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的教会活动，最早可上溯至光绪十一年，比利时天主教士叶茂校由绥远到靖边宁条梁传教，此后教士传播往来不断，从清光绪27年（1901），到民国14年（1925），25年间在定边建教堂12处，向南扩展到横山油房头、雷龙湾等地。据1935年三边挽回领土促进会的估算，教会收的租股及各种捐税，每年可收入10万多银元。且当时教内规定，教民见教士必须长跪、叩头，行揖拜之大礼，星期日，全体教民必须停工做弥撒，教民婚事须经教士同意，严禁离婚、参军等，[]这些规定，于旧则与儒家信仰不合，于新则已完全影响了当地人民生产和社会生活，地方志所见的这些记载，固然可能有失偏颇，但这样的教会活动与革命工作的背离可见一斑。虽然如此，此时陕北学生的运动仍未在非基督教运动上产生高潮，其时陕北地委虽然已经认识到需要“找出农民的痛苦、联合他们”，但显然未能找到具体的“痛苦”，而将更多的精力仍然投入到了调动学生宣传革命精神以联合农民、组织农协等一般性活动，此时的四师同志及其他学生，虽也“每星期必游街讲演一次，揭露‘基督教’黑幕及阴谋”，但“还没有见到有何效果”。[] 我们目前虽无法得知这种反对基督教的宣传确切始于何时，但透过此份1925年4月下旬的材料只记录了初次的讲演来看，想来开始不会太久，且直至此时，单纯揭露基督教黑暗的宣传效果并不理想。这种情况应当一直持续到了“五卅”事件的消息传来。
陕北亦是陕西革命工作开展较早一片区域，早期主要工作者为“直接受李大钊革命思想活动方针影响的李子洲和王懋廷”。[]1923年，王懋廷接替其兄王复生来到陕西华县做国文教员，1924年，又应李子洲邀请，赴位于绥德的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任国文教员，边教学边开展革命宣传工作，并积极向组织推荐人才，筹备团绥德地方组织的建立。[]后其与李子洲共同指导成立了绥德四师学生会、组织了进步团体共进分社，陕北青年社等，是为陕北革命工作的肇始。而陕北的环境，据王懋廷述“地方很荒漠……但是学生中也有觉悟的青年，不过就是没有指导的人……以地理上来说陕北在陕西很重要，东临山西，南临关中，人民质朴，但是太过稀少”，[]也正是因为这样远离资本家，人民质朴的政治地理环境，革命工作才得以顺利进行。当然，这种顺利是针对学生工作而言的，正如恩格斯所说，“它（共产主义革命）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在资本家、地主对于农工的威胁小于蝗、旱等传统灾害对其的威胁时，其思想工作也变得不易开展，也因此，王懋廷等人采取了以学生组织农协，发展农工阶级意识的方针，这也间接导致了陕北出现的异常活跃的学生团体。而他们所找到的工作重点，即在于宣传“五四精神”和“非基督教”。
值得注意的是，经过一段宣传，陕北各学校此时的学生与一般意义上即北京、上海甚至西安等地的青年略有不同，因陕北地理闭塞，人口较少，所能招收的循序渐进读书而来的学生少之又少，因此在1925年5月中一份关于招收学生的文件提到“我们现在招收学生要以农工为主，此地的农工知识非常之简单，没有信奉主义的可能”，因此榆林支部想“在此地还是先从工会和农民协会上，极力加以训练，然后再酌量收入”。[]也就是说，榆林一地显然已经做过直接招收农工的工作，不得已才从工会和农协中招收上述两类人中的精英分子，则可以想见陕北地方材料所提之学生，不仅年龄参差，文化素质也极可能良莠不齐。
