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唯清
西北大学，陕西省西安市 710127
摘要：西方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翻译比之过去相对薄弱，而《论语》作为最具代表性的儒家经典之一，一直都不乏翻译版本。在这其中，理雅各和辜鸿铭的版本是较为突出且被广泛传阅的两个版本。本文通过对这两个版本的《论语》的翻译过程和翻译目的展开分析比较，试图探究现当代文学翻译相对薄弱的原因并为其外译提供一点借鉴作用。
关键词：《论语》 理雅各 辜鸿铭 现当代文学
0 前言
《论语》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儒家学派的代表作之一。这本书由孔子弟子以及他们各自的弟子总结编写而成，通过记录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来表达他们所代表的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儒家文化最核心的作品之一，《论语》一直以来都是西方学者了解和研究儒家经典以及中华文化的必读书目，针对《论语》英译版本的研究对其他儒家经典的翻译和后续中华文化的对外传播也具有极强的学术价值。也正因为《论语》重要的学术地位，其英译本数量可以说最多，影响力也最大。[1] 在翻译的过程中，来自不同国家的译者出于不同的目的，针对不同层次的译文读者，往往会采用不同的翻译方法和策略。
1 译者背景介绍
理雅各是近代英国著名汉学家，曾任伦敦布道会传教士、香港英华书院校长。他是第一个系统研究、翻译中国古代经典的人。[2]他所完成的多卷本《中国经典》、《中国编年史》等著作在西方汉学界有着重要的地位。理雅各与法国学者顾塞芬、德国学者卫礼贤并称汉籍欧译三大师，也是儒莲翻译奖的第一个获得者。
16 世纪末，随着海上交通运输的发展，大陆之间的交流愈发密切，西方传教士们不远万里怀着传播基督教的美好期待来到中国。当时的明朝信仰儒家思想，为了消解基督教和儒家思想的冲突，以利玛窦为首的传教士们实行了“补儒”与“合儒”的举措，他们主动与中国士大夫来往，认真阅读了许多中华典籍，尤其是诸如《论语》、《中庸》、《大学》这样的儒家经典。[3] 文化交流从来都是双向的，他们对这些儒家经典进行了翻译出版，并在自己的国家里进行传播，在整个西方世界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在这其中，理雅各的翻译作品被赋予了很高的评价，人们认为他的译作是里程碑式的，这主要是由于他所翻译的中华典籍在各位汉学家和传教士中是迄今为止数量最多的。从1861年到1886年的25年里，理雅各将《四书》、《五经》等中国主要典籍全数译出，总计28卷。[4] 除了数量上的优势以外，他的译作质量也较为稳定，对后世对中华典籍的进一步研究有极其重要的学术意义与价值。
辜鸿铭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亚等9种语言，获得过13个博士学位，是满清时代精通西洋科学、语言兼及东方华学的中国第一人。
辜鸿铭出生于一个华侨家庭，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之下他从小就学习英文，所以英文功底十分好。后来他又留学英国，多年的留学经历也为他后续进行各种翻译创作打下了基础。他翻译了中国“四书”中的三部——《论语》、《中庸》和《大学》，斩获好评颇多；也因为其从小成长环境的特殊性，他热衷向西方人宣传东方传统文化，著有《中国的牛津运动》和《中国人的精神》等英文书，在西方世界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西方读者中曾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紫禁城，不可不看辜鸿铭。[5]
辜鸿铭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系统性地将《论语》翻译成英文译本的学者，他的译本在西方读者间也流传最为广泛。从近代文化发展的角度来看，辜鸿铭最大的贡献是他通过翻译孔子等一系列儒家经典，将中华文明更好的渗透到了西方世界中去，让人们更愿意以一种积极的方式去主动了解中华文化以及其背后的发展历史。此外，他的译本与其他人的版本不同之处在于，在翻译的过程中他会将文章的内容与自身的生活经历、学习经验相结合进行进一步诠释翻译，也会联系到中西方文学中的知识。
2 译者翻译风格对比研究
由于理雅各的身份首先是一个传教士，他来中国的首要目的就是希望通过学习中国语言、了解中华文化来找到恰当的切入点向中国人传播基督教的相关知识，从而去促使他们信仰基督教。他的译作首要针对人群是自己以及和自己一样的传教士们，为了来再现《论语》本身的语言魅力，理雅各在翻译的过程中尽可能多地保留了原文的语义与形式。此外，他还根据自己的理解和读者理解的需要添加了译注等。也正是因为以上的原因，理雅各的英译本主要采用的是直译的方式，但是由于他作为一个外国传教士对中华文化了解的局限性，他的译本并不能够完全反映原文的意思。尽管如此，理雅各所翻译的儒家著作至今仍被奉为标准译本，[5]对西方汉学的发展源源不断地产生着影响。
而辜鸿铭，作为一个在欧洲留学十年之久的翻译家，他对西方世界有自己的见解。在目睹西方列强对中国做出的种种恶行之后，他强烈批判西方的物质文化和道德沦丧，而极力宣扬中国文化的优越性。与严复等人崇尚西学并积极翻译外文著作如《天演论》等来引入西方文化相反，他对中华文化有着极强的文化自信，并一直致力于对外推进中华文化的发展。他认为西方传教士和汉学家并不真正了解儒家经典，这些人对中国人和中华文明始终或多或少的抱有偏见，所以在翻译的过程中存在很多的理解偏差。事实上，辜鸿铭对西方汉学家尤其是理雅各的儒经翻译存在很多不满，这也是他开始自己着手翻译儒家经典的直接原因之一。
