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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堂乐歌——“来”武潇

发表时间：2020/9/10 来源：《文化时代》2020年8期作者：武潇

[导读] 学堂乐歌产生有其特定历史时期为背景，通过探索这段“历史的田野”，发觉旧事物的灭亡、如何有“学堂”、如何有“乐歌”的过程，论述学堂乐歌之“来”的问题。

湖南交通工程学院人文艺术学院摘要：学堂乐歌产生有其特定历史时期为背景，通过探索这段“历史的田野”，发觉旧事物的灭亡、如何有“学堂”、如何有“乐歌”的过程，论述学堂乐歌之“来”的问题。关键词：学堂乐歌；音乐教育；近代音乐；学校歌曲关于学堂乐歌“来”的问题，学者们普遍认为“学堂乐歌”始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且是效仿日本学校之做法产生，以沈心工创作的中国学堂乐歌的第一首作品《体操—兵操》(后改名为《男儿第一志气高》)为开始的标志。笔者无意反驳，只是在探索“学堂乐歌历史田野”时注意到，发觉其起源不仅是引进日本“学堂乐歌”的单方面影响，上海早期西方教会学校“音乐科”的学制建设、唱诗班等各类唱歌活动的社会作用、国人创办学校对音乐的重视，在讨论“来”的问题上都是不可忽视的。一、清廷没落、礼乐崩坏——维新思想新事物的产生往往伴随着旧事物的灭亡。首先，清政府的“京师同文馆”虽是中国新式学堂的开端，但其中并无关于音乐教育的任何记载。再往后看，则要从康有为的《大同书》说起。康在此书中曾规划过音乐教育的发展蓝图，其不乏对“学堂乐歌”的启蒙性思考：“小学院，中则要求：‘在儿童好歌时当编古今仁智之事令为歌诗俾使习与性成’......’”；据其学生梁启勋回忆，康有为在“万木草堂”（万木草堂，1891年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维新派创办的学堂）购置乐器，设置“礼乐器库”，供师生每月一次习礼之用，自制《文成舞》一套与学生共行“礼乐”，每次在康有为主持习礼时：“钟磬齐奏、干戚杂陈、舞姿英发、礼容甚盛”，其目的虽寓体育于礼仪音乐，重在兵操与射箭的习练。但此举使康的音乐教育设想，不只限于书面的意化，而是有学堂音乐教育意义的实践活动，也是中国新式学堂最早关于学堂音乐教育的记载。二、新式学堂——学堂音乐教育初践 1898年戊戌变法，康有为上书于光绪皇帝，“远法德国，近采日本，以定学制”兴办学校，最早主张在学校中设“歌乐”一科。而后1902 年首颁的《钦定学堂章程》( 即“壬寅学制”) 和 1904 年再颁的《奏定学堂章程》( 即“癸卯学制”)，成为“中国近代第一个完整的学校教育体制，标志着中国几千年封建传统教育的瓦解和西方移植的近代学校制度的建立。”但其中并没有将“音乐”设为正式学科。究其原因可证，则是当时清廷已基本无礼乐，“宫廷音乐”随清王朝末期的逐渐衰败而消失殆尽。也就是说，在学堂乐歌正式开始前夕，中国宫廷音乐的情况因集权散之，古乐不兴，民众思想解禁，流行于市井间为民所用的“俗乐”占据了主要位置。此外，随基督教教会一同进入中国的“洋乐”也悄然生息的扎根。所以面对“无礼乐”、“俗乐”、“洋乐”又不可用，统治者根本无法实现“以乐治民”的教育改革策略，“音乐”一科实无“乐”，故不设为正式学科。三、西方教会音乐教育——上海“有学堂，有乐歌” 然与大环境不同的是，辛亥革命之前的上海是有“学堂”也有“乐歌”： 1850年法国耶稣会南格禄(Gotteland)等传教士在上海创办“徐汇公学”，其唱诗班和乐队可代表当时那一带最高的音乐水平。 1860年美国基督教长老会传教士范约翰(J．M．W．Fambham)在上海创办清新书院男校。