“五卅”惨案作为近代日英两帝国侵略中国的典型事件，消息一经传播，自然引起舆论大哗，也必激起爱国人士和革命者的反抗情绪。至于此事怎样传到陕西省乃至陕北，在这过程中各地又有怎样的反映，因西安部分已有相关文字提及，又不为本文论述重点，故不在此赘言。在陕西一地，当年6月初起即有西北晨钟学社、青年生活社以及陕西省学生联合会等青年团体陆续发文以表达对该事件的愤恨，目前虽未有明确资料表明陕北方面有代表参加了1925年7月召开的陕西省学联第一次代表大会，但就1925年6月10日王懋廷欲赴沪前给团中央的报告中已提到“五卅”事来看[]，陕北方面极有可能派代表参加该会议并与跟从学联进行反帝爱国行动。且绥德在当年6月下旬给中央的报告中也有绥德民众对“五卅”反映直接的体现，“绥德自沪、汉事件先后发生，各界异常愤激”[]，学生们也当即出发进行反帝爱国宣传，其间便又将“反对基督教”作为重要口号，一旦与反帝联系起来，则其在底层民众心中的效果自然远超之前的“文化侵略”等，于是“此间铺户稀少、居民贫苦，然一闻上海工人苦况，尚知慷慨捐助，足见人心不死”[]，且榆林的情况又好些，可知此次宣传还是很有成效的。这样的成就不完全是由于充分调动了陕北民众对帝国主义的仇恨，陕北地方团组织经过几次非基的宣传与经验的积累——至于是否受到了西安方面成立非基大同盟方法的启发则不得而知，在1925年6月上旬之前，已经成立了反对基督教同盟会，且受到了团中央的肯定。[]
三原的情况则不同。1920年代初期，正值胡（景翼）、憨（玉琨）斗争正盛，三原乃至渭河沿岸气氛紧张，渭北为胡景翼势力范围，刘镇华则盘踞于渭南，憨胜则刘镇华甚可能一举同一豫，胡胜则陕西再无刘镇华立足之地。在此情况下，先有胡景翼在城隍庙召开国民大会，宣布所属部队易帜，接受吴佩孚之命，此后胡景翼派兵包抄靖国军司令部、刘振华贿选被揭露等事层出不穷。[]然而此地青年却多有思想进步者，且“对于代英同志有一种极深切的信仰”，受中央党团组织指示，回陕开展国民会议运动的李秉乾鉴于此，遂“要求他们的‘青年同志共进社’改为‘渭北青年社’而扩大之”，于1925年2月1日正式开展了第一次渭北青年社筹备会，[]应为三原当地有党团人士组织的青年活动之肇始。
值得说明的是，在同一份文件中，李秉乾提到了“陕西”产业的问题，将其地旧式的“掌柜—学徒”关系称之为落后，并表示“陕西农人是非常可以使之组织的”，这与上述陕北情况略有不同，可以说，三原产业的旧式关系诚然落后，但不可否认的是其产业本身的发达程度应当高于“毫无工业”的陕北，[]这样的一种情况毋庸赘言，会使得在三原加之于农人的剥削更胜于陕北。也因此，陕西农人才会变得容易组织，然而显然并非陕西全境尽皆如此，但李秉乾文中，此事并非重点，详情略过也无可非议。
同是在这份文件中，也对非基督教运动有所体现，即渭北青年社的工作部署中有如下一条：“非基督教运动。已成立非基督教同盟，出代表于促成会，并散非基督教传单（西安的），正拟作游行讲演。”，其时“渭北非基大同盟”尚未成立，文中固然指的是“西安非基大同盟”，其散发的为西安的传单这点也可证实，这一方面表明三原其时的非基督教运动处在西安运动的配合地位，另一方面也表明三原当时的反基督教需求肯并不强烈，在三原当地的记述中也未发现其地基督教有如陕北一样的恶劣行径，亦即三原并没有必要的理由将革命工作矛头指向基督教。
在“五卅”事件过后，三原并没有显示出对此的关注，与之相对的，吴新田于是年5月4日在西安殴打屠杀一中学生的事情反而一石激起千层浪，不仅西安学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驱吴”运动（详见西安部分），陕西省学联整体迁往三原之后——此事也足见三原在革命工作中处于西安的辅助地位，三原组织层面亦将反吴斗争放在主位宣传。这是值得关注的，也即三原与绥德或许各自代表了一种不同的早期革命斗争模式。此时期的陕西，普通民众并不缺乏苦难的生活，而缺乏阶级意识，即“最大最难的工作，就是对他们进行教育和鼓励”，[]基于此目标，各地的手段则有所不同，“五卅”给了陕北以反帝非基的契机，而三原则找到了“反吴”这一突破口，三原进步学生赵宗润在给团中央的报告中也如此表示：“这一次对于吴新田，我们自然觉得驱与不驱，与民众本身利益没什么关系……但这是一个宣传民众的绝好机会，我们不能否认的……”，[]陕北方面虽无明确如此的资料，但想来应也不出其外。
