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带一路”战略跨越65个国家，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教育文化交流与合作由来已久，但仍然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针对“一带一路”背景下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存在的诸如主体参与不够、内容规模较小、途径不够宽广、交流与合作机制不完善、法制保障不健全等问题进行分析，进而提出要全面扩大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的主体、改善人才培养体系并加大科研合作力度、多样化境外合作办学、构建教育交流与合作共同体、建立健全协调有序的教育合作和师资交流与合作机制、强化教育交流与合作的法制保障和完善办学支持法律体系等对策建议，旨在为深化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提供一定的参考。
关键词：“一带一路” 教育交流与合作 问题和对策
一、引言
随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深入合作，教育交流为各国的人才培养提供了坚实基础，为国家教育提供了发展动力，为国家人才提供了提升自我、发展自我的平台和机会。王坦等（2017）认为多民族的语言文化、复杂的地域环境和参差不齐的教育基础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教育交流与合作带来了挑战。黄巨臣（2017）指出高等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还存在课程国际化程度低、教育质量保障体系不健全、学术成果国际交流少、教育智库建设少等问题。为此,中国要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语言和人文沟通,搭建多层次的教育合作平台,整合优质教育资源,推动与沿线国家的教育交流与合作向纵深发展。尽管当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前景向好，但仍旧存在许多问题，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教育交流与合作还存在诸如主体参与不够、内容规模较小、途径不够宽广、机制不完善和法制保障不规范等问题。基于此，本文对当前存在上述问题进行剖析，并有针对性地提出改进对策。
二、“一带一路”背景下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存在的问题
（一）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的主体参与不够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教育文化交流与合作由来已久，“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顺利实施得益于沿线国家的积极参与，然而，沿线国家间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国家、高校和学生三个主体仍存在参与度不够的问题。
1、国家参与度不足
截至2018年12月底，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的41个国家仅签订了95份教育交流协议，与“一带一路”沿线25个国家签署了仅28项学历和学位互认协议（包括续签和修正协议），中国与多数沿线国家尚未相互承认学历学位，仍有许多沿线国家未与中国进行深度的教育交流与合作，相关工作仍有很大的继续推进的空间。
2、高校参与度不够
从2015年到2019年底，仅成立了“一带一路”高校战略联盟、中波大学联盟、标准化教育与研究大学联盟（其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仅19个）、矿业高校联盟等4个较为正式的高校联盟。总之，“一带一路”倡议提出至今，成立的大学联盟屈指可数，在已成立的高校联盟中新增的成员高校数量较少，成员高校中多为国内高校，国外高校参与较少且占比不高。
3、沿线国家留学生来华留学参与度不高
2018年来自196个国家和地区的492,200名留学生选择到中国深造。其中，“一带一路”沿线64个国家的国际学生总数为26.06万人。从历年来华留学人数的数据来看，自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后，沿线64个国家中只有泰国、印度、越南、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和哈萨克斯坦等国连续五年跻身来华留学人数的前十位，并且这些国家来华留学的人数也不多；前五位大多数年份被韩国、美国等国占据。
（二） 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内容规模较小
1、人才培养层次结构不合理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是留学生来华的主要生源国，约占来华留学生的一半。但是，在来华留学生总数中，本科生占据了主要部分，其构成比研究生和博士生的比例大得多。2018年有25.81万名外国留学生来华接受学历教育，占全部来华学生总数的52.44％，85062名硕博生中仅有25618名博士生。2019年的学历生中只有13.47％的学生是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硕士和博士学位课程的规模相对较小，人才培养结构不合理。
2、科研合作规模较小且领域狭窄
首先，“一带一路”国家科研合作网络高度集中在中国、波兰、俄罗斯和印度等国家；沿线的许多国家科研合作表现不佳，与其他国家的合作很少甚至没有。其次，从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合作论文看，从2009年到2018年，中国的国际合作论文（SCI和SSCI）数量从3.1万篇增至11.41万篇，但中国和沿线国家的合作论文在整个国际合作论文中的占比整体偏低(低于20%)。最后，中国与沿线国家科研合作最多是物理、化学和工程等领域；其次是临床医学、材料科学、计算机科学；微生物学、精神病学与心理学和免疫学的合作研究论文比例最低（均低于2%）。
3、合作办学的学科领域和专业结构不合理
2018年我国高等教育跨国合作领域仍是以欧美为主导，沿线只有15％的国家在中国开办学校；中国仅在沿线的9个国家或地区有合作办学，在中西亚和中东欧国家的合作办学领域都是空白。在办学专业设置方面的合作也不够深入，本科教育合作领域有10个领域与62个专业。其中，工程领域占合作总额的27.4％，艺术和管理领域分别占18.5％和16.3％。在大专院校层次上，40个专业中有34.2％是金融或贸易合作项目。而农业、林业、畜牧和渔业、保健、公共管理等仍是空白。这意味着在总体规模和空间范围上我国与沿线国家之间的教育交流水平还处于浅显层次上。
（三）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的途径不够宽广
1、政府间高等教育合作行动整体框架尚未形成
