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人性并非实体性的存在物，而是人自我塑造的过程。正如卡西尔所言“正是这种劳作，正是这种人类活动的体系，规定和划定了人性的圆周……换言之，人的劳作怎样，人的本质也就怎样；人的创造性如何，人性的面貌也就如何”[ [德]恩斯特·卡西尔著，甘阳译：《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6月第1版，第6-7页。]。所以，“圆周”的界域及其“曲线”的优美程度，将由人类自身去创造。高校学生社团与非正式组织的相似性要求我们必须重新审视社团在大学生社会化进程中不可小觑的作用，要将理论研究的视角回归于对个体的关照、回归于人性的自我实现与完善。大学是人成长发展最为关键的环节，直接指向人生的轨迹与命运，充分挖掘社团在这一阶段中的社会化功能，将会为角色认同以及自我实现奠定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社会化 学生社团 问题 对策
大学生进入社团正如社会中的个体一样，只要存在交往活动就会在具体情境中扮演一定的角色，即社会角色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并与社会关系体系中所处的地位相一致、社会所期望的一套行为模式。社会角色是人的社会地位的表征，角色设定了社团成员的交往关系，不断将权利义务明确化，习惯行为形成了集体的行为规范，即培养固定角色的基本原则，但是实践中往往由于角色脱离规范要求产生了偏差，使社团整体功能发挥失常，面临解组的危险。“社会问题的研究要求人们去关注各类行为、观点和组织的反功能，而不是主要关注或者仅仅关注它们的正功能……我们知道，社会解组是指社会系统的运作过程中出现了问题，从而阻碍了其功能需要的实现。而社会反功能是指系统中某一特定部分不能满足于特定的功能的特殊情况。社会解组可以被认为是由许多社会反功能造成的。”[ [美]罗伯特·K·默顿著，林聚任译：《社会研究与社会政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8月第1版，第97-98页。]只有明确社团内部团结的影响因素才能够有效地规避负功能产生的不利后果。
1.社团工作与学习冲突
进入学生社团，随之而来的是繁杂的社团活动，不可避免地牵扯学习精力，工作与学习的时间发生冲突、学生与社团成员的角色之间诱发矛盾。有人注重学习而单纯地放弃了工作，有人热衷于社会工作，忽视了学业，导致专业成绩下滑，总体上看，这两种都是不合理、畸形的，成熟的角色扮演者要学会合理处理二者的关系，根据实际情况创新工作新思路、探索学习新方法，在有限的时间内提高整体效率，能够按计划、有步骤、高效率地完成学习和工作任务，协调角色冲突。
2.社团自我管理中的制序失范
社团内部的分工使各个部分的功能都彼此充分地联系在一起，倾向于形成一种平衡，形成一种自我调节机制，“规范是集体内部不可或缺的粘合剂——‘人们也常常愿意在规范权威与个人自由之间设定一条鸿沟，这简直荒谬至极！恰恰相反，自由（我指的是一种合理的自由，是社会应该得到的尊重的自由）是一系列规范的产物’。”[[法]埃米尔·涂尔干著，渠东译，《社会分工论》，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4月第1版，第15页。]但这种规范必须依靠某个群体的权威来维持，即凌驾与个体之上的集体的权威，其表现形态为共意的规范的及成员对其的信仰。
群体生活中，集体意识总是来源于个体意识的相互作用，由此可见，集体意识的变化总是落后于个体价值观念的转变。规范的形成一方面靠自然力作用，另一方面依赖于团队自觉、主动的完善。漏洞百出或滞后的规范不利于社团组织的制序稳定。
3.越轨行为与社团组织权威的维系
越轨行为是指明显背离了人们的社会地位及角色扮演等相关规范的行为，内部个别成员的官僚主义、个人主义作风往往影响公众对集体的评价，导致公信力下降、团队形象遭到破坏，社团组织的规范也遭到践踏，越轨行为直接导致扮演角色的失败，某些角色失败往往由于个体的角色混淆而使自己无法脱离世俗的纷乱而回归自由的生活。
4.成员冲突与社团危机