如上论述在其后两地的运动轨迹中也可见一些端倪。绥德自“五卅”后，在是年6月12日、6月25日皆有“非基”事，且收效较好。于12月14日时，已可如此报告，“此处基督势力渐趋消灭，实因同志尽力反对所致”。[]在1925年圣诞节全省范围内的大“非基”后，则由绥德为中心，开始在陕北地方全面的进行反对基督教的活动。标点要检查一遍在1926年中，1月开始即多次进行“非基”，且不断反思此中问题，如提出学生“和教士们辩论时，就不能够辩论过人家”，[]或是“忽视非基工作在整个革命工作中的意义，而只徒(图)一时感情之快(如延安)”[]，这不得不说是高层与基层工作者文化水平上的差异所导致的。而在发现问题的同时也做了一些改进，也就充分发挥了陕北知识分子相对较多的优势，如“分配演讲员至各传道所故与牧师辩难，以引招听众”等。[]
在1926年西安围城一事中，陕北“非基”也未有停歇，甚至一些材料表明，绥德方面已有学生临至山西汾阳，即“基督教巢穴”，以期彻底的消灭基督教在陕北的影响，[]大有将非基督教运动发扬光大的趋势。直至1927年统一接受陕甘区委管辖，成为下设地委后，种种“非基”行动亦归于陕甘区委统筹，材料中逐渐缺失陕北单独的革命资料。
与此相对的是三原方面的情况，在1925年圣诞节以前，仅有1925年9月21日《团三原支部关于团务工作及政治环境给团中央的报告》一份有关三原“非基”情形的材料，且只有关于成立“渭北非基大同盟”构想的短短一句话。值得一提的是，该年圣诞节的大型“非基”亦非各地自发，而是“（12月）18日，省学联发出第22号通告，号召全省学生在非基运动周举行游行示威，揭露基督教之黑幕”，[]也即张秉仁所述“陕西……一带的民众，不约而同的举行空前的非基运动”实在是特殊情况下鼓舞人心的论调，是有失偏颇的。[]不过三原方面另一份材料中表示出在10月间便已有通知，由此可见，陕西省方面的非正式通知可能于10月甚至更早便已下发。总而言之，此次系省学联的硬性通知，三原方面相应地才做出了一些举动以回应之。无论如何，三原此次的非基督教运动还是颇为激烈的，学生们提出了“打倒基督教”等十余条口号，游行一直持续至26日，期间民众包围县署、与知事交涉、出乡宣传等措施尽有，极尽宣传之能事，此事于1926年1月4日的文件《团三原支部给团中央的报告(第三号)——关于非基运动》[]中可窥全貌。其口号与绥德近乎相同，不过行为可谓文雅，如“示威游行时，必须严重[肃]， 不要鼓噪及野蛮行动。游行队到每个教堂须暂时停止游行”，这与绥德其时“呼声如雷，全城人民倾家出观。大队先在城内游行一周，出南门摄影后，又绕南关一周。然后将全体分作三队，由特别讲演员讲演团领导讲演，一在南关，一在大街，一在小街。 讲演时各队皆带有讽刺画数张，作图画的宣传，当时群众听者够二三千人” 的行为可谓大相径庭，[]或许亦是个中知识分子数量较少，无论在表述还是运动本身上，都不免充斥着一丝丝“文气”。
而后续的发展，亦时刻体现着两地情况的差异性。三原此次“非基”的结束，乃是派遣代表就“收回教育权”等事至县知事家谈判签字，仅仅如此，在2月14日的报告中便提到“自从此地非基以后，基督教大受影响，以前每遇集会，定必大行宣传，现在敛迹”，[]这也足见三原基督教势力之薄弱。而1926年西安围城事一起，三原一地的“非基”、“反帝”等宣传迅速让位于解围西安，在该年6月的报告中所提到的“非基委员会因客观上的不需要，故决定取消”等，[]即为解围西安无暇顾及此事。此后二者指什么具在陕甘区委统辖下，后又有陕西（临时）省委总揽反帝事，陕北与三原作为独立单位行动见于档案者少之又少，然而陕西全省范围内的非基督教运动却并未停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