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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大报告指出，“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产生是由于我国发展所处的历史方位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需要新的重大理论创新和思想指导。
一是从国内来看，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努力奋斗，我国实现了由解决温饱到总体上达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我国经济规模居全球第二，双向投资跻身世界前列，中国蕴涵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和发展空间。但是，改革逐渐进入深水区，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深刻变化，由原来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演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就需要破除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以高水平开放推动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由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源要素驱动型向高技术、新能源、高素质人才要素驱动型转变。这个转变必须完成但会非常痛苦。经济学中有一个名词叫做路径依赖，我们原来依靠廉价劳动力和化石能源促进发展的路径已经难以为继，必须转向依靠高技术、新能源、高端人才发展的新路径，而这个转变需要置于死地而后生的涅槃精神，这就需要新的思想和理论指导我们的行动。德国、日本二战战败之后之后的崛起是由于战前两国早已具有相当的工业基础，庞大的军工工业能够很快转为民用。日本战前的教师和工程师不用参军，也保留了人才基础，所以能够重新崛起继而顺利在信息技术革命的时代成功转型。而我们没有这样的基础，所以转型升级需要下更大更深更艰苦的工夫，需要统一思想集中全力突破短板、拉长“长板”，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教育各方面成为列国榜样和表率。
二是从国际上看，全球治理体系深刻变革，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格局深刻变化。随着世界经济在深度调整中曲折复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蓄势待发，全球性问题相互交织，新旧矛盾相互叠加，世界经济、政治、社会等领域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各个大国抢占经济制高点、谋求国际制度性话语权竞争加剧。习总书记说：我们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理解就是指的这个变局。这个变局中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当今时代正在孕育发展的第四次工业革命，谁抓住这次机会谁就将在未来的全球竞争中成为王者。这次革命以人工智能、机器人、虚拟现实、量子信息、可控核聚变、新能源以及生物技术为代表。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们一直跟跑，最多在某些方面是并跑，借助我们当前在互联网、人工智能、新能源、核聚变等领域的优势，现在我们具备了从跟跑、并跑到全面领跑的基础和实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就在于能否实现本次领跑，成功与否在此一举。发达国家走过的路一再说明这一点。德国的崛起在于关键时刻有铁血宰相俾斯麦完成了统一抓住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机会成功超越法国、英国，实现在欧洲崛起；日本崛起的关键在于明治维新也抓住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机会成功超越中国和俄国在东亚崛起；美国能够保持自19世纪末以来一直领袖群伦就在于抓住了前三次每次工业革命的机会。现在美国感到最大的对手就是中国，如果中国抓住这次工业革命的机会将全面超越美国，届时领袖群伦的不再是美国而是中国，这也就是中美贸易战的根本原因。所以习近平同志说：“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完成这个目标需要凝聚起全民族的力量全力奋勇攻坚克难。
三是从世界历史发展和大国兴衰史来看，后发国家崛起的关键时刻必须凝聚形成一种国家共识、民族共识。19世纪中期，美国社会和学术界就流行“天定命运”学说，也就是美国担负一个上帝赋予的使命，这个使命就是以自由和民主拯救全人类，将自由的区域扩展到整个北美大陆乃至全世界，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民主”、“自然权利”、“科技与文明”应该成为世界各国的指路明灯。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确立了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的三大国策，指导日本成功摆脱被殖民的命运实现在亚洲的崛起。德国在实现国家统一和民族崛起的关键时刻皇帝威廉一世和首相俾斯麦达成共识：实施铁血政策，完成国家统一，造就贸易、货物、人员畅通无阻的国内统一市场，为日耳曼民族崛起创造基础。我们这几代人的使命任务就是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在这个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刻，作为民族复兴领头人的执政党必须与时俱进确立系统化的思想理论，指导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内政、外交等工作，并经常教育、统一全体党员的思想，从而带领全体国民朝着既定目标前进。
四是从后发国家发展的历程看，爬坡前进的关键时刻必须跨越“三大陷阱”方能真正迈入强国序列，这更需要统一思想、凝聚心智。第一个陷阱就是修昔底德陷阱。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总结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基础上提出：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的地位，而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变得不可避免。这源于古希腊时期雅典的发展强大对斯巴达构成了威胁，于是爆发了持续27年之久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果斯巴达获胜，但由于双方都掏空了家底，最后双方实际上是两败俱伤，都未能重新在希腊世界崛起复兴。近代英、法、美、德、俄、日等强国的崛起无不是通过战争或主动向老牌强国挑起战争谋求重新分割全球利益。
