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雪萍 杨龙波
上海师范大学 上海 200234
摘 要：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取得了全方位、开创性的成就。国外学者将这些成就归功于“中国模式”，围绕“中国模式”的研究逐渐成为国外学者研究的热门。目前，国外学者对“中国模式”的研究成果丰富，但同时，对“中国模式”的理解和看法也不尽相同，存在争议。通过研究国外学者视野中的“中国模式”，借鉴吸收有益观点，发现其研究局限性，从而拓宽理论视野，促进“中国模式”在实践中不断完善，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益的参考。
关键词：国外学者 中国模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近日，在中美贸易摩擦中，以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马斯特为代表的大部分美国学者普遍认为，中国借“一带一路”输出“中国模式”[[[]梁斌.专家：中国是国际秩序的贡献者 美国才是破坏者[EB/OL].https://finance.sina.com.cn/china/gncj/2019-05-23/doc-ihvhiews3896227.shtml，更新日期：2019-05-23.]]，这也是多年以后美国政要再次提及“中国模式”一词，同时也表明“中国模式”在国外依然是方兴未艾。为更好理解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和发展，本文对国外学者对“中国模式”的相关研究做了梳理。正确对待国外学者对“中国模式”的研究成果，才能不断促进中国发展。
一、关于“中国模式”的几个争议
自“中国模式”提出以来，国外学者对是否存在“中国模式”、“中国模式”何时提出等问题存在一定的争议。我国也尚未明确提到过“中国模式”这一概念。2013年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发表的《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重要讲话中，对“中国模式”做了首次回应。他提到，“各国的发展道路应由各国人民选择。所谓的‘中国模式’是中国人民在自己的奋斗实践中创造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习近平.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J].求是，2019（07）.]]纵观国外学者的研究，争议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问题：
（一）“中国模式”何时提出？
对于“中国模式”的提出时间，学界有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模式”最早是在20世纪80年代被提出，提出者则是我们国家当时的领导人邓小平，1980年4月，邓小平在接受外国记者电视采访时提到，“既然中国革命胜利靠的是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本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我们就不应该要求其他发展中国家都按照中国的模式去进行革命，更不应该要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采取中国的模式”[[[]邓小平著.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p.318.]]。在邓小平这里，“中国模式”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事求是地结合自己国家的实际情况探索出来的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模式。1982年9月，邓小平在会见朝鲜领导人金日成时指出，“在实事求是的思想指导下，中国正在‘打开新路’”[[[][7]张维为：邓小平如何思考“中国模式”[EB/OL].
http://jingji.cntv.cn/20120202/107541_1.shtml，更新日期：2012-02-02.]]，这条“新路”就是中国需要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另外，他还指出，“一个比较中性有为的“强势政府”确实是中国模式超越西方模式的核心竞争力之一。”[[]]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邓小平将“中国模式”的内涵定义为：经济上改革，政治上坚持共产党领导和建立强有力政府、坚持以人为本全力改善民生、坚持对外开放等。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中国模式”最早是在2004年，由国外学者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提出。在他的研究报告《北京共识》中，他对“中国模式”的做了系统论述，他认为“中国模式”包含三个定理：“第一个定理就是改革中的创新必不可少，从而减少改革中的损失。第二个定理就是创造一套新工具，超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这样的衡量尺度，把重点放在生活质量上，建立一种将可持续性和平等性视为首要考虑而非奢谈的发展模式。第三个定理就是中国模式包含一个自主理论，中国在做自己发展的事情时，不愿意受外界干扰，特别是西方国家的指手画脚。”[[[][11][美]乔舒亚·库珀·雷默.北京共识[DB/OL].新华社《参考资料》编辑部翻译，https://www.docin.com/p-198733980.html，更新日期：2001-05-08，p.5;p.21.]]可以看出，雷默是在邓小平之后提出“中国模式”的，是与“华盛顿共识”相“反冲”的中国特色发展模式。但是不同的是，在雷默的眼中，“中国模式”与“华盛顿共识”相似，即试图以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对其他国家进行“和平演变”，带有浓重的向其他国家“输出”中国模式的味道，这一点上与小平所倡导的“中国模式”大相径庭。
