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荷兰教授Hofstede为代表的研究团队构建的国家文化维度理论在跨文化研究领域影响深远。本文试图以汉族、非洲伊博族为代表，结合Hofstede文化理论维度下中国、尼日利亚两国指数，对两个不同民族的价值观进行对比分析，并验证霍式文化维度数值的可信度。
[关键词] Hofstede；价值观；伊博族；非洲；文化维度
一、引言
自19世纪末国别文化研究兴起以来，其研究从最初带有民族中心主义偏见的主观描写，发展到中立平等的文化现象客观比较；从以思辨类研究为主要方式，发展到以实证研究为主流；而国际上，跨文化研究领域也涌现出不少理论框架，研究范围广泛且影响较大的有Kluckhohn和Strodtbeck的“价值取向六维度”（1961）、Hall的“高低语境文化”（1976），以及Hofstede的“文化维度”（1980）等等。其中以荷兰教授Hofstede为代表的研究团队构建的国家文化维度理论影响最为深远。该理论框架最早由Hofstede提出，通过长达几十年来的多次大规模问卷调查、数据修正、统计分析，加上Bond、Minkov等学者的补充，以及Fernandez、Carlson、Stepina等人的验证性研究，由最早的四个维度，发展到六个维度，即权力距离、个人主义取向、雄性取向、不确定规避、长期取向、享受取向。有不少国内外学者注意到支撑该理论的数据方面存在的争议，包括样本不够广泛、数据只能展示静态横截面式价值取向而永远无法反应价值取向的实时变化，以及对文化形态复杂国家的适用性较差等等。“国家文化指数”只能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整体概括性的公约数结果，这种预设的前提是文化和国家民族存在一一对应的映射关系。显然，该文化维度调查所得到的单一国家指数，对种族众多、拥有负责多样的亚文化国家缺乏解释力。因此，以民族作为文化区别特征的单位，结合Hofstede文化维度理论与实验数据，能够更准确预测、对比、分析、验证两个不同民族的价值观。
二、汉族与伊博族文化维度对比
在中国，汉族在人口数量上的占比巨大，在Hofstede文化维度指数中，中国大陆的数据可视作汉族文化维度指数；而在拥有多达250多个民族且最大的三个民族人口占比相对均衡[ 根据外交部官网，截止2019年12月，有250多个民族，其中最大的是北部的豪萨－富拉尼族（占全国人口29%）、西部的约鲁巴族（占21%）和东部的伊博族（占18%）。]的尼日利亚，显然有必要从不同民族的角度对尼日利亚文化维度指数进行深入分析与检验。本文将以尼日利亚伊博族为例，结合中国大陆（汉族）文化维度指数，进行两个民族传统价值观的对比分析，并对Hofstede最新研究中尼日利亚的文化维度指数（如表一所示）进行验证。
表一：中国与尼日利亚Hofstede文化维度指数对比
资料来源：Hofstede研究团队官网hofstede-insights.com
（一）权力距离
权力距离指的是社会中较弱势的成员接受并期望权力分配不均的程度。该维度的本质是社会如何处理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权力距离指数高的国家，人们更倾向于接受权力分配的不均，服从权威、等级秩序，人们对由于权力与财富所引起的等级差异容忍度较高。中国是典型的权力距离指数高的代表国家，强大的中央集权政体既是保证长期的封建统治稳定的前提，同时也是中国自古以来“官本位”思想的根源。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等级森严、长幼有序、亲疏有间、门第有别，社会关系通过“三纲五常”等儒家伦理道德体系维持并得以调节。而尼日利亚作为一个国家概念，更多是英国殖民者的一种政治划分的历史结果，在基督教传教士与西方殖民者到来之前，东南部伊博族则一直保持相对松散自治的部落群体，未形成一般意义上的集权制王国。人们保留着父系氏族传统，以血缘亲疏关系组成家庭、族群、村落。伊博人尊重长者，将村落中年龄最大的人尊为“头人”（Onyisi），即领袖。在家庭中，父母教育子女要服从，子女在成年前，其着装、社交行为方式都受到严格的限制。而即使在成年之后，仍会为某个重要决定去征求长辈的意见，这在伊博传统社会中十分普遍。
（二）个人主义取向
该维度本质上指的是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依存程度。高个人主义取向的文化中，人们相互的关系较为松散，关注小规模的家庭单位，追求个人目标的实现；而在低个人主义取向，或称为集体主义取向的文化中，人们更注重族群内关系的维持，认为自己属于更大的群体，应承担更多的公共责任。以中国历史上大部分时期内来看，汉族传统的价值观是典型的集体主义取向文化。强调孝亲，重视人际关系的和谐，强调团体内的身份与认可，当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产生冲突，可以牺牲个人利益等等。汉族传统的集体主义取向，其根源在于长久以来的农耕文明和较为落后的生产力。生产活动的集体性要求人们保持和谐的人际关系，团结集体的力量进行生产生活。而随着这一根源向工业文明的转变，伴随着城市化进程，人们生活的核心家庭逐渐缩小，汉族的个人主义取向也在不断提高。这一点也得到部分学者的验证（彭世勇，2008）。而伊博族，大多仍从事传统农业或商业劳动，城镇化进程相对缓慢。传统的社会组织、宗教团体等仍对人们生活具有很大影响。比如在伊博社会中，人们认为自己对更大范围的家庭亲属都具有家庭义务和权利，甚至将没有血缘关系的长辈叫做“爸爸”、“妈妈”，并期待从他们身上获得资源或教导。对个人在集体中的形象，或“面子”十分重视。这些都是集体主义取向的典型表现。
