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进入21世纪的人类，时刻处在现代科技带来的福祉之中。这一福祉涉及人类生产和生活的方方面面，无论是物质生活还是精神世界随处可以发现现代科技的踪影。在伦理学的视域中，现代科技的发展总是与传统伦理存在着互动作用，时而彼此促进，时而互相制约，时而齐头并进，时而一方又被远远地甩在另一方的后面。那么，应该如何正确地认识和处理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呢？
关键词：科技；伦理；互动
引言
中国传统文化是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文化体系，这一体系在近现代遭遇了西方以科学知识为核心的文化体系的挑战，也由此开始了近现代中国文化体系引进西方文化体系，进而实现中国传统文化融合创生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这种融合重生的典范。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既承载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表征，也承载了西方文化的内涵特质。然而今天，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特征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仍然具有沉重的伦理道德负担，我们引进知识论以弥补中国传统文化缺陷的工作尚未完成，科学的发展却不时要面对伦理道德指责的集体狂欢。从本质上而言，科学与道德虽属不同的范畴，然而二者是同一的，先验的科学遵守着一种先验的底线伦理，这种先验的底线伦理源自于康德关于伦理道德的基本义务法则，不再走向儒家乡愿式的自欺。
一、现代科技发展与道德进步的关系
科技发展与道德进步的关系是中外伦理学家长期争论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国春秋战国时的老子认为:自然人性的沦丧是从社会文明的产生开始的,虽然文明观念各不相同,但伤害人性却是共同的。老子云:“小国寡民,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徒。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之老死不相往来。”(l)老子主张人应当摒弃文明的栓桔,回归人的自然本性。在西方,早在近代科学技术刚刚兴起的18世纪,在培根以乐观的态度充分肯定了科学技术的社会价值以后,在法国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之间,就曾发生过卢梭和伏尔泰的歧见。卢梭对科学技术的社会作用持抨击和否定态度,认为科学和文明的进步,导致了人类的不平等,给社会带来了罪恶和祸害。
二、现代科技与传统伦理的当代冲突与思考
2.1传统伦理对现代科技的规约
传统伦理作为一种客观的道德评价体系，它通过一定的惯常规范和原则来协调社会生活秩序，使之符合一定社会的价值评判标准，缓和社会现实中相互冲突的价值观念，追问至善的真谛，促进人类的和谐与幸福，具有一定的稳固性。现代科技的进步作为人类实践活动的重要方面，必然且必须受到传统伦理的规约和影响。法兰克福学派就对以“工具理性”为本质特征的技术观的反自然、反人道一面进行了深刻批判，提醒世人必须对科学技术实行伦理控制。以格里芬为代表的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所提倡的后现代科学，提出“必须消除真理与德行的分离、价值与事实的分离、伦理与实际需要的分离”。科技发展为道德进步确立了物质基础，但也带来了一些消极问题，在研究和应用先进科技的同时必须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负责。江泽民《在北戴河会见诺贝尔奖获得者时的讲话》中指出“在二十一世纪，科技伦理的问题将越来越突出”，“建立和完善高尚的科学伦理，尊重并合理保护知识产权，对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利用实行符合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的政策引导，是二十一世纪人们应该注重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从传统伦理对现代科技规约的路径来看，传统伦理一方面制约着现代科技革命的主体，另一方面制约着科技发展的大致方向。规约现代科技革命的主体。科技革命的主体作为一定的社会人，是科技革命的组织者和倡导者，本身必然受到若干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的制约和影响。
广大科技工作者的思想修养和社会责任意识，已不仅仅是个人层面的道德行为和价值观念的问题，而是事关整个社会的道德取向和价值规范以及整个社会的发展前途的问题。科技界和全社会必须关注科技工作主体的伦理道德建设问题，必须正确地利用科技成果为社会造福，必须最大限度地避免由于科技成果的使用不当而给伦理建设带来的负面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应用伦理研究中心研究员邱仁宗曾强调，科学上“能够的”并不都是伦理上“应该的”。在功利和求知双重目标并行的大科学时代，科学技术工作者必须有人文主义的情怀，需要理性、良知、情感乃至常识的制衡，从中发展出关于科学技术的伦理准则和价值判断，从而在“能不能够”的技术理性之上，加以“应不应该”的价值判断。传统伦理规约科技革命的主体，一方面要诉诸科学家个体的道德自律，另一方面也有赖于外在的有力的规范结构的建构。
2.2高消费与幸福之间的矛盾问题
幸福是伦理学的一个重要范畴。古今中外的哲学家都有着深邃的关于“幸福”的思考。最为人类所赞同的幸福观就是整体幸福和个人幸福、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劳动创造和生活享受的辩证统一。但是消费主义的兴起使传统的幸福观越来越倾向于对个人幸福、物质生活的追求。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大部分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向高消费社会迈进,人们把追求高消费和物质享受当做幸福,那么,高消费是否就意味幸福?其实对物质生活的拼命追求,势必造成人类内心生活的空虚。另外,消费社会对资源的拼命开采使不可再生性资源枯竭和环境的恶化。消费型社会与全球能否保持可持续性发展,也是一对需要人类解决的矛盾。因此,遏制人类对物质的无穷欲望,保持传统的简朴美德,由对外在的物质追求转向对内心精神的思考,是一项重要任务。综合上述关于现代科技创新对伦理道德影响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到如下一些有益的启示。
2.3科学理性对德性伦理的超越与同一
中华文明确实从前孔子时代就已经领先于西方，从文化发展的规律上来讲，这有其内在机理。在文明的发展中，文字起着异乎寻常的核心作用，可以说，文字既是文化的符号，又是文化的载体，更是文明不断向前发展的工具。中国人使用的是方块形式的表意文字，这种文字极富想象力而缺乏逻辑，西方人使用的是字母形式的表音文字，这种文字擅长逻辑而缺乏想象力。两种不同的语言文字催生了两种不同的智慧，中国人是诗性智慧，而西方人是理性智慧，诗性智慧高于理性智慧，理性智慧从诗性智慧中产生，所以在13世纪以前，拥有诗性智慧的中华文明令西方文明望尘莫及。然而，以字母字为基础的理性智慧虽然缺乏想象力却擅长逻辑，从而能够从感性的表征之后抽象出一个超越的本体Being，使哲学走向了本体论时代，拥有逻辑的西方哲学也因此走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哲学为科学奠基。
结语
也许有人说，当下社会未必适用康德关于伦理道德的基本义务法则，更不可能倡导基于基本义务法则的底线伦理，因为今天，人类社会之所以建立的核心因素是情感纽带而非冷冰冰的先验法则。但是，当人类面对未来去思考自己的命运，人类对未来社会的预测无论如何都不能建基于情感之上而应该诉诸于真理。就拿基因编辑技术而言，建基于情感的人类社会用以判断的标准是历史的道德性，它往往忽略历史的趋向性而使人类的历史成为基于情感的历史。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是，人类对基因编辑的阻止，迄今为止所拥有的办法并不比人类对核武器的阻止所拥有的办法更多。因此，今天无论我们怎样用伦理道德去束缚科技的前行，我们都无法改变历史而只能延缓历史。事实上，任何试图阻止历史的做法都无异于掩耳盗铃，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所有的后知后觉者将再次被历史所抛弃，这在人类历史上已经上演过若干次了。
参考文献
［1］杨荣国．中国古代思想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2．
［2］朱维铮．传统未定的音调［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