我国与东盟国家高等教育体制和教育水平因历史发展历程、政治体制、经济水平和文化历史的不同而产生差异。截至2019年底，我国仅成立了“一带一路”教育交流与合作论坛、东盟国家教育交流与合作论坛、教育国际交流论坛、中英教育合作论坛、标准化教育与研究合作论坛等5个有关教育交流与合作的长期合作论坛组织，并且真正参与其中的国家较少。可见，沿线政府间高等教育合作的行动整体框架尚未形成。
2、高校间教育交流与合作渠道不够
高校之间的教育交流与合作大多是签订学生出国留学、引入项目课程和派遣教师出国交流三种形式。但留学生必须有强大的经济支持和较高的外语水平才能完成学习，受益于这种合作形式的学生比例非常有限；引入的项目课程由于合作双方学生水平参差不齐，学校教学系统不同而很难进行借鉴；派遣专业老师出国交流，由于外语水平或专业水平的限制，派遣教师的学习收获非常有限，很难成功完成学校要求的任务。
3、在线教育平台建设不成熟
目前国内可获得在线平台与合作企业和高校联合颁发的“线上+线下学习认证证书”的在线教育平台主要是学堂在线、网易云课堂、中国大学慕课等，沿线国家大多也拥有这种在线教育平台，但其涵盖的学科和课程范围有限，且其学历认证仅限于国内的学生，目前并没有对外开放在线教育市场，国外学生登录学习之后获得的这类学历国内是不承认的，自然国外的学生也就不能申请学历认证。
（四）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机制不完善
1、国际教育交流高层磋商机制缺乏
我国教育交流与合作的高层领导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领导人进行双边多边文化交流时缺乏充分的磋商，还未建立教育双边多边协调机制，跨境教育市场监管的协调不足。此外，目前仅建立了一个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机制，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还未成立此类磋商机制。
2、高校学分认定与转换机制不健全
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高校间的学分认证与转换机制由于教育水平和机制、管理模式、课程设置、高校间评价体系、教务管理人员的国际化视野、人才培养方案和高校信息化管理程度不同而出现不适用的情况。我国与沿线国家高校间的课程认定及学分、成绩的转换发生困难，造成高校学分认定与转换机制不健全的问题。
3、对外教育援助计机制不成熟
我国在“一带一路”教育交流合作中发挥的教育援助作用并不明显。根据教育部官网的数据，2019年获得中国政府奖学金的留学生仅占总留学生的10.21％，政府奖学金作为重要教育援助手段的作用有限。中国尚未建立国家资助、社会融资和私人捐款的渠道，教育资金来源和渠道较少，促成教育全面发展的教育援助机制尚不成熟。
（五）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法制保障不规范
1、出国留学或任教立法保护不够
在鼓励沿线国家开展教育交流与合作的过程中，国家支持高校等教育机构引进优质教育资源，依法开展中外合作教育，发展国际教育服务，并培养国际人才方面的立法措施并不完善，导致许多中国人才出国留学，进行学术交流缺乏足够的法律保护，对国外教育机构颁发的学位证书、学历证书和其他学历证书的认可和保护不足。
2、教育主权维护力度不足
我国在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还存在一些他国侵犯我国教育主权的现象，政府对教育的投入力度不够，对学校依法规范办学的监督不够，对我国高校在国外的办学自主权保障不足。
3、学校办学法律支持体系不健全
我国的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不够，教育的法制化水平有待提高，教育法律法规体系不完善，学校办学法律支持体系还不健全。教育管理与评估分离的改革尚未彻底完成，学校的自主权没有得到落实和扩大，现代学校制度体系尚未完全建立。
三、“一带一路”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的对策建议
（一）全面扩大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的主体
针对沿线各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情况，制定政府间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的长期规划，促进沿线各国将教育合作协议和交流计划落到实处，建设多样的出国留学平台，提高学生的参与程度，有条不紊推进政府、高校和沿线留学生多方面、全方位的教育交流与合作。畅通教育交流与合作渠道，深化“一带一路”高校战略联盟的建设，进一步扩大高校联盟成员队伍；建设统一的沿线各国教育交流与合作的平台，重视并加强平台的完善和维护，增加信息量并及时更新。
（二）改善人才培养体系，加大科研合作力度
针对沿线各国社会发展的情况和人才需求，推进人才培养推进及合作办学计划；各高校应注重校际交流与联合培养，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优势专业为依托培养“语言+专业”的复合型人才；打造一个沿线各国都能参与的科研合作平台，有计划地推出学术论文和课题研究，推进研究成果转化；创办“一带一路”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期刊，并将研究成果在期刊上刊载，对重大的研究成果进行奖励。
（三）多样化境外合作办学，构建教育交流与合作共同体
积极探索多种形式的境外合作办学，深化高校间合作，鼓励高校到境外办学，共同设立行业相关院校和研究中心，拓宽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为高校提供境外办学的资金保障；下放境外招生自主权给高校，促进境外办学生源多样化和可持续发展。促进沿线各国教育交流与合作备忘录的签订与改进，完善高校学分学历认定与转换机制，鼓励沿线各国参与高校人才联合培养和留学交流，促进学生在沿线高校之间留学，利用政府奖学金吸引各国留学生来华留学。
（四）建立协调有序的教育合作和师资交流与合作机制
将沿线各国高等教育协调统筹起来，推动建设一个协调有序的教育交流与合作机制，改善国际交流与合作过程中各国之间的关系和运行方式，建立一个由各国政府教育行政部门牵头协调，各高等院校协同参与的运行机。为提升沿线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的质量，各高校应在交流合作中着力提升教师的教学水平，沿线各国应对骨干教师进行教学能力的提升培训，互相派遣教师出国游学访问，定期在沿线国家中举办跨国的大型教学竞赛。
（五）强化教育交流与合作的法制保障，完善办学支持法律体系
加快出国留学或任教权益保护立法，制定具体的法律以保护学生和教师的权益以及人身财产安全。应该修改和健全《中外合作办学条例》等相关教育法律体系；进一步强化教育主权意识。出台并制定有中国特色的、有针对性的对外教育援助法律，建立专门法律援助机构，依法明确教育援助的对象、审批程序和条件等，提高教育援助的针对性和透明性，更好地发挥教育援助的作用；健全学校办学法律支持体系，完善教育立法，做到有法可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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