经笔者查阅相关资料发现，早在20世纪六十年代，“中国模式”一词就已经被使用了。1961年5月26日，美国《时代周刊》发表的《Red＆Dead》谈到，几内亚领导人塞古·杜尔不顾几内亚具体国情，借鉴“中国模式”所实施的“人力投资计划”，即志愿者可以利用闲暇时间修建公路和学校，并未取得成效。[[[]Guinea.Red＆Dead，Time，May 26，1961．]]1967年5月26日，美国《时代周刊》发表的《Lock on the Door》则用“红色的中国模式”一词来指代中国的“文化大革命”。[[[]Albania.Lock on the Door，Time，May 26，1967．]]2004年5月，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发表的《北京共识》中谈到，“在‘华盛顿共识’消失之后，许多国家想求得发展与安全，但几百年来不断看到过于依赖发达国家提供援助的发展模式以失败告终，对于这些国家来说，中国所发生的一切，包括创新、不对称、对平等的关注、对有关公民权力与义务的新思想的探索等，都有着极大的吸引力”[[]]。在这里，雷默把“北京共识”等同于“中国模式”。这一报告的发表才引起国外学者对“中国模式”的广泛关注，再次将“中国模式”的研究推向一个高潮。
（二）是否存在“中国模式”？
部分学者认为“中国模式”是不存在的。他们认为中国的成功是有限的、暂时的，在其发展的过程中还存在很多问题，比如生态环境恶化、贫富差距加大、社会道德滑坡等各方面，仍需进一步完善，且改革开放以来的现代化建设的经验是针对其自身的国情而言的，对其他国家并不一定适用，此时提及“中国模式”还为时尚早。因此，他们更主张用“中国经验”、“中国方案”或“中国道路”等来代替。德国学者托马斯·海贝勒认为“中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期，因此我认为所谓的‘中国模式’并不存在。中国的这一转型期将伴随着急剧的社会变革和政治改革，这一过程是渐进的、增量的，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谈论‘中国模式’还为时过早。”[[[][德]托马斯·海贝勒.关于中国模式若干问题的研究[J].当代世界社会主义，2005（05），p.9.]]迈克尔·斯宾塞也认为，“‘中国模式’并没有被称为一个成型的模式，因为中国目前是处于转型期，是发展的关键期，在这种严峻的环境下，很多方面不能去下定义”。[[[]吴坚.“中国模式”理论研究综述[J].贵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1（04），p.43.]]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拉迪对“中国模式”的存在表示怀疑，他认为“或许未来几十年，中国的发展会被定义为一种模式，但目前中国还是一个转型中的国家。他的市场经济也是不完善的”。[[[][32]欧美学者反思西方政治制度 中国崩溃论作者成笑柄
[EB/OL].http://news.ifeng.com/a/20141216/42727386_1.shtml，更新日期：2014-12-16.]]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同样认为“中国模式”是“东亚模式”的翻版，认为它应“属于亚洲后期快速发展的一种模式”[[[]徐崇温.国外近期关于“中国模式”的研究动向[J].红旗文稿，2010（017），p.10.]]。
与之相反，还有部分学者认为尽管“中国模式”发展还不完善，但其确确实实是存在的。他们认为“中国模式”是中国发展经验的概括，体现了中国独特的发展道路。亚历山大·萨利茨基认为，“中国的发展模式是吸取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与立足本国实际相结合的统一的有机体”。[[[][俄]亚历山大·萨利茨基.俄媒：中国模式是人类成就创性集大成者[N].国防时报，2010-10-08.]]在这一问题上，美国学者迈克尔·斯宾塞也表示，“全面的改革方案，意味着同时存在多个领域推进改革，且有重点，我认为，这才是最好的模式。综合来看，我给中国的全面深化改革打很高的分数”[[[][21][29][30][33][34][35][36][39]解读中国工作室编著.读懂中国：海外知名学者谈中国新时代[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9，p.140-141;p.36-37;p.84;p.37;p.240;p.21;p.3;p.9.]]。在这里，他将“中国模式”定义为中国的改革发展模式。在这里，他承认“中国模式”的存在，并表示其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英国学者马丁·雅克也认为，“现代性模式绝非只有一种，事实上有很多种”，[[[][英]马丁·雅克.当中国统治世界[M].张莉、刘曲译，中信出版社，2010，p.330.]]即“中国模式”也是“现代性模式”中的一种。
（三）“中国模式”还是“中国道路”、“中国经验”？
当前，国外学者的讨论中，“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经验”等词并存，部分学者认为“中国模式”并不存在，更倾向用“中国道路”或“中国经验”代替，还有部分学者对“中国模式”的概念和内涵把握不清，将三者交替使用。那么，是“中国模式”还是“中国道路”、“中国经验”？
