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培灿
浙江省诸暨市山下湖镇中
1981年,我从师范毕业,参加工作,分配到了双桥乡的一座完小－－红星小学，任三年级的班主任、语文教学。
那时，全国刚摆脱于动乱岁月不久，人民生活水平普遍较低。自然，我的工资也不高，说出来也许令现在的人不信，只有可怜的34.50元。
双桥乡红星小学，位于山区。毫无例外，那个坐落于学校旁边的村子－－红星大队，家有余粮的人家也少得可怜。这个村子的人家，基本上为吴姓，吴潇英，便是我班上的一个女生。
九月的天气，秋老虎还在肆虐，班上的一些女生，穿着尚算美丽的裙子，像花蝴蝶般的在教室里窜梭，吴潇英也在其中，。我发现，她的裙子最靓眼，在我们这边的乡下，难得一见，绝对称得上时尚。
开学不久，因语文课的需要，要求每个同学购买一本价格为0.59元的新华字典。几次催缴下来，只剩吴潇英一人还没有交钱，我感到很奇怪，看吴潇英平时的穿着，不像交不起钱的人。便将她叫到了办公室，询问情况。可她却紧抿着嘴，小手不停的绞着衣角，就是一言不发。
那时的我，年轻气盛，见她这个样子，不由得勃然大怒，狠狠的批了起来。谁知她任你怎么说，就是噙着两颗泪水，低着头，也不解释，只是沉默。
这时，旁边的一位同事轻轻地拉了拉我的衣袖，将我叫出了办公室，对我说了一些关于吴潇英的一些情况。我回到办公室，郑重地向吴潇英道了歉，并对她说，放学后，我想和她一起去她家。
放学后，我和吴潇英一起，向村子走去。
吴潇英的家在村尾，离学校二里多路。远远的，便可见到那两间低矮的平房，外墙上没有涂农村常见的石灰。刚来到家门口，便听到了一阵揪心的呻吟。跨过门槛，便见到了吴潇英那个家徒四壁的家。家中，一座灶，一口缸，一张小桌，四个凳子。听到吴潇英“妈妈，老师来了”的叫声，从里间走出了一个拄着拐杖、满脸病容的中年妇女。
一番攀谈，我了解了吴潇英家的情况。原来，吴潇英的妈妈是上海下放的知青，不幸患了类风湿性关节炎，高昂的医药费，使得原本尚可的家，变得一贫如洗，并欠下了一屁股债。为了挣钱，吴潇英的爸爸，长年在外打工，难得回家。吴潇英还有一个姐姐，读初中。姐妹俩的书学费，全都是上海年老的外婆负担，吴潇英穿的衣服，则都是上海表姐妹们穿过的旧衣服。
至此，我彻底清楚了，我为我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不齿。在不了解真相的情况下，我只凭表象，冤枉了一个纯正的少年，很可能伤了她的心。
我必须作出补偿，为自己的过错买单。于是，尽管家中刚造房子，欠了很多钱，我还是从我微薄的薪水中，给她交了这笔钱，并给她买了一些另外的必需的学习用品。
学期结束时，讲台上多了十个鸡蛋，我再三询问，才知道是吴潇英用大半学期放学后的时间，帮奶奶拔猪草换来的，特意送给我这个我自认为并不称职的老师的。
我更没有想到的是，我只教了吴潇英一年，她的一家却与我一直来往至今。而且，吴潇英随政策的变化，跟她妈妈一起回到了上海，成了一位小学教师，经常帮助学生。
直至今日，每当回忆起此事，仍是栩栩如生，恍惚就在昨天。如今，我已从教四十年，四十年中，我时刻训诫自己：不了解情况时，绝不能轻易批评一个学生；学生有难处，力所能及，必须帮助；看似简单的一件小事，甚至是老师的一句话，足可以影响一个人的一生。
“不求闻达于世，只愿桃李芬芳”，这成了我教育的标准，行动的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