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跨文化交际逐渐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地球村的发展，使世界各国的人们开始频繁交流。跨国公司的增多、外国留学生的涌现、外国移民的加入、国际会议与大型国际活动的开展、国际都市的出现等等都使得跨文化交际学科越来越重要。而人们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也应得到提高以适应新的发展。本文就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理论做了综述，梳理国内外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各类研究，以带动跨文化交际学科的发展。
关键词：跨文化交际；能力；理论综述
引言
世界上的文化丰富多样，各具特色。文化是一个涵义极其广泛的概念，包含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许多学者给文化下过各种定义，其中广泛使用的是泰勒的文化定义，他认为所谓文化和文明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包括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而获得的任何能力、习惯在内的一种综合体。
20世纪人类的科学技术有了突破性的发展，这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格局和人类的生活方式，尤其是电脑的普及和国际互联网的诞生，突破了以往生活功能空间的限制，人和人之间的时间、空间距离被拉近了，巨大的地球被压缩成一个小小的“地球村”。与此同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也日益加速，国家、民族、地区之间在政治、文化、科技、贸易等方面的交往日益频繁。尽管现代科技的发展拉近了人们之间的时间和空间距离，却无法拉近人们之间的心理距离。不同的国家、民族由于不同的历史渊源、不同的社会习俗，形成了特定的文化背景，特定的文化背景又形成了不同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社会规范、语用规则，这些因素给跨文化交际带来的潜在的障碍、低效率的沟通、相互间的误解以及可能导致的文化冲突，都会给人类带来不必要的灾难。
“跨文化交际”的英语名称是“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或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它指本族语者与非本族语者之间的交际， 也指任何在语言和文化背景方面有差异的人们之间的交际。通俗来说就是如果你和外国人打交道（由于存在语言和文化背景的差异），应该注意什么问题，应该如何得体地去交流。
跨文化交际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首先在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兴起，随后在欧洲得到发展，但是在我国的历史却比较短，是一个年轻的学科。已经颁布的《高等学校外语类专业本科教学质量国家标准》把“跨文化能力”作为外语类专业的核心能力指标之一纳入培养规格。跨文化能力概念成为新一轮外语教育改革的一个热门关键词（孙有中，2016）。如何有效提高高校人才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已成为国内外众多高校英语教学亟待破解的重大课题。
1. 跨文化交际能力
跨文化交际是一种交际行为，就交际的种类来看，可以是人际间的交流，也可以是个人与公众（群体）间的交流。1972年，美国社会语言学家Hymes 提出“交际能力学说”，指出交际能力包括语言形式、语言知识、语言的得体性，即何时、怎样、与谁交流的合适性；要达到跨文化交流的目的，要掌握别国文化知识，了解交际规则和与成员交流上下文。Kim对跨文化交际的定义是指个人所具有的内在能力，能够处理跨文化交际中的关键性问题，如文化差异、文化陌生感，本文化群体内部的态度，以及随之而来的心理压力等。Kim（Samovar& Porter,1995:277)发表了“跨文化交际：系统与理论概观”一文，提出跨文化交际能力应达到认知（cognitive）、情感（emotional）和操作（operational）的标准，即掌握必要的知识、情感上认同，按不同文化方式行事。孙有中（2016）从跨文化交际构成要素的角度对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核心内涵描述如下：尊重世界文化多样性，具有跨文化同理心和批判性文化意识；掌握基本的跨文化研究理论知识和分析方法；熟悉所学语言对象国的历史与现状，理解中外文化的基本特点和异同；能对不同文化现象、文本和制品进行阐释和评价；能得体和有效地进行跨文化沟通；能帮助不同语言文化背景的人士进行有效的跨文化沟通。总之，跨文化交际学者的共识是跨文化交际能力包含了认知层面、情感（态度）层面和行为层面的能力，具体要素包括了知识、动机、技巧和非言语表达等。
1.1知识
知识指交际者应该了解目的文化中交际对象、语境以及人们对得体行为的要求等信息。这些知识是交际者正确解读交际对象传达的言语和非言语信息的基础，同时也是交际者选择得体交际行为的依据。缺乏跨文化交际知识，交际者便会无法确定自己的交际行为在目的文化的某一语境中是否得体、有效。
