性格与爱好也了如指掌，这使得他与这些官员们都建立了良好的私人性质的关系，这种关系无形中赋予了赫德一种崇高的地位，同时他善于利用这种关系对中国社会的情报进行搜集。第二次鸦片战争发生时，英法联军占领了广州，广州虽被占领，但熟悉情况且能说一口流利中国话的外国人很少，而赫德就恰好是其中一个，这也为赫德日后成为中西方交流的重要人物奠定了基础。
此时英法联军已经北上，攻陷大沽口炮台，威胁津京，迫使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咸丰皇帝虽然批准了，但在条约互换前，对其中关于外国公使驻京等条约耿耿于怀、产生悔意，计划以“全免关税”作为代价，换取修改。远在广州的赫德凭借自己多年来在中国积累下的人脉得知咸丰皇帝的打算，并向英国驻华公使普鲁士提交了这一分机密情报，情报中包含了中国军队布置、大沽口海防、调动僧格林沁的蒙古马队等军事情报，这些情报对于英法联军攻打北京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收到情报后的普鲁士马上调整对中国的军事外交战略，率领一支舰队强行北上，战争重新爆发，迫使咸丰皇帝在《天津条约》上按原条款签字并执行。有人认为这时候的赫德才来中国不久，本质上还是心系英国，他搜集情报为英国服务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如果说这是刚到中国不久的赫德会做的事，那么为了维护英国利益，从开始的积极支持到后来的断然拒绝中国邮政加入“万国邮联”，我想这便能解释赫德真正的心之所向。
1865年赫德向朝廷总理衙门提交了一份叫《局外旁观论》的奏折，他在奏折中提出对清朝政治外交各方面的一些建议，建立大清邮政就是其中一条。在国内国外双重影响下大清朝开始着手邮政事业，此时的清政府在财政上越来越依靠于中国海关，也由于清政府对赫德的信任，所以再次把建立邮政这件主权攸关的大事托付于他。新式邮政创办前，中国的信递主要通过两种途径，一种是古老的驿站，主要是传递官方信件；另一种是15世纪明朝永乐年间开始组办的“民信局”，这是民营的信递组织，主要为商民传递书信。鸦片战争后外国人开始在各个通商口岸居住贸易，他们以清朝官办驿站不办理外国事务为由，在上海等口岸，开始设立自己的“客邮局”，两种势力各自为政，互不隶属清朝政府的管辖范围之内。赫德面对国内外的双重压力下，权衡利弊后最终决定把压垮民信局作为统一全国邮政的切入点。1899年赫德根据中国具体情况和借鉴西方邮政运作制度，主持制定了《大清邮政章程》，这是中国近代邮政的第一个章程，此外还制定了一系列具体的规章制度，包括业务制度、人事管理制度、财务管理制度等。
其实诸如此类以牺牲中国利益换得列强满意的例子不在话下，这可以认为是对清政府来说“最好的”选择，也可以认为是迫于无奈下的选择。不可否认赫德为海关付出了很多，但当面临一些利益选择的时候，尤其是国与国之间的利益争夺，赫德是否能像他自己所说的用“骑马”的态度去处理，公平公正、不偏东西呢？外国“客邮”的往来邮件不受中国海关的检查，因此很多外国人借此从事贩运走私活动，严重影响大清海关的税收和大清邮政的业务，在裁撤外国“客邮”的问题上，为了维护列强在华利益，赫德采取表面赞同实质反对的态度。早在1886年，中国第一任邮政总办葛显礼表示裁撤客邮，可以增加海关进项，然而面对这一有利形势，赫德却以大清邮政官局尚不能接替外国“客邮”工作为由而表示反对。原来他早在处理大清邮政期间与多国客邮局签订互相合作的章程，这等于承认了外国邮局在华的合法存在性。使得各国“客邮”更加猖狂，其分布从沿海延伸至内地，当时的这些“客邮”局既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产物，又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领土和主权的工具，可以说赫德正是帮助这些列强进一步侵略中国主权的“帮凶”之一。1874年9月15日，万国邮政联盟成立，简称“万国邮联”，1878年在法国的推荐下，清政府收到了“万国邮联”的邀请，而这一年正好是清政府批准海关试办邮政的开始，此时赫德对于申请加入“万国邮联”持积极支持的态度，但最终未能加入，原因是大清邮政并未成为正式的政府部门，此后清政府多次申请都未能加入。在多次申请加入期间赫德由原本支持加入，变成后来拒绝加入，他给出的理由是即使加入“万国邮联”也不能让外国“客邮”离开中国，这样一来便没有那么必要加入了。真的没必要吗？仔细一想便知晓，加入“万国邮联”有利于清政府管理自己的邮政事务、熟悉国际邮政通讯业务、了解国际邮件运转规则等，但西方列强却被剥夺了在中国开设“客邮”的权利，其中也包含赫德自己的母国——英国，最终为了维护英国在远东地区的利益关系，赫德还是选择抛弃那个他已经待了半个世纪之久的中国。
五、总结
赫德与封建中国处于两种不同的社会环境，他在英国见证了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也学习了一系列的文化知识以及先进的理念制度等，这些对于封建中国来说都是值得学习值得推崇的，赫德就正好把这些都带到了中国，这也就促成了他能在中国大展身手的武器之一。他在中国所做的贡献远不止于文章所说的，但一百多年来围绕赫德的评价呈针锋相对的两极——中国人认为他是“最险恶最阴险的敌人”，教科书上给他写下来“英国侵华的主要代表人之一的定义”；西方的汉学家们则不乏溢美之词，说他是“中国坚定不渝”的朋友[ 黄丰学.《赫德与中国近代海关的廉政建设》.上海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6年]，而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叶凤美教授是这样评价赫德的：“我不认为这是忠诚，我想是赫德比较识时务”，这也是我比较认同的观点。赫德在合适的时间里做了适当的事，学习了中国儒家思想后掌握的“中庸之道”成为他为人处世的一切中心，处理任何一件事情之前他会换位思考，既不损害一方又能保证另一方满意，这需要的是理性思维和长远目光的结合，他也正好做到了。在清政府需要他的时候，他出谋划策；在中国海关需要他的时候，他挺身而出；在英国需要他的时候，他力挽狂澜。赫德在华时间占据了他的大半生，他是中国社会风起云涌的见证者，他也是中国海关所向披靡的改革者，他为中国所做的一切都有目共睹，因此他也获得了相对应的酬劳以及荣誉，识时务者为俊杰，这句话用在赫德身上体现的更明显。
参考文献:
[1] [英]魏尔特著.陈?才等译，赫德与中国海关，（上）[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7
[2] 郭嵩焘日记（第三册），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