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 川
上海，上海政法学院语言文化学院 201701
摘要：模糊性是自然语言的重要属性。本文探讨了自然语言模糊性的三个主要特征：不确定性、确定性及可变性。其中，不确定性是语言模糊性的最显著特征，确定性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了不确定性的内涵，而可变性则在两者之间构架了一道相通的桥梁。
关键词：自然语言；模糊性；不确定性；确定性；可变性
基金项目：本文系上海政法学院校级科研项目《庭审中的模糊语言与权力研究》（2020XJ04）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胡川，重庆万州人，上海政法学院语言文化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外语教学、语言学。
模糊性（vagueness）是自然语言的重要属性。著名哲学家罗素（Russell）曾说过：“所有语言，或多或少都是模糊的。”研究一些语言现象时，借助语言的模糊性有时能帮助我们走出看似无解的死胡同，为一些难以解释的语言问题提供另辟蹊径的解决方案。有鉴于此，本文将聚焦讨论自然语言模糊性的三个主要特征：不确定性（indeterminacy）、确定性（determinacy）及可变性（variability），以期能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了解模糊性这一自然语言的重要属性。
一、不确定性
“不确定性”可谓语言模糊性的首要特征。我们且以“高”(tall)一词为例来谈。当说到某人个“高”时，我们一般指其体型高于某个标准或平均水平。不过，当试图弄清“高”的确切指代含义时，我们就会同语言的模糊性不期而遇了。一个人究竟在哪个身高范围内才会被普遍认为“高”呢？仔细想想，“高”的确切含义其实是根据其所在语境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比如，我们对于男性的“高”和女性的“高”评判标准其实不同。再如，与职业篮球运动员相比，一些通常意义上的高个子可能就不能算高个子了。而在一些欧洲人看来，一个高个子的亚洲人可能只属于中等个子。可见，类似于“高”这样的模糊词汇由于缺乏明确的参照边界，其含义就带有不确定性。在这个意义上而言，模糊语言的不确定性同传统的二值逻辑（two-valued logic）是相悖的。传统的二值逻辑看来，所有概念都可分为两类，一类为真，另一类为假，排除了其它可能性。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种不确定性，我们有必要把模糊性同语言的另两种性质——歧义性(ambiguity)和概括性（generality）——做一定对比分析。
首先来看语言的歧义性。一些词句之所以会被认为有歧义，是因为其包含两种或多种不同的语义，具有了语义不确定性，因而可做不同理解和解读。模糊性和歧义虽然都涉及到了不确定性，但又有所不同。歧义的不确定性就像掷骰子，在骰子停下来之前，我们很难判断骰子的哪一面（哪一种语义）会最终朝上。不过，一旦骰子停止转动（语境因素介入），究竟那一面朝上就一目了然了，这仍然符合二值逻辑。这就是歧义的运作方式。下面我们引用著名语言学家乔姆斯基（Noam Chomsky）所举的经典例子来说明这一点：
Flying plane can be dangerous.
这短短一句话其实存在两种不同理解：其一，飞行中的飞机是危险的（Planes that are flying can be dangerous to people)；其二，开飞机的行为是危险的（The flying of planes by people can be dangerous）。不过，尽管歧义涉及到了语义的不确定性，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交流的顺畅进行，但这种不确定性一般可以通过语境等手段（比如：文章的上下文信息，交流时获取的现场信息等），在交流过程中最终得以消除。相比起来，由模糊性导致的不确定性则不同，即使有了语境的帮助，往往也是无法消除的。也就是说，模糊性作为语言的本质特征，是独立于语境之外（contextually independent），不受语境因素影响的。我们再来看下面这句话：
There are about a million people (A) in San Antonio and there are about a million people (B) in my class.