利益和价值的冲突、地位和角色责任的偏离、社会化和社会沟通的欠缺是导致成员冲突的主要原因。社会解组这类社会问题，并非来自于人们未能达到其社会地位的要求，而来自于这些地位的不当组合，从而无法形成一个统一的社会系统。“冲突可以定义为这样一种状态：当一方感觉到其需求、动机和价值观与对方存在差异并在目标上不可调和时，采取相应的行动来与对方的意志相对抗”[竺乾威等主编：《组织行为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11月第1版，第155-156页。]。“‘社会解组’是指一个社会系统中所出现的异常情况，它阻碍某些集体和个体目标的充分实现……当我们说一个群体或组织或社区或社会被解组时，我们所指的是其地位和角色的结构不能有效地运作，以达到其价值目标”[ [美]罗伯特·K·默顿著，林聚任译：《社会研究与社会政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77页。]。但冲突并非仅仅具有消极意义，赫拉柯利特说：“对立之物总相一致，最美的和谐来自于对立，万物由斗争而生成等等”[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8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66页。]。重新设置社团内部分工和利益格局，积极寻求冲突的解决方式，努力实现矛盾双方利益的转化和同趋性，可激发社团组织的活力，实现创新与变革。
学生社团的稳定需要广泛的团结，团结既是和谐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实现和谐发展的前提条件。孟子“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中的“人和”就是指组织内部的团结、和睦，荀子“上不失天时，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而百事不废”（《荀子·五霸》）的思想也强调了“和谐”的重要性等等。然而荀子也讲：“人之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穷矣。
”（《荀子·富国》）由此可见，适当的分工在集体组织内部的重要性。
1.正确理解分工是集体团结的首要因素
分工与集体团结是二位一体的问题。分工是社会分工，分工不是分裂，而是达成协作。作为社会组织，无论是正式组织还是非正式组织，乃至学生社团，都是在分工基础上存在和发展着的。分工是组织存在的基础，是组织成员联系的纽带。尽管分工不合理可能败坏成员的团结，但是，合理的分工仍然是保持组织成员团结的首要因素和追求的目标。对此，涂尔干指出：“随着生产能力的增强、宗教信仰统治地位的瓦解以及人类价值观念的流变，共同意识的思想方式和感情方式已经变得更加普遍、更加模糊了，这无疑给个人彼此不同的发展留下了余地。把我们同社会维系起来的纽带，已经不在主要依赖于共同的信仰和感情了，相反，他们越来越成了劳动分工的结果”[[法]埃米尔·涂尔干著，渠东译：《社会分工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4月第1版，第108页。]。这样，劳动分工逐步替代了共同意识曾经扮演过的角色，由此推之，学生社团组织模式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个人意识的相似性，二是内部工作职能分工。在第一种情况下，个人是社团化（社会化）的，他不具备自身固有的特性，与其同类混杂在社团类型里；在第二种情况下，他自身具有了与众不同的特征和活动，但他在保持独特个性的同时，还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他人、依赖集体，因为集体是所有个人联合而成的。
涂尔干将一般社会成员共同的信仰和情感的总和称为集体意识或共同意识，作为一个整体在全社会范围内发生作用。“无论范围是大是小，它所具有的一般的社会整合功能显然是建立在包含着某种共同意识同时又受这种共同意识规定的社会生活的基础之上”[[法]埃米尔·涂尔干著，渠东译：《社会分工论》，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4月第1版，第90页。]。分工直接导致了集体意识的分散性，这就为个人意识的发展创造了自由的空间，“这种自由发展的空间越广，团结所产生的凝聚力就越强。一方面，劳动越加分化，就越贴近社会；另一方面，个人的活动越加专门化，他就越成为个人”[同上。]。因此，进行社团组织设计，确定管理层次和管理幅度成为影响组织团结的重要因素。
2.实现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协调一致
