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从今年新冠肺炎疫情中民间话语的表达入手，总结出了疫情期间民间话语理性表达的四个表现：由散落杂乱到集群表达、由情绪的宣泄到克制的表达、由旁观式言说到参与式言说、对官方话语的解读由“对抗性”、“协商性”走向“主导性”。并提出了加强对民间话语的监督与引导的建议。
【关键词】：自媒体；民间话语；理性表达
每一次大型公共突发事件都会推动大众媒体的反思与进步，今年的新冠肺炎疫情也不例外，此次疫情是危机也是大考，其中大众媒体的表现可圈可点，比如及时、公开、透明的公布最新疫情信息；通过各种方式传播防疫抗疫知识；报道抗议一线的感人事迹，传递正能量，增强全民抗疫必胜的决心等等。此外，此次疫情报道中，还有一支力量不容忽视，那就是以自媒体为代表的民间话语，这些来自普通民众的表达在消解恐慌、稳定民心、提升信心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可以说，当下的自媒体不再是民间力量借以制造谣言的“生成器”和“放大器”，它更多地发挥了“稳压器”和“调节器”的作用，这也说明，我国的网民正逐步走向成熟与理性。
民间话语是相对于官方话语而言的，民间话语是特定时期民众的情绪表达、利益诉求和社会理想，而官方话语则生成于国家权力机构，是其统治意志的意思表达。如果说官方话语的发声器是大众媒体的话，那么民间话语的代言人就是自媒体。民间话语有生成的自发性、表达主体的多样性、非理性等特点，通常会对官方话语产生对抗、消解、重构等作用，但是反观此次新冠疫情中民间话语的表达，却出现了与官方话语高度融合的趋势，这不是民间话语对官方话语的屈服，而是面对共同的灾难时的齐心协力、同仇敌忾，由此也说明民间话语正由散漫任性走向理性表达。
一、民间话语理性表达的表现
1.由散落杂乱到集群表达
民间话语的主体是散落在社会各个角落的普通民众，他们分属不同的行业、领域和社会阶层，其话语表达方式各异，或克制理性、逻辑分明，或自说自话、消极悲观，甚至有的颠倒黑白，漏洞百出。在互联网时代，传、受双方的角色界限被打破，人人皆可传播，人人皆是传播者，一部手机、一台电脑就是一个人的直播平台，网络世界里虚拟的身份使人无法识得“庐山真面目”，所以世间百态，任我表达，没有来自群体的约束和压力，话语变得杂乱无章、口无遮拦，任性而随意。但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我们发现建群、集群表达成为普遍的现象，除了工作群、同学群、好友群之外，社区群、村民群、服务群、封闭期间各种购物群等群聊纷纷出现，个体不再是孤独的存在，而是分属不同的群体，就像散落的珍珠被连接成串，首尾相连，环环相扣，无论是虚拟的网络空间还是现实的世俗社会都被网格化了。其实，网格等同于规则，即是约束，所以处于网格化中的话语主体，其言说方式会受到群体的压力，不再任性随意、散漫杂乱，而是会克制理性的顺应群组意见。尽管群组成员看问题的角度不同，想法各异，但通过内部的互动交流，最终会消除隔阂，殊途同归，达成一致。即使有固执的不同意见者，此时也会顾忌群组的压力，保持沉默，成为“沉默的少数”。从管理学的角度来看，这种基于沟通达成共识的群组表达更有利于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更有利于当权者的执政管理。
2.由情绪的宣泄到克制的表达
自媒体时代是网民言论自由的黄金时期，自媒体的“去中心化”消解了大众媒体的权威，传统的大众传播者也被拉下了神坛，普通民众借助网络科技开始大举进军传播领域，开启了“事事皆可传播，人人皆是传播者”新时代。在自媒体时代，普通民众不再是信息的被动接受者，而是集信息采集者、把关人以及传播者等多种角色于一身的新媒体人。但事实上，由于普通民众不具备专业的媒介素养和信息辨别能力，加之传播手段单一、传播深度不够等原因，使得他们无法担任起真正的传播者的角色，所以，自媒体更多的是普通民众宣泄情绪的工具，他们把对社会的不满、生活的迷茫、感情的困惑等等通通置于自媒体中，一面享受着传播科技带来的传播自由，一面又滥用手中的自由权利，把自媒体打造成负面情绪的“宣泄器”和“放大器”，于是，自媒体中充斥着各种吐槽、攻击谩骂和无病呻吟。