这句话的有趣之处在于，它既包含了模糊表达（A处的about a million people），也包含了歧义表达（B处的about a million people）。其中，B处的“about a million people”（约一百万人）之所以被认为是歧义表达，是因为其可以做两种不同解读，具有一定的语义不确定性：一种为真正意义上的“约一百万人”，另一种则是夸张的表达（hyperbolic），形容班级里人数之多，具有一定修辞效果。显而易见，当听话人或读者获取B处信息“about a million people”时，可轻易根据语境等手段，判断出此处说话人真正要传达的应该是第二种含义，从而消解了这种妨碍交流的不确定性。相比之下，A处的“about a million people”（约一百万人）则为纯粹的模糊表达，指圣安东尼奥当地人口在一百万上下。对于这种模糊表达所含的不确定性（人口数量的具体数值无法得知），则是我们仅仅通过语境手段无法消除的。
此外，语言的另一种特性——概括性（generality）——也同样涉及到不确定性。例如，“城市”（city）一词就是一个具有高度概括性的词，因为它并没有给出十分细节和确切的信息，从中我们无法得知这个词描述的对象究竟是大还是小，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语言的概括性和不确定性也有一定关联。值得注意的是，概括性与语言学家格里斯（Grice）提出的的合作原则（Cooperative Principle）其实是相符的。合作原则看来，日常交流中说话人提供的信息量应该恰到好处，不宜过多过细也不宜过少过泛。一些情形下，概括性的表达往往能更好满足交流的实际需要。比如，当我们做介绍时，“这是我的叔叔（This is my uncle）”要比“这是我母亲的哥哥（This is my mother’s elder brother）”的说法更概况，也更适宜。“uncle”一词本身就是高度概括性的词汇，可表示至少四个具体概念：父亲的哥哥、父亲的弟弟、母亲的哥哥和母亲的弟弟。不过，“uncle”这样的概括性词汇尽管可泛指多个概念，具有一定的语义不确定性，但这些概念之间彼此界限却又是十分清晰明确的，因此语言的概括性涉及的不确定性也不同于模糊性涉及的不确定性。从这个意义上讲，概括性的不确定性倒和歧义性的不确定性较为接近；两者的区别在于，歧义性的不确定性往往妨碍交流效果，因此需要我们借助语境等手段予以消除，而概括性的不确定性却往往不妨碍甚至有助于交流，并不需要刻意消除。
二、确定性
探讨语言的模糊性时，我们大多非常重视其涉及的不确定性；其实，无论从唯物辩证的角度还是研究语言的实际需要来看，我们也不应完全忽略模糊语言具有的确定性的一面。
语言学家克里斯托（Crystal）在其编撰的语言学词典中对模糊词进行定义时，认为模糊词范畴既包含外围的、不那么确定的边界成员，也包含位于中心的、确定性高的核心成员。
换言之，在确定模糊范畴时，边界成员和核心成员都是必不可少的。
以模糊词“年轻（young）”一词为例。处于哪些年龄阶段的人可归为“年轻”这一模糊范畴呢？究竟一个40岁左右的人是否还能被称为年轻？的确，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还有待争议。但我们却能毫不犹豫地将20岁左右的人归为“年轻”一类。也就是说，20岁左右的人构成了“年轻”这个模糊范畴的核心成员，位于该范畴的中心位置，具有较强的确定性。而其它成员位置离核心成员越远，其是否还属于该范畴的疑问就越大。当然，如果一成员的位置远到足以进入另一个范畴的核心时，比如，70岁的人可认为是“年老（old）”范畴的核心成员，我们就会毫不犹豫地将其排除在外了。
模糊范畴中，不但核心成员具有较强的确定性，有时其边界也具有一定确定性。如果我们设定模糊词的含义落在上下两个边界之内，可将其按边界情况分为以下三类：
第一类：没有明确上下限的模糊词。例如，“中年的（middle-aged）”一词就没有非常明确、具体的上限和下限边界。这样的词还有很多，比如表季节的词“春季（spring）”、“夏季（summer）”、“秋季（fall）”和“冬季（winter）”在时间概念上彼此交融，很难准确地划分其上限和下限，它们都属于没有明确上下限的模糊词。
第二类：上限明确但下限不明确的模糊词。诸如“年老的（old）”和“早晨（morning）”之类的词都属于此类。尽管我们很难确切地说出“年老的”的下限时间点，但我们可以肯定它应以“死亡”这一时间点为其上限。同样，“早晨”开始的具体时间点虽然并不明确，但我们却大多认同中午12点是其结束的时间点。
第三类：上限不明确但下限明确的模糊词。“冷水（cold water）”和“今年年初（early this year）”之类的表达都可以归入这一类型。众所周知，“冷水”的温度再冷也不能低于冰点，否则会转变成冰，脱离水的范畴；因此，其温度下限是非常明确的。而当我们提及“今年年初”这一概念时，虽然难以确定其具体结束时间点（上限），但其开始时间点（下限）是很确定的，指今年1月1日之后。
可以看到，对于第二类和第三类模糊词项，其上限或下限边界也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确定性。这种边界的确定性与前面提及的核心成员的确定性都体现了模糊语言具有的确定性的一面，也为词义提供了相对稳定的解释，使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成为可能。