跨文化知识包括广义文化知识（涉及各国文化的知识）和狭义文化知识（涉及某一特定文化的知识）。广义文化知识从宏观上解释跨文化交际现象，对交际者的跨文化交际行为做一般性的指导。例如：了解各国文化中存在不同的文化模式和交往规则可以帮助交际者意识到文化差异的重要性，提高对跨文化现象的敏感度。了解文化对人际交往模式的影响可以帮助交际者理解跨文化交际语境中交际对象的行为取向。跨文化交际能力还需要掌握某一特定文化的知识和常识，如：该文化不同于其他文化的特点，以及其主流文化模式和优势等。特定的跨文化交际目标要求交际者掌握特定语境的知识，如：进行跨文化商务沟通要求交际者掌握目的文化中有关商务活动的常识，出国留学要掌握与学习和生活有关的文化常识等。
1.2动机
动机指交际者在预期和进行跨文化交际活动时的情感联想。与知识一样，不同的情感因素影响跨文化交际的效果。人类的情感包括感觉和意图。感觉指人们在与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交际时体验到的情感状态。尽管人们总是混淆情感和思想，但是情感并不是思想，而是人们对思想和经验的情感和心理反映。
意图或目的是指导行为的目标和计划，指导交际者在具体交际活动中的行为取向。人们对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往往持有某种定势性的看法，这种看法可以帮助交际者缩小采取应对措施的选择范围，意图会受这种定势的影响。如果在交际行为发生之前，交际者对交际对象或其文化持有负面的看法，那么在交际中，这种负面看法会影响到对交际对象行为的客观判断。如果交际意图或目的是积极的，交际双方彼此的判断和评价准确，表明交际者跨文化交际能力较强。
1.3技巧
技巧是在跨文化交际中表现出来的得体、有效的交际行为。交际者只掌握必需的跨文化交际知识、持有积极的交际动机还不足以完成跨文化交际任务，他必须能够运用一定的行为技巧。
很多跨文化交际学者对Spitzberg的理论作以修改，提出相似的模式。例如：研究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学者提出“意识”是与“知识”、“动机”和“技巧”同样重要的第四因素。Paulo Freire认为，意识主要指对自我以及与自我相关联的人或事务的认识，包括探索、实验和体验，是自我反省的，可以自我展现也可以向他人展现。意识具有不可逆的特点，一旦有“意识”便不能回到原来无意识的状态。意识可以提高认知、情感和行为技巧，因此在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中应该有培养跨文化交际意识的内容。
1.4非言语表达
非言语表达也是重要的心智活动之一。交际者要注意对方文化中肢体语言、时间语言、颜色语言、空间语言、辅助语言等非言语符号的细微差别。
与言语交际的情况类似，一个具备目的文化非言语交际知识的人不一定能够准确使用该非言语符号系统。因此，在出国之前应该刻意做一些专门的练习，提高运用非言语符号系统的能力。
角色扮演与语境有关，指交际者在目的文化中如何根据自己的角色身份得体地使用言语和非言语符号。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扮演不同的社会角色，文化记载了社会对不同社会角色的期望和要求，是个体扮演角色的脚本；换而言之，人们根据自己文化内部的角色期待扮演自己的社会角色，个体的言行符合其扮演的角色身份。
2.国内外研究现状
2.1国外研究
1956年，Chomsky在其文章《Aspects of the Theory of Syntax》中，首次提出了“语言能力”的概念，并将其定义为“an ideal user’s knowledge of his language”，强调了语言使用规则。1967年，美国社会语言学家Hymes首先采用了“交际能力”，对Chomsky进行了批判，他认为Chomsky关于“能力”的定义存在局限性。Hymes（1972）提出交际能力的四个组成部分：可能性、可行性、得体性和表现性。其中，得体性强调了语言使用应符合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随后众多学者在该领域继续探索，跨文化交际历经半个世纪的旅程，理论框架也越来越清晰丰满，逐渐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Gudykunst等人（1977）从心理角度来解释交际行为，提出了焦虑性和不确定性管理理论。他指出，成功的跨文化交际者，不是用其文化准则而是以第三者的视角来解释其行为模式。Ting-Toomey（1988）提出了身份协商理论，该理论围绕跨文化交际中的身份冲突问题，分析了面子的行为与策略。Deardorff （2006）创建了金字塔模型。该模型主要用来评估学习结果，并进一步发展可测量的学习结果，根据跨文化交际能力所包含的具体态度、知识和技能，来关注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内在和外在结果。Spitzberg （2010）认为“能力”应该被认为是对各种行为的社会评价，并强调了跨文化交际能力社会评价的两个主要标准：有效性和得体性。
2.2国内研究
我国的跨文化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之后，跨文化交际渐渐成为显要的话题 (戴晓东, 2011)。何道宽（1983）正式把跨文化交际学引入中国外语学界。此后10年里。中国的跨文化研究也逐渐展开。
何道宽和阎庄（1986）提出文化差异往往造成两种类型的失误：第一是语言本身的失误，第二是社交语用的失误。
林大津（1996）根据D. Hymes的理论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可以从行为、知识结构和道德伦理三个层面来解释跨文化交际能力。高一虹（1998）以中国文化中的“道”与“器”来解读跨文化交际的内涵，并批评了以“功效”为中心进行研究的缺陷。许力生（1997, 2000）认为，就语言层面而言，交际能力包括语法、社会语言、语篇和策略的四个方面的能力；在跨文化交际中，语法和策略能力有突出的重要性，因为它们比其他两种能力更具有跨文化性。
