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冬冬 李定霞
信阳师范学院 体育学院，河南 信阳 464000
摘要：本文简要阐述了两周青铜剑形制和合金成分的变迁。在形制上，从最初的柳叶形短剑发展为适宜于步兵一手持盾一手持剑的长度，其具体长度则依照不同人的身高臂长而有所区别。剑身与茎的比例、格、箍、首的设计随着生产工艺的完善也渐趋完备和精美。而在合金成分上，战国时代的青铜剑含锡量与现代机械工艺相比，较为合理。这也反映出青铜剑制作工艺的提高与生产实践特别是战争的需要密切相关。
关键词：两周；青铜剑；形制；合金成分
前言
剑字在甲骨文中无收，在《说文解字》里剑的小篆为，“人所带兵也。”《释名.释兵》：“剑，检也，所以防检非常也。又敛也，以其在身时拱敛于臂内也。”以上说明了剑的用途和佩戴位置。
剑是常见的兵器，古代更有短兵之祖的嘉誉。青铜剑是中国古代常用的一种兵器，由剑身、茎与格三部分组成。剑身最前端为锋，正中多有突起之棱为脊，脊两旁坡下部分为从，左右两从合称腊；从的两边为刃，茎即剑柄，茎的外端称为剑首，茎与剑身之间加有护手，横截面为菱形，称作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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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青铜剑结构示意图
关于剑的起源，学界目前仍有争议，即“外来说”和“本土说”，最初的外来说认为剑是来自于国外的异族，随后争论的焦点集中到中国境内中原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
以顾颉刚、马明达先生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剑的起源出自中国周边少数民族，具体所指又有所不同。而以李学勤先生为代表的学者坚持认为剑起源于中国本土。他认为，从晚近的考古发现来看，浙江长兴出土的西周前期空首剑才是严格意义上最早的青铜剑。若以此说，李氏倾向于认为西周前期吴越地区是中国青铜剑的源头。
细读诸家之言，可以发现论者争论的侧重和角度不同。先前争论的是年代学意义上的剑的起源，若从断代早晚来说，目前发现最早的青铜质短剑是山西保德林遮峪出土的铃首剑（商代后期），不过也有专家认为这种短剑的功能与匕首更接近。杨泓在《古代兵器通论》中就认为这种形制的短剑属于北方系统青铜文化的曲柄短剑，而该文化的主体则是北方少数民族。日人三宅俊彦也对此类短剑的功能进行了说明，指出“初期曲柄短剑不仅具有武器的功能，也具有和铜刀一样切割物体的功能。”
图 2：山西保德林遮峪出土的短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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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兼具多种功能的短剑若作为武器用，是一种近身的卫体工具；另外还能用于切割物体，大多有钮可以穿绳随身携带。从其功能的多用途来说，其作为剑的起源是可以说的通的。史前时期一器多用的现象非常普遍，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比如就一种器物来说从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我们可以明显看到，其形制随着功能的分化越来越繁杂和具体而单一。然而从形制特别是剑的长度（满足于实战）来说，这种原始的短剑确如李学勤先生所言，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中国青铜剑。
一、青铜剑的形制演化试析
上文简单回顾了剑的起源问题，虽和本文有一定关联然非笔者要探讨的重点，接下来本文以李伯谦先生《中原地区东周铜剑渊源试探》为参照，在此基础上结合他家之言，尝试展开讨论青铜剑的形制及青铜器合金成分的变化。
田伟将青铜剑自商晚期至战国结束近千年的发展阶段分为三期。其中第一期：包括商晚期至西周中期。本期剑的种类较少，数量也不多。这一时期，剑主要发现在西北及东南等少数地区，且数量较少，出土地点也比较零星。总体而言，本期是剑的发生与初步发展期。
第二期：时代包括西周晚期至春秋中期。与第一期相比，变化均较为明显。式相对于式更为成熟，基本具备了后世圆茎窄格有首剑的形态。在本期出现双箍或多箍，后稳定为双箍，且两箍间距较大。第二期中，各类剑得到进一步改进，并出现了一些新的种类，为剑在后世普及起到了过渡作用。从地域上来讲，本期剑的发现与上期相比，有显著变化。相对于上一期的零星发现，本期的范围有显著扩大。除关中、中原、吴越地区外，在东方的齐鲁、南方的荆楚等地也开始发现剑。