1921年，毛泽东在新民学会的发言中提到，“我赞成用俄国式的革命道路”，至于原因，他指出“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办法。”[[[]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道路》课题组编.中国道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典文献回眸[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p.2.]]在这里，毛泽东用“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来形容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探索民族复兴之路的苦涩历程，而这个历程即“中国道路”的探索历程。从1844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列强的不断入侵和清政府腐朽落后的统治，使得国内的有志之士开始探索救亡图存的道路，希望摆脱帝国主义列强的统治，争取民族解放、国家独立。自此，“中国道路”一词开始出现。巴西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埃万德罗·卡瓦略认为，“西方‘民主模式’走向衰落，而中国道路成为一种新的现代化方案，不仅为各国搭乘中国发展“快车”提供了“车票”，也有利于世界各国实现合作共赢。”[[[]陈效卫.中国道路为世界发展提供更佳选择[EB/OL].http://world.people.com.cn/n1/2017/1030/c1002-29615601.html，更新日期：2017-10-30.]]在这里，卡瓦略将“中国道路”定义为优于西方民主模式的“中国模式”。印度经济学家考希克·巴苏在《中国发展道路的世界历史意义》一文中也提到，“从历史上看，改革通常从西方国家开始，很多国家都借鉴西方国家的改革模式，而中国开始改变这个状况。”[[]]在本文中，巴苏把“中国发展道路”等同于“中国的改革模式”。综上分析，国外学者在使用“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时是没有明显的区别的，经常替换使用。
在国外学者眼中，中国的发展成就也可以称之为“中国经验”。比如，肯尼亚驻华大使萨拉·塞雷姆表示，“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又快又好’的发展，‘中国奇迹’令全球羡慕，其中的经验值得肯尼亚政府和人民学习借鉴。”[[[]彭睿，李宏.肯尼亚驻华大使：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 为肯中合作不断注入新动能[EB/OL].https://www.xuexi.cn/lgpage/detail/index.html?id=10686685758854732062，更新日期：2019-08-26.]]在这里，直接用“中国经验”来概括中国的发展成就和发展理念，其内涵与“中国模式”基本相似。
英国《独立报》副主编、著名未来学家Hamish McRae谈到对“中国模式”的反思时表示“我们要把事件放到我们自己的经济辩论背景下看待，尝试看看我们可以从中国经验中学到什么。”[[[][31][38]王辉耀.中国模式：海外看中国崛起[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p.164;p.12;p.16.]]在这里，Hamish McRae用“中国经验”一词来代替“中国模式”。综上，部分国外学者更倾向于用“中国经验”来形容中国独特的发展模式。
事实上，“中国模式”、“中国道路”和“中国经验”是三种不同的概念，“中国模式”强调的是中国的社会发展和治理的模式，“中国道路”强调的是中国革命、改革、发展建设的一系列理论和纲领的概括，而“中国经验”是对中国自革命以来到今天的现代化建设的方法和经验的总结。因此，“中国模式”是客观存在的，其内涵比“中国道路”和“中国经验”更加丰富，既体现了中国独特的发展道路，也包含了对中国发展经验的总结，这是“中国道路”或“中国经验”所无法概括的。
（四）“中国模式”是意识形态属性还是经济发展的结果？
随着“中国模式”受到国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围绕中国文化的研究也日益丰富，其中包括对中国文化软实力、中国文化发展现状、文化价值观、文化强国战略等研究。关于“中国模式”到底是意识形态属性的还是经济发展结果的，国外学者仍存在一定的争议。
部分学者认为“中国模式”是一种文化价值形态，是意识形态发展的结果，这些学者将中西方文化价值观进行比较，从而得出结论：“中国模式”的文化价值观具有某种意识形态的属性。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有：詹姆斯·R·汤森和布兰特利·沃马克认为，“中国坚持从道义上赢得政治权威并通过道德学说来表现这种权威的制度运作机制，从某种意义上，每个时期的核心价值观作为一种社会整合力量，获得了某种意识形态的属性。”[[[][25]祝大勇.海外学者视野中的当代中国核心价值观研究[D].北京：清华大学，2016，p.11.]]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戴维·蓝普顿也认为，“价值观、意识形态、爱国主义以及民族主义与文化紧密相连，也是理念力量的重要方面。”[[]]即文化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和意识形态相关联，是意识形态的。另外，也有部分学者认为“中国模式”的文化价值观是经济发展的产物，一定程度上又是经济发展的动力因素，具有一定的经济效果。习近平与美国学者库恩的对话可以对此表示回应，“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你一个月不来，半年不来，中国就会有很大的变化”，“但是如果结合中国悠久的历史来分析，又不会惊讶于它变化之快速，因为我们经历了几千年才走到这一步。但是无论我们怎么看待这一速度，中国的发展变化，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由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推动的”。[[[][美]罗伯特·劳伦斯·库恩.中国 30 年：人类社会的一次伟大变迁[M].吕鹏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p.29.?]]