然而，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报道中，民间话语却表现得理性而克制。当国外疫情愈演愈烈，很多华侨、留学生选择回国，其中绝大多数回国人员都能积极配合进行隔离等防护措施，但也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声音，比如“不给矿泉水和就是没人权”、“我欧洲回来就这待遇？”、“澳籍华人女子回京后拒绝隔离，外出跑步不戴口罩”、“豌豆公主即将活活饿死”等，面对这些非常时期的不和谐声音，民间话语少了攻击与谩骂，多了理解与包容，如网友“柳叶飘”说“不论对错，特殊时期，希望大家能互相理解。”网友“给我一支笔get”说“特殊时期应该理解并配合执法人员的工作，别再添乱！”。再如“许可馨事件”中，针对许可馨的辱民言论，网友们虽然义愤填膺，但言语还算克制，除了要求严查严惩外，还反思到了我国思政教育的不足，同时，时间的流逝并没有让民众淡忘这件事，相反，很多网友依然坚持每天打卡，持续关注事态的进展，等待事情调查的最终结果。这既彰显了普通民众的爱国情怀、责任担当，同时也说明了民间力量正逐步走向成熟与理性，
3．由旁观式言说到参与式言说
旁观式言说是指以旁观者的身份记录、传播、评价某一事件，既然是旁观者就自然带有“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姿态，与事件以及事件中人、物 保持适度距离。而参与式言说则不同，话语主体以参与者、亲历者的身份记录、传播、评价某一事件，情感真挚，让人感同身受，更具说服力与感染性。
自媒体时代传播活动处于自组织的状态，大众媒体不再是人们获取信息的唯一渠道，相反，很多突发性的社会事件，普通民众往往成为最早的传播者，他们借助手中的自媒体，上传现场的视频或图片，最先披露事件的第一手资料，引起大众媒体的后续跟进。在此次抗击新冠肺炎的斗争中，有关抗疫一线的感人故事、医疗资源的匮乏、社区隔离面临的困难等等均来自自媒体，来自事件的亲历者和参与者。如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呼吸内科副主任余昌平感染新冠肺炎后自拍视频，记录病情的症状表现以及战胜疫情的决心，以自己的切身经历告诉大家不要怕，要积极配合治疗，相信自己能够战胜疫情，恢复健康。在他们的表达中，我们看到了勇气与力量、责任与担当、付出与奉献，这都极大地鼓舞了士气，增强了战胜疫情的信心。
4.对官方话语的解读由“对抗性”、“协商性”走向“主导性”
霍尔认为受众对传播者文本的解读有三种模式：
主导意义解读---受众的解码立场与传播者的编码立场完全一致。
应用协商性符码解读----受众既不完全同意也不完全否定编码者的立场、观点，而是处于矛盾和协商中。
对抗性解读---受众以完全相反的方式解读编码者的立场，尽管他们可能完全理解话语赋予的字面和内涵意义的曲折变化。
民间话语是普通民众的情绪表达、利益诉求和社会理想，而官方话语则来自社会的上层结构，是权利机构的意思表示，两者处于社会结构的两端，分属不同的阶层，所以矛盾、对抗在所难免。随着传播科技的发展，普通民众获得了传播的自由和权利，加之开明的政治，多元的文化，普通民众的传播意识开始觉醒，他们在传播过程中不再是被动接受信息的“单向度的人”，而是能自由书写所见所闻、表达所思所想的“多向度的人”。所以，面对来自社会上层结构的官方话语，民间话语更多的是“协商式解读”和“对抗式解读”，例如2013年昆明的“PX事件”，就凸显出官方和民间不同的立场和话语建构。尤其是当官方信息不及时、不透明时，“对抗式的解读”愈加明显，如2003年非典时期，由于官方信息披露不及时，甚至刻意隐瞒相关信息，导致谣言满天飞，人心惶惶，影响了社会的安定。
反观此次疫情，无论是官方发布的禁止串门聚集的宅家令，还是“无移动、不连通”的封城令，普通民众都予以积极配合，并相互监督，此时，民间话语出现了与官方话语的融合趋势，对官方话语的解读方式呈“主导性”，其主要表现就是领会、贯彻官方话语精神，并积极付诸行动。比如，面对医疗物资匮乏、抗疫医生吃饭难、出行难、宅家买菜难等问题，普通民众不仅借助自媒体互相鼓劲、互相支持，出谋划策，还积极行动起来捐款捐物支援疫情灾区，义务接送医护人员上下班，为医务人员送餐，参加志愿者活动送菜至社区等等，这一方面彰显了普通民众在灾难面前的大爱，另一方面也说明，民间力量不再是消极被动的“乌合之众”，而是有思想、有行动的积极主动的推动力量。
