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16年11月，我国正式开启了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性质的反腐败道路。国家监察委作为反腐治理的一把利剑，其监察对象覆盖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现如今，国家监察体制改革逐渐拉开帷幕，“永远在路上”的反腐败斗争进入全面法治反腐新征程。
关键词：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措施
引言
国家监察体制运行是我国规范公权力运行的重要内容。在原有的监察体制下，对于职务违法犯罪的案件，采取的是行政监察，分散性监察的模式，监察资源较为分散。这导致对一些职务违法案件的未能严格调查，一些公职人员未能规范运用公权力的现象不能得到彻底的纠正。为此，我国将推进国家监察提上议事日程。
1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背景及必要性
在中国法治进程中，监督权力、遏制腐败始终是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我国监察体制改革是重大政治改革，是在总结十八大以来反腐经验的基础上，在反腐新形势下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推进，改革步入深水区，一系列的矛盾与问题不断出现，特别是腐败相关问题呈现愈演愈烈的态势，反腐败斗争面临空前严峻的形势。在设立监察委员会之前，我国的监察体制存在多头分散的情况，我国的监察体系可以被归纳为“三驾马车”模式，即党纪委、检察院和行政监察机关三轨并行模式。这一模式存在着诸多问题，由于监察资源分散于三种不同系统，不同的机构其职能有所不同，亦会存在职能交叉，相关的职能界限不够清晰；另外三个机关各自为政，没有一套统一协调的衔接机制，以致实际工作中反腐机制和职能分散，不能集中发力、靶向监察，共击一处，从而导致监察力度被分散，影响反腐职能的有效发挥；再则，由于相关行政监察部门的“依附性”，人、财、物无法完全“独立”，心有余而力不足，便很容易出现“自我保护”的情况，这就会对监察职权的正当有效发挥产生不利影响。此外，相关部门的一些监察行为，如行为可能涉及到被监察对象的人身自由，目前相关法律尚不健全，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容易造成不必要的矛盾。在反腐败问题较为严峻的大背景下，监察主体的相对分散、监察力度的相对不足、监察依据的相对欠缺等等，皆是制约监察权力能否有效实施的掣肘。为了深入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要加强监察体制改革，设立监察委员会，集中用权，靶向反腐，精准反腐，依法反腐。
2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优化措施
2.1完善监察人员选任制度
历代监察制度都十分重视监察官员的选任，选任制度呈现出严格化和规范化的特点。古代御史监察制要求监察官必须品性正直忠厚，拥有丰厚的学识并且通晓律令，具有丰富的从政经验，从德、才、识等多方面严格要求监察官员，建立了一套严格的监察职业准入制度。民国时期监察院监察委员普遍受教育程度很高，没受过大学教育的只占极少数，监察委员都拥有良好的职业素质，具有丰富的阅历和丰富的学科知识。我国现有监察人员素质参差不齐，监察人员的选拔制度和考核水平还比较落后，有必要借鉴古代和民国时期的监察官员选拔制度，在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中制定严格的监察人员选拔条件和任用程序，将实际的考核成绩作为监察人员升迁的标准，对监察人员的素质进行全面考察。由于监察职业的重要性和特殊性，应将监察人员的选拔独立出普通公务员队伍的选拔，进一步提高监察人员选任条件，学历条件不能只要求到本科学历，应进一步提高到法律本科甚至本科以上条件，并且由于监察对象涉及的范围较广，监察人员还需要掌握一些计算机和财务会计等领域的基本知识，以更好地与不同职能部门打交道。监察委员会设立的初期还要求监察人员具有一定的工作经验，可以采取从律师和法学教师中先选任一部分的形式，以保证监察人员综合素质的高标准。
监察委员会需要从多方面去考察监察人员的任用，从而保证监察队伍的高效率和高素质，我国的监察水平与质量才能得到应有的提高。
2.2构建多元监察体系，增强监督合力
首先，在监委内部形成上下联动监督机制，坚持以权力监督制约为核心，“一把手”监督和全面监督同等发力，锁定重要岗位、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加强岗位防控、重点防控和专项防控，在摸清权力底数、查找廉政风险点、编制权力运行流程图的基础上，夯实领导干部责任制，推进权力运行公开透明，构建有效的权力监督运行防控体系。其次，探索内部与外部监督相结合的有效形式，健全“执纪监督＋巡察监督＋审计监督＋派驻监督＋群众监督”多元化监督机制，以经常发生腐败问题的关键领域为抓手，紧盯党员干部、公职人员涉黑涉恶腐败和充当“保护伞”问题，完善信访举报、社会评价等制度，构建上下左右协同联动的监督网络。再次，认真落实特约监察员制度，充分发挥特约监察员的外部监督作用。如山东阳谷有针对性地对特约监察员进行业务培训，并通过召开座谈会、走访等方式听取特约监察员的意见建议，使得人民群众对监委工作的满意度大为提高。
2.3健全保障机制
虽然《监察法》对于特定情况下的救济保障措施进行了规定，但是其部分规定比较笼统。比如，关于律师介入时间节点的问题尚未具体明确。《刑事诉讼法》明确了刑事案件程序中犯罪嫌疑人辩护权的相关规定，而这并不能当然适用到《监察法》中，《监察法》中的“留置”并非《刑事诉讼法》中的“强制措施”，以及其他一些情形也不符合律师介入的要求，在监察机关调查阶段，律师便不能及时介入发挥作用。关于这一问题，笔者认为，在具体的实践中，在不断的摸索与创新中，基于保障当事人权益的立场，应当在法律上对律师的参与予以明确，对律师的介入节点应当及时予以明确，可能只是方式上、程度上、要求上有所不同而已。此外，关于涉及到国家赔偿的问题，同样需要不断实践，完善立法，合法、合理对接，对《国家赔偿法》进行必要修改，以适应不同情形的需求。与此同时，监察委员会作为新成立的国家机关，监察权亦是一种混合型权力，有监督权、有一定的行政调查处置权甚至还包括了一定的司法性权力。由于其发挥功能的特殊性，务必要加强同党、人大、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的协调合作。特别是要同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做好沟通，在法律框架下，实现特定信息的共享。特别是对于严重的职务犯罪案件，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监察委员会在做好调查取证等工作的同时，要确保将移送检察院起诉的案卷的完整性，以避免检察院在收到起诉案卷后，由于相关案卷不完整而退回案件或者自行补充，从而会影响到整个案件的及时处理，也会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甚至当事人权益的损害。在整个办案周期中，与各相关部门既要彼此制约，也要互相监督协作，劲往一处使，协力作好反腐败斗争。
结语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标本兼治，是全面贯彻依法治国方针的重要内容。立足于国家监察制度的不断优化和发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监察体系，坚信我国的法治建设必然取得长足的发展和实质性的进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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