（五）“中国模式”是否具有普适性？
关于“中国模式”是否具有普适性的研究，国外学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正如非洲智库代表、喀麦隆马鲁阿大学教授恩乔多所认为的，“虽然我们不能复制中国模式，但可以从中得到很多灵感，尤其是学习了解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中国是如何不断丰富和发展的”[[[]潘洁，刘陆.非洲智库代表探寻中国发展密码[EB/OL].
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wb/html/2018-01/19/content_1831201.htm，更新日期：2018-01-19.]]，“中国模式”的确对各国的发展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大部分学者认为“中国模式”虽然还处于不断发展之中，但其中所体现的部分政策和经验值得各国学习和借鉴，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具有普适性。其中，对“中国模式”的国际影响持肯定态度的有：卢旺达前驻华大使鲁加巴·西拉斯表示，“如今，中国已稳步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卢旺达也在积极借鉴中国模式，双方的合作日益广泛，贸易往来十分频繁。”[[[][卢旺达]鲁加巴·西拉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令人信服[EB/OL].
https://www.xuexi.cn/lgpage/detail/index.html?id=14978944245113408626，更新日期：2019-07-09.]]另外，哈佛大学国际研究中心主任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也表示，“中国的确是其他国家的榜样，我经常把中国的成就援引为供非洲国家发展的一种模式或方法。”[[]]印度经济学家考希克·巴苏（Kaushik Basu）则表示，中国开始改变历史即以往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借鉴西方国家的改革发展模式。“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正在推进的改革和倡导的改革思想，正在被亚洲、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和拉丁美洲借鉴。”[[]]
与此同时，仍有部分学者认为“中国模式”不具有普适性，认为中国的发展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对于其他国家的发展不具有普遍意义。其中，主要的代表性观点有：英国学者里奥·霍恩认为“‘中国模式’一说至少有三重含义：成功、可复制性和周密计划，这三个方面都还有待商榷。中国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国家”。[[]]很显然，他在这里认为“中国模式”到目前为止还不是一个成功的、值得别国复制的、经过周密计划的一种发展模式，即“中国模式”不具有普适性。德国柏林自由大学政治学系主任克劳茨·赛格伯在谈到“中国道路”的普适性时提到，“至于‘中国道路’是否能被复制的问题，理论上是合乎逻辑的，但是不那么现实，所以我的回答是不能。”[[]]因此，他认为“中国模式”对于其他国家是不具有普适性的。
二、国外学者对“中国模式”研究的局限性
经过对“中国模式”研究争议的梳理，不难发现，国外学者对“中国模式”的研究尚未形成共识，仍需进一步深化。另外，对“中国模式”的研究缺乏整体性，部分学者只研究中国的“经济模式”或“政治模式”。此外，由于政治体制、历史文化、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差异，部分学者带着“有色眼镜”看待中国，这就造成了国外学者对“中国模式”的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一）对“中国模式”的研究缺乏整体性
通过对比国外学者的观点，笔者发现国外学者对“中国模式”的理解和研究大多局限于某一领域或某几个领域，尤其是政治和经济领域，对社会、文化、生态等领域涉及较少。因为，没有遵循华盛顿共识的中国经济，在过去40年取得了巨大成就。而中国令人震惊的经济成功正是在没有显著的社会与政治失序这样的民主化副产品的条件下取得的，这使得国外学者更热衷于研究“中国模式”的经济和政治因素。另外，国外学者还对中国某个具体领域的实践经验比较关注，比如扶贫减贫、市场与政府的协调、“一带一路”倡议等。比如，对于一带一路的研究，部分国外学者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对外输出资本、发展经济、扩大政治影响力的手段，甚至还歪曲“一带一路”为新版的“马歇尔计划”。显然，这种研究方式存在一定片面性。事实上，正如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肯特·柯尔德所言，“一带一路”倡议不仅仅是经济领域的倡议，还是文化、社会以及政治领域的倡议。[[]]一带一路从不同层面体现了中国的发展理念，是“中国模式”的另一个翻版。但需要注意的是，中国绝没有借此“输出”中国模式，“中国从未想把自己的生活方式强加给其他人，更不用提将自己的发展道路强加给其他国家了”[[]]。其开放性和包容性为沿线国家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实现中国梦与世界梦互融共生。