二、加强对民间话语的监督与引导
固然，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民间话语是理性克制的，与官方话语具有高度的融合性，但不可否认，其间仍有一些非理性的成分，会干扰、甚至误导受众的信息判断。当然，要求民间话语完全理性，完全融合于官方话语中，是不现实的，也是不符合民间话语的特点和发生规律的，所以，我们只能加强对民间话语的监督和引导，让其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舆论氛围中获得良性发展。
1.及时、公开、全面地披露事件信息，阻断谣言的发生链。尤其是突发性社会公共事件，社会关注度高、信息量大，如果不能及时、准确地传递第一手信息，就会让谣言有了可趁之机，不明就里的普通民众就会误把谣言当成真相，再加上自己的“合理理解”，导致各种言论甚嚣尘上，难辨真假。此时，自媒体就会成为不明真相的普通民众的情绪“宣泄器”和谣言“生发器”，自说自话、杂乱无章的民间话语将会在互联网的助推下呈层级扩散、几何数增长，不仅使得事实真相愈加难辨，还有可能被别有用心者利用，推销其价值观，对我国政治、文化进行渗透，扰乱社会治安，破坏社会发展。正如在这次疫情防控中，对于武汉市、湖北省官员的指责，对于中国疾控中心的质疑，以及“生物武器阴谋”、“中国被列入疫区国”、“实验室制造病毒”、“板蓝根、高度白酒可防新型冠状病毒”等谣言，令人眼花缭乱，目瞪口呆。试想，如果没有官方话语的引导，任由此类言论满天飞，后果将难以设想。
2.提高大众媒体的危机管理能力
所谓“危机”既是危险也是机会，危机管理又称为危机沟通管理，是面对危险情境时所进行的规划决策、动态调整、化解处理等活动，目的在于消除或降低危机所带来的威胁和损失。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徐宪平教授提出互联网时代的危机管理要抓好五个环节：识别潜在的危机：未雨绸缪；预防可能的危机：防微杜渐；处置突发的危机：雷厉风行；消除危机的影响：标本兼治；汲取危机的教训：痛定思痛。这说明，互联网时代的危机管理难度更大，面临的情况更复杂，从而要求官方话语的代言人---大众媒体具备前瞻性的信息预判能力、敏锐的信息鉴别能力以及迅速的信息反应能力，对信息的传播应该更快、更准、更广、更深，因为在危机管理中“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大众传媒危机管理能力的提高能有效的遏制非理性话语的产生，让普通民众能厘清事件的发展脉络、可能出现的后果、政府的应对措施以及民众的行动方向，在强大的官方信息洪流中，民间话语才有生发的基础和依据，也才能保障民间话语的理性发声和良性发展。
3.提高网民的媒介素养
概括地讲，媒介素养是指正确地、建设性地享用大众传播资源的能力，能够充分地利用媒介资源完善自我、参与社会进步。而民间话语的主体是处于社会各个阶层的普罗大众，他们的受教育程度、社会地位、职业、收入等各不相同，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也千差万别，所以对待同一社会事件，其看法各异，既有积极进步的，也有消极负面的。如果消极负面的情绪一经自媒体扩散、放大，持积极正面态度的主体将会受到质疑和指责，甚至是攻击，积极正面的言论主体可能会变成“沉默的大多数”，导致“沉默的螺旋”。这样，积极的言论一旦被压制，消极的言论就会大行其道，社会的稳定将会面临严峻的考验。所以，提高网民的媒体素养，培养高媒介素养的“媒介领袖”，影响民间的舆论走向，是构建和谐网络空间、打造理性网民的重要途径。
参考文献：
1.徐宪平：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看互联网时代的危机管理（https://finance.sina.com.cn/china/2020-03-07/doc-iimxyqvz8596573.shtml）
2.王海生：浅析受众对媒介内容的“对抗性解读”[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