三、可变性
谈到可变性，我们需要关注两方面的事实。首先，模糊语言并非一直都是模糊的；在一定条件下，模糊语言可能会变得不那么模糊，意义变得确切起来，我们把这种现象称为质性可变性（qualitative variability）。其次，模糊范畴涵盖的范围也并非是一成不变的，也可能在一定条件下发生量的变化，这叫做量性可变性（quantitative variability）。
3.1质性可变性
一些原本模糊的词项一般可通过搭配（collocation）和术语化（prescription）两种方式，使其模糊性发生质的变化。
3.1.1 搭配
模糊词如与具有清晰边界的其它词进行搭配，其模糊性有时会发生质的变化，成为精确的词。例如，“软（soft）”一词的含义原本是模糊的，但如果与其它词搭配组合成新词时，如“软件（software）”，“软饮料（soft drink）”，“软”的模糊性就随之消失，变得具有确切含义了。
3.1.2 术语化
许多专业领域的术语尽管原意是模糊的，但由于其所在专业领域的特殊规定而被赋予了确切含义。例如，一些颜色词汇，如“红色（red）”、“橘色（orange）”、“黄色（yellow）”等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其本身所指意义是模糊的。这种模糊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归因为语言符号体系的有限性。世界上客观存在着形形色色的色彩，而我们用来描述这些色彩的语言符号（词汇）却是有限的，不过几十种而已。在这种情形下，颜色词汇的模糊性就不足为奇了。但在物理学和光学专业领域，却对这些颜色有着非常专业和严格的定义和区分：红色波长范围为6200埃至7000埃；橙色介于5920埃和6200埃之间；黄色则为5780埃到5920埃。
值得注意的是，学术研究和日常生活本属于两个不同的语域。这些原本模糊的词语之所以在被当作专业术语使用时赋予了非常确切的意义，主要是为了便于专业领域的专家更好、更准确地表达和沟通。但回到日常使用中，这些词的模糊性就会再次浮现出来。物理学和光学专家们可以在研究期间以非常精确的方式谈论、使用这些颜色词，但这也并不妨碍其在日常生活中使用这些词的模糊含义。
3.2量性可变性
和质性可变性不同，量性可变性是指模糊范畴的涵盖范围可大可小，在涵盖量上了有了变化，故叫做量性可变性。很多时候，量性可变性是由于社会语言方面的因素所引起的。换言之，当诸如性别、种族、文化、教育背景和社会地位等社会因素发生变化时，模糊范畴的边界可能会随之发生变化。但在这些情况下，这些模糊词的模糊性质本身并未从根本上改变，而只是其模糊范畴的范围有了一定程度的扩大或缩小。
模糊理论专家扎德（Zadeh）曾注意到，地域因素可能是导致量性可变性的重要原因。他指出，纽约人与华盛顿地区的人对于模糊表达“高层建筑（tall building）”的概念其实并不相同。纽约地区摩天大楼遍地，这个地区的人们往往认为高度要达到30层至40层的建筑才能称为高层建筑；相比之下，华盛顿地区楼层高度普遍较低，约10层楼的建筑就通常被归为高层建筑。
量性可变性产生的根源其实在于语言使用者彼此之间存在的固有差异。使用者之间的共同特征越多，差异越小，那么模糊表达出现量性可变性的可能性就越小。例如，两个都来自纽约地区的人对于“高层建筑”具有相似的概念，这就使得“高层建筑”这种模糊表达的量性可变性几乎微不可察。当然，我们需要指出的是，个体之间的差异是绝对存在的，这也意味着量性可变性也是绝对存在的。这一点对于我们从事语言研究，尤其是跨文化研究、翻译研究至关重要，因为两种文化之间的巨大差异会在一定程度上放大、加剧某些模糊表达的量性可变性。
四、结语
总之，本文探讨了自然语言模糊性的三个主要特征：不确定性、确定性和可变性。其中，不确定性是模糊性最显著的特征，是第一位的；确定性则在一定意义上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了不确定性的内涵；而可变性则在这两者之间构架了一道相通的桥梁，探索了不确定性和确定性之间相互转换的可能性及必要条件。
参考文献
1.Crystal David. A Dictionary of Linguistics and Phonetics, Oxford: Blackwell. 1991
2.Grice H.P. “Logic and Conversation”, Syntax and Semantics,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5
3.Russel Bertrand. “Vagueness”, The Australasi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and Philosophy. 1923 (Vol. 1)
4.Zadeh L. A. “Fuzzy Sets”, Information and Control. 1965 (Vol. 8)
5.伍铁平.《模糊语言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9
6.曾剑平. 语言意义的不确定性——以意义模糊和歧义为例[J].南昌航空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