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大众传媒对农民工发展的影响

发表时间:2020/9/4   来源:《文化时代》2020年10期   作者:李佩玉
[导读] 农民工是我国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涌现的一支新型劳动力量。作为一个独特的社会群体,近年来农民工越来越受到媒体和社会的关注。本文分析了大众传媒的发展对农民工产生了积极和消极的影响,并提出了解决消极影响的措施。
2017级广州大学播音与主持专业 摘要:农民工是我国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涌现的一支新型劳动力量。作为一个独特的社会群体,近年来农民工越来越受到媒体和社会的关注。本文分析了大众传媒的发展对农民工产生了积极和消极的影响,并提出了解决消极影响的措施。 关键词:农民工;大众传 影响;措施 一、大众传媒对农民工发展的影响 (一)大众传媒对农民工的积极影响 第一,大众传媒对农民工现代人格的塑造和养成具有积极作用。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勒纳认为, 大众媒介对人的现代化产生积极作用。所谓现代化人格也就是“移情性格”, 即开放进取、善于接受新鲜事物, 关心社会公共事物,勇于尝试勇于尝试自己未曾经历过的新地位、新角色等。现代传媒可以帮助人们突破地理界线, 开阔视野, 刺激“移情性格”的产生, 同时还能借助于自身的优势将这种人格传播至全社会。现代人格的养成, 无疑有助于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生活中吸取营养、勇于接受挑战。[1] 第二,在大众传媒的发展与推动下,农民工的就业渠道增多,并且呈现多样化的趋势。新媒体的发展,帮助农民工建立了更加广阔的社交平台,让许多有才艺,有特色的农民变成“网红”,享受着网络红利。比如某app上美食网红“小兰”,与丈夫带着两个孩子租住在简陋,破旧的农民工宿舍里,每天烧制的各种美食并拍成了视频,发到网络上,一条视频就有几十万多的甚至几百万的赞,粉丝量更是达到了百万,随之而来的很多商家自动上门找来与小兰谈合作,增加收益,由此可见,在网络红利的浪潮中,他们一群有特色有才艺的农民工也享受着网络红利[2]。 可见, 大众传媒的关注有利于与农民工相关的政策制度的构建。大众传媒作为立法、行政和司法之外的“第四权力”, 已是现代社会无法回避的现实。随着利益多元化社会的发展, 大众传媒的话语表达和议程设置功能的力量越来越大。通过有关农民工的新闻报道和渲染, 一部分与农民工切身利益相关的问题能够获得政府及社会的积极关注, 甚至进入政府决策议程, 政府也可通过大众传媒了解民众对问题的看法和立场, 部分意见表达最终影响到决策的指向。有关农民工的正式政策出台后, 大众传媒可协助将相关政策告知民众, 帮助政府宣传、解释政策, 并对政策的执行开展监督。[3] (二)大众传媒对农民工的消极影响 第一,加拿大传播学家M.麦克卢汉1964年在他的《理解媒介:人的延伸》一书中首次提出“地球村”的概念,他指出:“地球村”的主要含义不是指发达的传媒使地球变小了,而是指人们的交往方式以及人的社会和文化形态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大众传媒的发展,农民工们在工作之余,会花更多的时间独自一人与手机对视,忽视与身边人的沟通,交流,导致,人际关系疏远,冷漠。 第二,在网络发展的浪潮中,新媒体的发展,导致网络上信息复杂多样,鱼目混珠,因此,对农民工通过大众传媒获取有意义的信息提出了更大的考验。农民工接触网络主要以娱乐为主,很少接触政治,文化经济,长久以来,在他们的思维中,无法形成多维视角看待问题。同时媒介以接触娱乐为主,一些娱乐信息呈现出低俗,恶搞,对于受文化教育程度低的农民工群体来说,低俗文化乘虚而入,腐蚀他们的思想,心灵。所谓低俗文化,顾名思义就是低级庸俗的文化。低俗文化和通俗文化都有一个俗字,但两者在格调品位上却是泾渭分明。

通俗文化适应大众的文化需求,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然而低俗文化却将肉麻当有趣,如蝇逐臭。低俗文化的泛滥,会导致社会理想价值的缺失,导致文化与时代精神的背离;低俗文化不仅不能对人的心灵进行培育和塑造,不能为人的行为提供价值支撑和道德规范,相反只会污染世风,腐蚀人心。一个低俗文化充斥的社会,必然是无序和非理性的,从这个角度看,低俗文化如同“精神鸦片”腐蚀人心。 二、促进大众传媒更好地为农民工服务的对策建议 第一,开展媒体与农民工交流的网络门户网站,设节目栏目等,让媒体以及大众能够更加了解农民工群体的诉求,当他们的劳动权益遭受到威胁时,能够投诉有门,倾诉有道。 第二,一些有影响力的媒体,加强农民工的正面报道,能够多报道一些农民工群体的维权经历,宣传艰苦奋斗,勤劳致富的精神,可以开设一些“农民工读书会”“农民工权益保障会”等,提升他们的文化素养,以及开展有意义的座谈能够传递一些维权思想给他们,增强农民工的维权意识。增强农民工参与国家公共事务管理的主人翁意识、维护个人正当权益的责任意识以及独立自主的人格意识等公民意识。 第三,加强媒介组织与其他社会组织之间的联系, 使得大众传媒的作用发挥到实处。特别是使媒体通过与为农民工服务的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密切合作,如工会、民办职业技能学校、法律援助中心、农民工维权中心、志愿者组织等。 在山东日照市莒县,通过县电视台,全面掌握分析各地的产业结构、产业用工需求、产业职工队伍情况、农民工技能水平等方面要素后,对于用工需求较大的乡镇、街道,有针对性地建立“农民工学堂”培训服务站。每周一期,培训包括电商、电气焊、手绘、面点、月嫂等方面内容。“农民工学堂”开办以来,莒县总工会陆续在多地成立了6家“农民工学堂”。莒县总工会还同步推出了网上“农民工学堂”,通过录制视频发布课程,实现了“线上线下”双向培训学习,巩固提升学习效果。目前,全县已培训学员300余人次,大大的提高了农民工的职业技能。 第四:培养和提升记者编辑们的素质,特别是法治意识和人文素养。避免对弱势群体的歧视。应该避免带有歧视色彩的词汇,比如有辱人格尊严的“盲流”之类。把他们视作自己的兄弟姐妹,从内心深处关怀他们,尊重他们的人格,平等对待他们。维护弱势群体的媒介话语权,要把握好报道的度和量,以避免产生社会负面影响;在支持弱势人群时要有分寸,把握好适度原则,应公平、公正、客观,不能因一味同情弱者而丧失理性。媒体具有社会身份赋予功能,弱势群体中的少数人,因为一些媒体“锦上添花”、过度支持反而成了强者,影响了司法的公正。比如一些媒体对邓玉娇案和唐慧案的不理性的报道及支持当引以为戒。 最后,最重要的是农民工群体要加强自我学习的能力,主动了解学习与自己工作生活息息相关的知识文化信息, 并尝试进一步了解国家大事、行业趋势以及各领域的前沿资讯。要有辨别是非的能力,在使用网络媒体时, 农民工要自觉规范自己的言行, 不随意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 不进行人身攻击, 更不能造谣。 参考文献: [1]申凡.传播媒介与社会发展[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8. [2]贾炳霞 大众传播环境下农民工身份的再认识研究——“议程设置功能”理论的运用 ,(河南郑州450001) [3]汪凯转型中国:媒体、民意与公共政策[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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