（三）雄性取向
该维度体现的是社会成员之间的竞争关系，以及社会进步的驱动因素。处于高雄性取向文化下的社会将由竞争、成就驱动。而在低雄性取向文化中，人们相对不太看重对物质财富、权力的追求，强调人际关系的和谐是高质量生活的保证。中国汉族自古以来有“重农抑商”的传统，不太提倡对物质财富的追求，而更注重社会关系的和谐与认同，表现为对金钱的崇拜低于对社会地位或阶级权力的崇拜。人们以谦逊、内敛为美德。这些更符合低雄性取向文化的描述。而在两性社会地位方面，即女性为男性附属，传统汉族又是典型的高雄性取向作风。在Hofstede的文化维度指数中，中国得分为66，在所有国家中处于中等位置，这一点也从侧面暗示汉族在雄性取向方面并非十分显著。当然，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中国社会近年来正呈现越来越多向高雄性取向文化发展的趋势。从古至今，传统伊博人推崇个人成就，重视商业贸易，普遍以财富的积累作为获得社会认可、彰显社会地位的主要手段。比如在伊博社会中，要获得Eze、Ichie等部落头衔，获得集体的承认，必须通过花费大量金钱举办奢华的仪式。而伊博传统文化中女性的地位要远高于汉族传统文化中的女性。妇女同样可以通过劳作、贸易经营积攒个人财富，从而像伊博男性一样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妇女协会甚至直接参与伊博社会管理，可以在祭祀、部落决议等重大事件上发表举足轻重的意见。
（四）不确定规避
不确定规避，与社会对一些无法预知结果的事实的处理方式有关。不确定规定指数高的文化中，人们对事件或活动未知走向的容忍程度偏低，倾向于通过主观努力降低未来的未知程度，较小焦虑。在不确定规避指数较低这一方面，汉族与伊博族具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多以传统经验作为生活指导，不鼓励冒险或偏离常规，以顺应自然而非改造自然的方式处理与环境的关系；多以不成文的习俗或道德准则而非细致的法律条款来约束社会成员的行为；对外来民族或文化更加宽容开放，接纳程度较高。比如伊博族在其传统习惯法中，依据一些普遍的宽泛原则进行裁决，而且受长辈民主式的意见左右程度较大，这一点与中国传统儒家“人治”内核基本一致。
（五）长期取向
长期取向维度指是社会成员实现目标时如何看待过去、现在与未来三者的关系。在偏长期取向的文化中，人们对未来具有更高的期望，为目标在未来的实现努力。而偏短期取向的文化，则更重视过去与现在的成绩，重视传统与尊严。在霍式的研究结果中，中国属于明显长期取向文化，表现为节约资源，尊重环境，习惯多为未来做规划并通过自己不懈努力最终实现目标。但同时在汉族的传统观念中，尊重传统与“面子”反映的却是短期文化取向的特征，比如爱好彼此宴请，在会谈中视人际亲和重于内容本身等等。这进一步说明中国文化的复杂性。而在伊博族文化中，人们更加倾向于短期取向。比如最典型的时间观念，伊博人以事件、活动或主观体验作为时间的标尺，认为过去是模糊黑暗的，而未来由至高神主宰，是不可知且不可预测的，只有当下是存在的实体。在Hofstede文化维度研究中，也包括针对非洲文化的“非洲价值观调查”，一项突出的结论是非洲大部分国家特别重视“传统智慧”，认为传统经验的重要性高于知识。这一点在伊博族的观念中也占主流。可以说，伊博族的短期取向的显著性要高于汉族的长期取向。
（六）享受取向
该维度指的是社会成员在追求目标如何管理欲望与冲动。偏向享受取向的文化中，人们通常不对个人的娱乐与享受做刻意的压制。而偏向克制取向的文化下的人们更能接受延迟满足，注重储蓄，理性消费。中国的享受取向指数为24，属于明显偏向克制取向的文化。这一点基本可以从汉族传统观念和日常行为中得到验证：提倡谦逊、克制、内敛的性格，强调时间作为资源的珍贵，特别推崇储蓄，为未知风险提前规划以避免冲击。伊博族确实在消费观上，承袭了大部分非洲国家“重消费轻储蓄”的特点。而消费观在根源上是由时间观念决定的。正是由于对未来的漠视，伊博人虽然同样追求财富的积累，但是财富积累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彰显个人地位以及实施更加奢侈的消费行为，而非对抗不可预知的未来的经济风险。伊博人认为工作是为了生活，而享受生活才是生活的重点内容。这也解释了为何伊博族，乃至众多撒哈拉以南非洲民族储蓄率偏低的事实。
三、小结
总的来说，Hosfstede文化维度理论之所以影响深远，在于其通过全球范围大规模的数据采集与科学统计，开创性地将国家文化以量化指标的形式进行归纳，并将文化差异这种原本复杂、隐性、模糊的范畴以直观的数据展示出来，将文化变成了可以测量的操作性变量，形成了一套衡量文化差异的理论模型。经过我们以中国、尼日利亚两国为代表，结合汉族、伊博族的对比分析，我们发现：1、Hofstede文化维度理论的六大取向，对中国汉族与尼日利亚伊博族的文化价值观具有一定解释力。2、即使在主体民族能代表某个国家的前提下，Hofstede文化维度理论研究的中国结论，存在不小偏差，这体现出中国的文化价值取向呈现出多元、复杂、变化的趋势。3、在种族众多、拥有负责多样的亚文化国家，要了解某个民族的价值取向，仍需对该民族的历史、宗教、政治、经济等做全方面深入调研才能得到更为准确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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