第三期：春秋晚期至战国晚期统归为第三期，是青铜剑发展的全盛阶段。尤其是战国早期之后，剑的出土地点越来越多，出土数量也相应增加。本期剑的出土数量在各地大幅增加，说明其在社会中逐渐普及，尤其是在南方的荆楚之地更是许多墓葬必不可少之物。这一时期，恰是随葬器物明器化的重要时期，明器剑也应运而生。
据此，可将商周青铜剑分为扁茎剑、圆茎剑及北方系短剑三大系统，这三大系统的发展与传播与当时的历史背景密切相关。若以分布范围与数量计，以圆茎剑系统的流行范围最广，且数量最多，扁茎剑系统次之，而北方系短剑仅是昙花一现。发端于东南（吴越）的圆茎剑为青铜剑中的王者，但其虽盛行于两周，却在秦汉时衰落；起源于西南（巴蜀）的扁茎剑则适合铸成较长的铁剑，故其在秦汉时取圆茎剑而代之。战国时期，剑在各国数量众多，明器剑也应运而生。
以上粗略简述了青铜剑的发展脉络，对于青铜剑形制变化已有很多学者进行过类型学的讨论，如李伯谦先生将中原地区发现的东周青铜剑分为四型，他认为其中A型青铜剑起源于我国西部和北部的西周早期柳叶形剑。D型青铜剑起源于我国南方尤其是吴越地区发现的西周中期实圆茎带箍有格有首剑，C型铜剑的起源与浙江长兴的西周前期空首剑有关。B型铜剑与我国北方和东部地区的柱脊曲刃剑关系密切，起源于中原的可能性很小。
图 3：中原地区东周青铜剑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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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图，1为西周早期柳叶形剑（张家坡），2为西周前期空首剑（浙江长兴），3为西周前期有首带箍剑（安徽屯溪），4为东周Bb型柱脊剑（上村岭），5为东周Ba型柱脊剑（洛阳中州路），6为东周A型剑（洛阳中州路），7为东周C型剑（洛阳中州路），8为东周D型剑（洛阳中州路）。
其中A型剑的形制特征是剑身为柳叶形，扁茎，剑身与茎分界明显，多呈直角，无格，无首，无箍，有的茎上有一小圆孔。
B型剑身脊部与茎部是一根连续的圆柱体,无格,无箍。依首的有无又可分为Ba、Bb二亚型:Ba型无首,洛阳中州路M2415出一件,附有雕刻精致的象牙剑鞘(图3中5),Bb型有圆盘形首,陕县上村岭镜国墓出土四件(图3中4)。
C型圆茎中空或半空,窄格,无艳,有首。 (图3中7)。
D型实圆茎,茎上有二或三道凸箍,宽格,有首。(图3中8)
从图3中5、6、7、8四种东周青铜剑典型类型来看，青铜剑的剑身在不断变长，茎的形制也越来越规整，剑身与茎的长短比例也趋于稳定，格，首，箍越到后期越趋于完备，刃部与锋部也越来越锐利。从李伯谦先生对中原地区的青铜剑分型定式，我们可以借此管窥青铜剑的形制变化。
如李学勤先生所言，青铜剑形制的变迁尤为明显的就是剑身的长短，或者可以说剑身长短的变化是判断青铜剑时代早晚的一个显著特征。而青铜剑的长度若以《考工记.桃氏》所言：
桃氏为剑，腊广二寸有半寸，两従半之。以其腊广为之茎围，长倍之，中其茎，设其后。参分其腊广，去一以为首广，而围之。身长五其茎长，重九锊，谓之上制，上士服之。身长四其茎长，重七锊，谓之中制，中士服之。身长三其茎长，重五锊，谓之下制，下士服之。
这段话是说，桃氏制剑，两边刃间阔二寸半，自中央隆起的剑脊至两刃的距离相等，各为一又四分之一寸。以两边刃间的阔作为剑柄的周长，剑柄的长度为其周长的两倍，凸起的后分布在剑柄中部。以两边刃间阔的三分之二作为圆形剑首的直径。剑身的长度是柄长的五倍，剑重九锊，称为上制剑，供上士佩用。剑身长度是柄长的四倍，剑重七锊，为中制剑，供中士佩用。剑身的长度是柄长的三倍，剑重五锊，称为下制剑，供下士佩用。“上士”“中士”“下士”，郑玄注“人各以其形貌大小带之。”考虑实际，从其说。
与西周时期的青铜剑相比，明显东周时期铜剑的制作工艺和技术水平要高出许多。当然，就同一历史时期来说，各地区的造剑工艺和技术又是不同的。尤其是到了春秋晚期至战国早中期，吴越的铸剑技术在古代中国显然处于领先地位，《考工记》：“吴粤之剑，迁乎其地而弗能为良，地气然也。”即是对史实的反映。
而在吴越地区，吴越系青铜剑的演化也有相似轨迹。朱华东在《吴越系青铜短剑的发现及其初步研究》中，指出“吴越地区青铜剑的存在由短剑向长剑发展的过程”，并认为地区间的文化传播和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青铜剑形制的变化。随着中原地区文化主体地位的确立，特别是随着以战车为主力的作战方式逐渐为步兵和骑兵短兵相接所代替，剑从春秋开始便越来越为各国所重视，成为步兵标配的武器。秦俑坑出土的都是“长剑”。它与春秋时的“短剑”适成对比。从春秋到战国秦汉,剑的发展趋势是越来越长。其原因,在于铸造水平的提高和军事实战的需要。