高永晨（2003, 2005）指出，在跨文化交际能力要素中文化移情能力是最重要的成分；文化移情应该遵循适度原则。戴晓东（2009）认为，向独特性与普遍性两个方向扩展文化认同，使其实现最大限度的本体开放，不断积累文化共识，是构建跨文化认同的有效途径。高永晨（2014）基于三大理论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理论模型，分别是陈国明（2010）的跨文化交际思维模型、Byram的跨文化交际理论模型、Deardorff （2006）的金字塔模型。该跨文化交际评价模型包含两套跨文化交际系统：知识系统（knowledge system）和表现系统（performance system）。
21世纪初，跨文化教学仍然是语言教学的一部分，文化的学习服务于语言能力的提升。跨文化能力的培养注重显性的文化知识的传授，但已出现细分和深入的趋势。通过专题式授课，帮助学生透过文化的表层现象深入了解其深层结构，使文化规则内化为语言机制，形成自觉的文化意识，提升跨文化交际能力（林娟娟，2006）。
近十年来，随着教师对跨文化能力的理解不断深入，跨文化教学从关注知识和技能，不断深入到跨文化态度和意识的培养，并进一步强调行动实践能力的重要性。教师开始关注学习者与包括教师在内的环境之间的主动互动，以提升教与学的效果。这种主动互动的建构主义教学观鼓励学生亲身参与，体现了杜威的“做中学”、布鲁纳的发现学习和罗杰斯的以人为本的教育思想，如ACROSS课程设计模型（侯俊霞，2014）。张红玲（2007:121）指出：“外语教学不是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唯一途径…..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仅靠外语教学远远不够，它不仅需要社会和学校大环境的支持，而且也有待其他学科的密切配合”。国内外关于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研究已经跳出外语课程的框架，“peer model”(Holme & O’Neill, 2012) 和“buddy project”(Campbell, 2012) 都是关于实际操作和可行性的研究。
3. 小结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和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中国和世界各国的竞争与合作日趋频繁，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具有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高层次人才。教育领导力研究领域的学者King & Magolda （2005）指出：“在这个全球相互依赖日益加深的时代，教育的紧迫任务就是要培养具有跨文化能力的公民，他们在面临涉及多元文化视角的问题时，能够做出明智的、道德的决策。”高校肩负起培养跨文化国际人才的使命，在今后的科研和教学中要更加探索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模式的新模式和新路径，需要进一步研究开发一个统一的、客观和高效的测评工具和体系运用于教学。
参考书目
【1】Byram, M. (2014). Teaching and Assessing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Holme, P. & O’Neill, G. (2012). Developing and evaluating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Ethnographies of intercultural encounter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36); 701—718
【3】胡文仲.文化与交际[M].外学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7.
【4】胡文仲.高一虹.外语教学与文化[M].湖南教育出版社,2017.
【5】高一虹.语言文化差异的认识与超越[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8.
【6】李润新.论第二语言教学与第二文化教学[A].文化与交际[C].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8
【7】孙有中， (2016)， 外语教育与跨文化能力培养，《中国外语》， 13(3)：17—22
（基金项目：2017年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外语专项项目，项目名称：一带一路背景下商务英语人才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模式和路径研究，编号：2017WYZX01)
作者简介：宋敏子 （1978--），女，重庆人，马来亚大学TESOL博士（在读），重庆工商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商务英语、跨文化交际、英语教育
邮箱：cqgsdwgysmz@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