1588年英国战胜西班牙的无敌舰队，标志着英国的崛起。1898年美西战争美国胜利标志着美国的崛起，继而通过一战和二战真正成为世界的王者。法国大革命后拿破仑在全欧洲进行战争，德国挑起普法战争、一战和二战，日本明治维新后不到30年就挑起甲午中日战争，沙皇俄国的整个历史几乎就是一部对外扩张和战争的历史，这些国家的崛起或崛起的努力都充满了血腥和暴力。而我们追求的是和平崛起，这将为当代后发大国的崛起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2015年，习近平访美时在欢迎晚宴上表示：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国之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在《世界邮报》创刊号的专访中，针对中国迅速崛起后，必将与美国、日本等旧霸权国家发生冲突的担忧，习近平在专访中反驳说：“我们都应该努力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强国只能追求霸权的主张不适用于中国，中国没有实施这种行动的基因。”
第二个陷阱是中等收入陷阱。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的概念，基本涵义是指：有些中等收入的经济体在跻身为高收入国家的过程中，往往陷入了经济增长的停滞期，既无法在工资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1万美元。2018年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达到9732美元，面临将球踢进球门的关键一脚。阿根廷在1964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就超过1000美元，在上世纪90年代末上升到了8000多美元，但2002年又下降到2000多美元，而后又回升到2008年的8236美元。巴西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接近5000美元，但直到2014年，人均GDP按当时汇率计算约合11345美元，仍没有突破联合国最新划定的中等收入国家标准。进入这个时期，经济快速发展积累的矛盾集中爆发，原有的增长机制和发展模式无法有效应对由此形成的系统性风险，经济增长容易出现大幅波动或陷入停滞。大部分国家则长期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迟迟不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发生的原因主要就是低端制造业转型失败。低端制造业可以带来中等收入，但是伴随而来的污染、低质低价，都是恶性循环。由低端制造进入高端制造，则需要抓住当今时代科技革命的机会，实现经济运转步入良性循环轨道。当然同时还要做好社会财富二次分配、三次分配工作，避免贫富两极分化和阶层固化。《中国制造2025》和当前党中央强调的扶贫、提高社会保障水平、稳定就业工作、做好生态环保工作等就是要破解中等收入陷阱这个难题。当然，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并不代表就已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只是标志着为民族复兴奠定了根本基础，在这个基础上还需要继续深化改革、奋力追赶超越。2014年11月10日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同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对话会致辞时说：“对中国而言，‘中等收入陷阱’过是肯定要过去的，关键是什么时候迈过去、迈过去以后如何更好向前发展。我们有信心在改革发展稳定之间，以及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促改革之间找到平衡点，使中国经济行稳致远”。
第三个陷阱是塔西佗陷阱。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Publius Cornelius Tacitus，约A.D.55～120年）曾出任过古罗马最高领导人—执政官，此外还先后干过保民官、营造官、财务官、行政长官和外省总督等，他曾经这样谈论执政感受：“当政府不受欢迎的时候，好的政策与坏的政策都会同样得罪人民”。之后被学者引申成为一种现社会现象，指当政府部门或某一组织失去公信力时，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2014年3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河南兰考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提出了一个理论，说当公权力失去公信力时，无论发表什么言论、无论做什么事，社会都会给以负面评价。这就是‘塔西佗陷阱’。” “我们当然没有走到这一步，但存在的问题也不谓不严重，必须下大气力加以解决。如果真的到了那一天，就会危及党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习总书记强调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强力反腐、依法治国、不能“新官不理旧账”，都是在破除塔西佗陷阱。
发达国家在过去的历程中也曾面临这种难题。美国在19世纪下半叶经济高速发展的阶段，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走向了垄断，整个社会奉行“只要我能发财，让公众利益见鬼去吧”的哲学，企业家对内根本无视员工的利益，对外以损害公众利益作为赚钱的重要手段，出现了金钱玩弄政治、大企业与政客相勾结，进行贿赂、贪污、操纵市场和资源买卖，政府和立法机构徇私舞弊，新闻机构卖身投靠等现象，引起了社会公众舆论的强烈不满和抨击，政府公信力急剧下降。于是20世纪初美国新闻界出现了“扒粪运动”，整个社会掀起了进步运动，揭露市场经济活动中的丑恶现象，通过政治经济改革、法制建设、反对腐败缓和社会矛盾，重建政府公信力，成功跳出了塔西佗陷阱。
中国在民族复兴的关键时期，关键指标就是看是否能够成功超越这“三大陷阱”，而超越这三大陷阱就必须有一种与时俱进的思想和理论凝聚起全党的力量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心无旁骛、团结奋进、攻坚克难，从而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迎来民族复兴的光荣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