二、青铜剑的成分分析
青铜剑属于铜、锡合金或铜、锡、铅合金，《周礼·考工记》记载的“六齐”能够看出古人对青铜器的成分配方，“六齐”是这样记录的：金有六齐，六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钟鼎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斧斤之齐；四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戈戟之齐；三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大刃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二，谓之削杀矢之齐；金锡半，谓之鉴燧之齐。这里所说的“大刃”即指刀剑一类的兵器。
对六齐之说，一直争讼者众。今人朱凤瀚在《古代中国青铜器》中对比了学界两种主流的意见后，认为“乙种解释虽亦有与实际相悖者，但多数与东周时期实际相同或相近，故可以认为乙种解释大致反映了东周时期青铜合金配料的情况。”而他在谈到“大刃之齐”的合金配方时，根据对东周青铜剑的实际检测结果，他认为实际检测的含锡量皆低于《考工记》，但与按青铜机械性能设计的合理含锡量（15%左右）是相近的。接收检测的青铜剑平均含锡量高于机械性能设计的合理量，其反映的是合金虽有较强的硬度和抗拉强度，但延伸率低，容易折断。所以他认为当时出现的剑背、剑刃采用不同含锡量的复合剑就是为了克服这一问题的创举。
图 4：朱凤瀚对六齐含锡量的分析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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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利平在《中国古代青铜剑的技术分析》一文中，通过大量的数据搜集和统计，将古代青铜剑的合金成分变化作了一个总述：从时代上来看，西周时期青铜剑锡含量较低，为 11%左右，没有含铅或者含铅量微量，具有较好的延伸率；到春秋时期，青铜剑锡含量略有增加 11%～14%，通过降低铜含量开始加入铅，并且铅含量较高，在 4%～13%之间；战国时期，青铜剑锡含量相对春秋时期增加，在 14%～19%之间，具有较高的硬度和抗拉强度，延伸率降低。铅含量相对春秋时期又适当减少，在 1%～7%之间；秦代青铜剑表面含锡量较高，达 21%，含铅量很少，在2%左右；西汉时期，青铜剑的锡、铅含量又减少，锡含量在 13%左右，铅含量在 1%左右。因此，从实际成分分析来看，青铜剑的锡含量不符合“六齐”（25%）的“大刃之齐”，但古人也充分认识到锡含量在青铜中所起的作用，这一点与朱凤瀚先生的看法相同。
从以上青铜剑合金成分的变化也可以看出，战国时期的锡含量较为接近现代机械性能设计的含量，这或许与战国时期频发大规模的步兵作战有很大关系；而到了秦汉，特别是随着铁器的逐渐普及，青铜剑逐渐开始被铁剑取代，以后骑兵的发展加上环首刀工艺的不断改进，刀在实战中的应用逐渐取代了剑，而剑的功能则逐渐向礼仪、礼制方向发展。当然，这并不是说剑不参与实战，而是说随着铁制防护盔甲以及技术的限制，利于劈砍的刀的比重在军营中逐渐跃居重要地位。
最后，还要指出的是，本文只是尝试从宏观角度简单阐述青铜剑的形制和合金成分演变，其实商周时期各地青铜剑的发展程度都不尽相同，各地区的类型序列绝非如文中那样简单的以中原地区东周青铜剑的分类来简单比对，不当之处还请方家批评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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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河南省社科规划项目（2018BTY016）；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2020-ZZJH-412）
作者简介：
陈冬冬（1989.12-），男，汉，河南信阳人，硕士，助教，主要从事武术文化研究；
李定霞（1979.07-），女，汉，河南淅川人，硕士，助教，主要从事社会体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