人的需要的对象化确证了需要的满足，这是人类追求幸福的本质性力量。“人的发展首先表现为人的需要的发展。人的需要是人的自身的规定，即人的本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1版，第27卷，第478页。]。它是人的全部活动的内在动因。需要的满足，表明外部世界逐步同化于人，并转化为人发展的因素。人的发展又表现为人与自然物质交换能力的发展，相对于外部自然力量，马克思称之为人的内在自然力的发展，标志着人在自然必然性面前获得自由的程度，是人之为人的佐证。人的发展还表现为人的社会关系的丰富，这种关系越丰富，人的个体特征和作用越突出，个人的社会性也就日益加强。
人类的发展肇始于需求的本能，“人是一种不断需求的动物……人总是在希望着什么，这就是贯穿他整个一生的特点”[ [美]亚伯拉罕·马斯洛著，许金声译：《动机与人格》，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4月第1版，第8页。]，对此，马斯洛将人的需要按照优势、层次、实现程度依次划分为递增的等级序列：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因此和谐一致的社团组织，应致力于使内部个体达到自我发展的高级层次，但必须以不妨碍他人的自由为前提。这段话一方面表明，人的本质力量就是强烈追求需要的力量，即人的需要的对象化，另一方面，个人在满足需要的过程中，也在为他者需要的满足创造着条件，成为影响其满足状态的因素。人在自我实现的过程中也为他者创造着价值，人是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统一体。
3.个性发展与社会化需要的统一
社会化是个体在特定的社会与文化环境中，逐渐形成的符合角色需要的人格，接受并认同集体意识和行为规范的过程。个性是一个人的整个精神面貌，即具有一定倾向性的心理特征的总和。社会化强调共性，个性则强调个体差异或特殊性，两者是辩证统一的。“成功的组织是那些能够设法同时兼容多种不同运作方式的组织，而不是那些固守其中任意一种结构的组织。从这种意义上讲，有效的组织应该在这些要素间具有高水平的相合性，否则，就会产生混乱和低效率。管理的重要任务就是在结构和态度与行为之间找到适宜的平衡或相合性”[彭新武等著：《管理哲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6页。]。这种平衡依赖于外部环境的催化作用。催化机制（catalytic mechanism）作为一种目标和行动间的极其重要的联系，“以一种激励性的、没有任何官僚作风的方法把目标变为行动，把期望化为具体的现实”[Jim Collins，Turning Goals into Results:The Power of Catalytic Mechanism,Harward Business Review,July-August 1999,pp.71-82]。在结成团队进行工作的时候 ，注重平衡和协同作用，把内部个体中的多样性，甚至矛盾和冲突化解到为同一目标而共赴成功上去。
科学的社团组织要力求规范的原则性与灵活性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最佳的管理是一门实在的科学，其基础建立在明确规定的法律、条例和原则上”[彭新武等著：《管理哲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6页。]。“权变观的提出和流行表明，统一的管理方法论已经不复存在。管理方法论趋向多元化成为时代的潮流，只讲原则性，而不能因地因时制宜地灵活运用，那就是教条主义，最终必陷于绝境。只讲权变而不讲原则性，那是相对主义，最终也会导致失败。权变是在原则性基础上的权变”[同上，第89页。]。“社团内部成熟的个体、适度的分工、合理的结构有助于形成潜在的团结力量”[社会团结并非仅仅存在正功能，高度的社会团结有可能限制了群体成员在工作方面的竞争，导致更新换代的减慢，创新机制的弱化和群体活力的丧失“一个高度团结一致的群体中的成员，可能变得相互过于宽容，从而不能相互追求高标准的业绩；或者群体的大部分互动都用于表现和强化群体的团结性，而以牺牲实现群体目标的时间和力量为代价”。]。社会团结有助于群体的发展，在团结一致的群体中，人们彼此亲如一家，从而更好地合作以实现共同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