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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与分裂影响下的重庆历史聚落

发表时间：2020/8/17 来源：《文化时代》2020年7期作者：张剑涛

[导读] 秦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由统一走向分裂的一个历史阶段，本文简述这个时代背景下重庆地区的聚落发展概况，并从该时期的统一分裂转变、生产技术革新、战争军事影响等角度论述对重庆聚落生成的历史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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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秦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由统一走向分裂的一个历史阶段，本文简述这个时代背景下重庆地区的聚落发展概况，并从该时期的统一分裂转变、生产技术革新、战争军事影响等角度论述对重庆聚落生成的历史影响。
        关键词：统一；分裂；重庆聚落；生成影响

        一、秦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重庆聚落概况
        1、秦汉时期：这一时期重庆聚落的总体分布范围未发生大的变化，依旧是主要分布于长江、嘉陵江的沿江宽谷、临江台地。虽然秦汉时期较为完整的重庆聚落遗址尚无详细的考古资料，但从历史文献结合重庆各地秦汉地层汇集的居住类考古遗存观察，重庆聚落经历了先秦时期漫长的发轫萌芽阶段，进入了第一次迅速发展阶段。
        这一时期重庆聚落的数量出现了较大增长，原有的重庆主城、万州云阳、奉节巫山等三个聚落群的核心地位任然保存，以万州云阳段为例，聚落数量较前期明显增加，聚落密度加大，并且聚落群内部出现分裂式扩张，在邻近区域扩展出新的聚落群组团①。
        这一时期，重庆聚落层级结构逐渐丰富，部分中心聚落开始形成城邑。秦灭巴国之后，秦相张仪在巴都江州的基础上，进行了重庆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筑城，将江州城建为秦国巴郡的治所，史称“仪城江州”。在《华阳国志·巴志》中就描绘了东汉时期江州城的聚落面貌：“郡治江州，地势侧险，皆重屋累居，数有火害，又不相容，结舫水居，五百余家，承二江之会，夏水涨盛，坏散颠溺，死者无数”。在秦汉郡县制的行政体系下，重庆先秦时期的沿江主要中心聚落逐渐建成城邑，如垫江（合川）、枳县（涪陵）、平都（丰都）、临江（忠县）、朐忍（云阳）、鱼复（奉节）、巫县（巫山）等。这种行政体系中的城镇建设产生了重庆秦汉时期“郡（治）—县（城镇）—乡里（村）”的聚落层级结构，这一结构形成后保持了极强的稳定性，在其后两千年间一直成为重庆全域层面的聚落体系的基本文化结构。
        2、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一时期长期的分裂与战乱，造成经济受创、人口减少，重庆聚落整体发展趋于缓慢。服务于军事目的的城邑建设得到强化，如三国时期蜀国都护李严大规模修筑江州城，这是重庆主城的第二次大规模营建，形成了重庆“母城文化带”的基本格局。这一时期的鱼复（奉节）由于所处瞿塘峡口的特殊战略位置，已经成为巴东郡（夔州）郡治所在，在其临近区域持续实施了军事防御体系的大规模改建、扩建，如白帝城始建于东汉公孙述据蜀时期，《水经注》卷三十三记载，白帝城地势险要， “城周回二百八十步，北缘马岭，接赤甲山。其间平处南北相去八十五丈，东西七十丈。”白帝城建成之后，一直作为军事防御重地为后世所改建并沿用，白帝城的考古发掘中，历代遗存堆积层自东汉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
        在魏晋南北朝长期动荡的某些短暂稳定期，重庆聚落也有一定的发展。县级城镇有所增加，如刘备入主荆州时期，将巫溪从巫县分出，设置北井县；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年），将朐忍县分置为羊渠县、汉丰县；在渝东南武陵山地一度设立汉平、涪陵、汉葭等县级城镇。商贸集市场所出现，初步形成集期制度，在县级城邑、沿江交通要道村落逐渐形成较为固定的集市场所，定期开展集贸活动，如枳县“治下有市，十日一会”，平都县“有市肆，四日一会”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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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主要影响要素及结果
        1、统一与分裂塑造重庆历史聚落生成的第一个兴衰周期。
        秦汉的统一带来文化的融合，重庆地区巴文化的主体迟至西汉中期已经融合于中原文化，平行岭谷与峡江河谷区域的重庆聚落整体文化面貌趋同于中原地区。但在渝东南武陵山地，由于秦汉的羁縻政策，以及魏晋南北朝分裂时期的政权实际控制力衰弱，当地武陵蛮、五溪蛮等土著民族基本处于自治状态，与早期巴文化相联系的特殊文化面貌得以长期保存，并在现存的土家族文化中延续了久远的历史脉络，产生具有独特性的聚落文化面貌源流。
        秦帝国时期组织关中百姓向巴蜀地区移民，西汉开通五尺道，加强了地区之间的政治联系和经济往来，极大推动了重庆聚落的发展进程，郡县制在空间上建立了“郡（治）—县（城镇）—乡里（村）”的重庆聚落层级结构，江州、鱼复等城市的修建奠定了地域中心聚落的地位，一批县级城邑聚落也逐渐建成，并带动其周边或县域内基层聚落的建设发展。
        如果说秦汉大一统的历史背景造就重庆聚落的迅速发展，那么接下来近400年的大分裂时期则抑制了重庆聚落的发展步伐，战乱带来的人口减少、经济破坏直接导致重庆聚落发展的缓慢。其间因避乱外迁、僚人入川等移民事件，汉、僚民族人口数量比例发生变化，重庆地区出现复杂的民族融合现象，先后出现汉化和僚化等反复的历史过程，部分区域的文化面貌因民族融合呈现较为复杂的状况。
        2、铁器、农耕的引入推动重庆聚落的生计转型。
        秦汉统一带来重庆地区主要生产方式的变革，先秦时期本地一直以渔猎经济为主体，种植农业占比小且较为粗放。以铁制农具和牛耕为代表的先进生产技术伴随秦汉的西南经略进入重庆地区，并通过中原移民得到广泛推广，农田水利灌溉技术逐渐被采用，这一系列变革极大提高了本地种植农业的生产水平，农业经济逐渐替代渔猎经济成为重庆聚落的主要生计方式。农田的大幅开垦、农产品产量的稳步提升，极大增强了重庆地区经济发展的能力，聚落选址由临江台地向浅丘边缘和平坝发展，范围逐渐扩大，推动本地人口与聚落的数量迅速增长。
        虽然重庆地区受地理条件的限制，种植农业发展进程晚于中原地区以及成都平原，但这一主要生计方式的转型，摆脱了渔猎生计对自然资源的完全依赖，为重庆聚落的生成发展奠定了与时代同步的基础，带来了这一时期重庆聚落发展的繁荣景象。
        3、战争与军事区位造就的特殊类型聚落发展
        重庆三峡河道是巴蜀与中原的主要交通走廊，分裂战乱时期，这条走廊的战略价值尤为重要。三峡河道滩险浪急、峡谷陡峭，是巴蜀地区军事防御的天然防线，从东汉公孙述修建奉节白帝城开始，历代政权每逢战乱，必选择峡江险要之地构建军事要塞，并逐渐形成由一系列军事寨堡组成的聚落体系，造就了重庆聚落的又一特殊文化类型。
        参考文献：
        \[1\]冯小妮、孙林：《连续与断裂：奉节、万州地区聚落演变过程研究》，《2003三峡文物保护与考古学研究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323~329页
        \[2\]《水经注》第六册卷33《江水一》，第12-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