1861年设清心书院女校，课程除与男校悉同外，增设音乐一科，且甚为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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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4年法国天主教耶稣会在上海创办圣芳济书院，起初只招收西籍儿童。1880年，开始招收中国籍学生，课程有英文、法文、拉丁文、希腊文、数学、哲学、中文和音乐。 1877年3月上海召开的“基督教传教士大会”，决定成立“学校与教科书委员会”筹划编订初高两级各科教材，音乐教材也被列入编辑计划之中。 1890年上海圣约翰书院(成立于1879年)的儿童唱诗班照片，是至今中国能见到的最早的唱诗班照片。 1902年10月吴馨在上海创办的“务本女塾”（亦称“务本女学堂”），是国人创办的第一所女子学校，对音乐甚为重视，设有专门的唱歌课，曾聘日本河原操子为音乐教习。 1903年沈心工留日归国，在“务本女塾”义务教授音乐，并创办“乐歌讲习会”；在南洋公学附属小学创设唱歌课，开展乐歌活动。 1904年蔡元培创办“爱国女校”（1901年建校），开设唱歌课。该校学制分三学级：初级为预备科，二级为普通科，三级为特别科。前两级每学年均设唱歌课为必修课。 …… 宫宏宇《基督教传教士有关中国学校音乐教育之主张与实践——以狄就烈为例》一文中写到“早在 19 世纪中期“五口通商”后不久，唱歌已是基督教会活动的固定项目之一。到了 19 世纪 60 年代，不仅音乐课程已成为教会中小学校教育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并详实叙述“学堂乐歌”之前基督教新教传教士所做的诸多“准备工作”。基督教在布道时，通过咏唱圣经：经文歌、赞美诗、弥撒等，将深奥、抽象的教义和宗教思想转化，使之可以被普通民众所领受。其本质是为推行西方基督宗教文化的文化侵略政策，带有鲜明的殖民色彩。而教会学校既是实施这一策略的重要场所，唱歌则是行之有效的传播手段。从材料可以看出，西方传教士在上海建立教会学校，主要教育对象是中国儿童、青少年、特别偏重于女子。这一“倾向”直接体现在为什么最初的“唱歌课”仅在女子学堂开设（1907年），女子唱歌成为学堂乐歌最初的“合法”实践地。四、建立近代音乐教育学制——引入学堂乐歌而后，“唱歌课”在上海的设立范围涵盖幼稚园、小学、中学，从最初的基督教会学校发展到国人开办的新式学校。音乐教育的广泛基础和民主思潮的人文背景，使上海成为我国学堂乐歌兴起的最主要基地。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正式颁布法令，将“乐歌”课列为我国小学、中学和师范学校等各类学校的课程。沈心工出版《学校唱歌集》专门用于学校音乐教育、李叔同的《春游》《送别》脍炙人口......最终“学堂乐歌”发生，使得学堂乐歌成为中国新文化的重要部分——“启示”的部分。结语清廷没落、礼乐崩坏——维新思想；新式学堂建立——学堂音乐教育初践、证“无乐”可教；西方教会音乐教育、上海先锋“有学堂，有乐歌”——建立近代音乐教育学制、引入学堂乐歌。至此，既整个学堂乐歌“来”的过程。参考文献:\[1\]康有为，1885年“手定大同之制”原名《人类公理》，1902年成书，1913年甲部、乙部发表于《不忍》，1919年甲乙合刊单行本《大同书》，1956年古籍出版社重印《大同书》，30卷，10部，20万字 \[2\]康有为著陈汉才校注《长兴学记》附录7附录4，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02页 \[3\]张明靖《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中日学校唱歌集之比较》，《艺术研究》，2015年 \[4\]宫宏宇《基督教传教士有关中国学校音乐教育之主张与实践——以狄就烈为例》，《音乐探索》20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