正如马丁·雅克所认为的，“中国的崛起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现象，中国是一个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以及军事方面有影响力的大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的成就是“全方位、开创性”的。在这些成就背后所采取的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一系列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所隐含着的内在规律也是全方位、多领域的，而这恰恰就是“中国模式”的重要组成因素。
（二）研究大多站在西方中心主义立场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西方起初对中国的改革开放的举措表示欢迎，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会使中国逐渐演变成另一个西方式的国家。但随着中国的发展，他们发现结果并不尽人意的时候，西方就开始出现一系列“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不实言论对“中国模式”进行“妖魔化”，他们对中国的崛起表示担忧甚至恐惧。正如英国学者马丁·雅克所提到的，“在很大程度上西方都是通过自己的视角来研究中国。他们解读中国是基于他们自己是什么样子，而不是中国是什么样子。”[[]]这种行为带有明显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
西方中心主义首先体现在部分学者立足非马克思主义立场，将“中国模式”与“华盛顿共识”相比较，企图抹杀“中国模式”的社会主义性质，将“中国模式”加入资本主义阵营。比如，英国学者W.赫顿（Will Hutton）认为“中国的发展道路以独特的方式对待资本主义，从来没有把资本主义当成目标，而是把它作为实现目标的手段”[[[]Will Hutton.The great mall of China[N].The Observer，2004-05-09.]]。其次，西方中心主义还体现在部分学者简单地将“实事求是”与“实用主义”或“务实主义”划等号。拉娜·福罗哈尔认为“中国模式”即“中国牌指挥型资本主义”之所以可行是因为“它以激进务实主义为治国理念，市场自由化的转变缓慢而稳定”。[[作者简介：孙雪萍（1996），女，山东烟台人，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杨龙波，女，上海人，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上海师范大学知识与价值科学研究所特聘研究员。
]]再次，西方中心主义还体现在部分学者以西方民主化为模板来审视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他们仅仅因为习近平主席所领导的改革没有按照西方的政治改革模式来进行，就认定中国的改革不是真正的改革。这显然是对中国的偏见。正如加拿大学者霍华德·阿斯特（Howard Aster）所说，“美国人不相信有适合中国的民主模式，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民主进程在中国已经日益完善，人民越来越方便而负责任地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中，这也是中国梦的重要内涵”[[]]。最后，西方中心主义还体现在部分学者过分强调自由市场经济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比如美国学者兼记者罗恩·卡利克简单的将中国模式定义为“经济自由加政治压制”，他认为中国经济的成功发展恰恰是效仿了西方的自由市场经济，得益于西方自由精神的指导，但同时也对中国以政府主导的宏观调控进行了否定，这无疑是以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对“中国模式”的误读，未能正确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不能辩证对待社会主义的发展，这反而显示出他们在学术研究上的形而上学性。
（三）侧重学理性研究
在对“中国模式”的研究上，多是运用比较研究法、历史与文化研究法、现代化理论研究法等方法进行研究。无论哪一种方法，都只是通过阅读二手或三手的文献资料来进行分析和研究，缺乏实质性考察和见解。事实上，由于历史文化和国家性质、制度等的不同，许多西方理论很难解释中国现象。因此，不论国外学者如何了解中国，由于缺乏实地考察，“中国模式”始终与其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要疏远的多。另外，“中国模式”的研究是一个动态的、逐渐深入的过程，很难用短时间去形成一个对中国模式的全面系统的认识。而“中国模式”也恰恰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的产物，若国外学者不能真正了解中国的国情，仅仅停留在理论研究上，只会形成对中国模式的封闭僵化式片面性理解，对“中国模式”甚至中国产生误解便是无法避免的。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唯有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才能真正了解中国国情，才能形成对“中国模式”的科学认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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