辜鸿铭在进行翻译的时候主要采用意译的方法，讲求参照原文与自己的译作之间的“灵活对等”和“辞气相符”。[6] 由于常年的留学经验以及对外国人的了解，他更能够设身处地的站在外国人的角度按照他们的思维方式思考问题并进行翻译，使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产生更多的认同感。辜鸿铭曾经这样写道，“我们只是想借此表达这样一个愿望：即受过教育的有头脑的英国人，但愿在耐心读过这本译书后，能引起对中国人现有成见的反思，不仅修正谬见，而且改变对于中国无论是个人，还是国际交往的态度”。[6]
归化和异化是两种对立统一，相辅相成的翻译策略，最早由劳伦斯·韦努蒂在《译者的隐身》中提出。在此之前，虽然没有关于这方面的系统性研究，但众多译者就已经潜移默化的利用这两种翻译策略进行翻译。辜鸿铭和理雅各的翻译风格不尽相同，在对《论语》一书进行翻译的过程中所采用的翻译策略也有所不同。
作为西方传教士，理雅各翻译的主要目的是服务于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需要。他的着力点不在于方便西方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简便快捷的了解中华文化，而是要求读者了解相应名字的具体中文说法。也是因为如此，他的译本在翻译的过程中遵循忠实原则，主要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在面对一些中华文化中的专有名词时，理雅各采用的多是音译的翻译方法，并通过文后的加注做进一步诠释。
而辜鸿铭对《论语》的翻译更多的是在特定历史时期面对西方霸权主义的入侵做出的一种反抗，其目的主要在于向西方世界简单快速的传播儒家思想的精华所在并从而获取文化尊重。因此，辜鸿铭在翻译的过程中遵循的是连贯原则，主要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面对一些特定名词的时候他会尽量寻找西方文明中与其类似的点进行类比，来方便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简单直接的理解文章的内涵。
3 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外译现状的思考
两位译者在对《论语》进行翻译的过程中都付出良多，将其翻译目的和翻译策略进行比对之后，也不由得令人思考起这样一个问题——现当代文学的外译情况为什么远不如传统典籍？
这其中的原因是很多方面的。在过去的数百年里，由于传教士与汉学家们不懈的努力，也由于各方面文化交流和价值观输出的需求，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一直都在持续不断地对国外社会产生着影响。然而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政治地位逐渐提升的如今，中华现当代文化在海外的传播程度并未跟着国家地位一起增强。西方世界的普罗大众在对中华文明产生兴趣之后接触到的依旧是过去的典籍译本，现当代文学的发展面临着不容忽视的瓶颈问题。国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设置了各种大型项目和传播计划，意在推进中华文化在“走出去”战略，但是与投入的程度相比收效似乎并不是很好。
这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原因在于现当代文学的文学体裁和文化形式非常繁杂，它们并不像古代典籍那样经过千百年的流传之后早已进行过自然选择，所以在如何筛选出群众喜闻乐见的题材上存在问题。而另一点则在于从事文学翻译领域的人与非文学翻译领域相比不那么多，翻译质量也存在一些问题。
4 结语
在进行翻译时，译者也应当重视译文读者的阅读习惯，在翻译的过程中适当采用归化的翻译手法，增强翻译作品的可读性。只有做到这些，中国现当代文学才能够真正做到“走出去”，在海外市场占据自己的一席之地。
参考文献：
[1] 张岱年．中国文史百科（下）[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
[2] 岳峰.架设东西方的桥梁 [M]；英国汉学家理雅各研究.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370.
[3] 谢天振等:《中西翻译简史》[J].外国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
[4] 任荣珍.马祖毅等:《汉籍外译史》[J].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
[5] 周卫涛.功能翻译理论视角下辜鸿铭与理雅各两《论语》英译本中社会文化负载词的比较分析[J].海外英语,2018(01):111+127.
[6] 杨林.直译与意译——理雅各与辜鸿铭《论语》英译本的功能语言学比较与分析[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06):136-139.
作者简介：曹唯清 (1995.04--) ，性别女，陕西省省西安市人，英语笔译专业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