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靖雅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四川成都 610072
摘要：近年来，帮助自杀的案件开始逐渐进入公众视野，我国刑法对此也有所规定，但规定较为笼统，与社会的发展进步同步的人类思想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出，公众不再如过往一样，完全臣服于法律的统治权威，开始有了自己的思想与诉求，人们希望看到的是情与法的融合，而不单单是依照法律条文进行生硬的判决，人们期待有罪的人受到处罚，无罪之人得以宽恕，裁判只有兼具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才能在公众的心目中真正意义上的建立起忠诚与法律的形态意识。由于我国刑法并未对帮助自杀做单独规定。我国现行刑法中仅在第232条规定了故意杀人罪，并未对帮助自杀独立定罪，司法实践中一般以故意杀人罪对帮助自杀行为进行定罪量刑，由于无相对统一的规定标准，导致实践中常常出现同案不同判的乱象。然而，帮助犯罪参考故意杀人罪进行定罪量刑，究竟是否合理呢？本文旨在对帮助自杀的具体情形进行分类讨论，对其罪与非罪的界限进行划分，以期对审判实践，提供一定参考性。
关键词：帮助自杀 出罪 标准
由于我国尚未承认安乐死合法性，而自杀在当今社会早已成为不可忽视的普遍现象，由于现代社会对于自杀行为本身，以不再像传统社会将其作为犯罪定性，那么，在得到被害人承诺、请求下的帮助自杀，又该如何定性呢？本文分别从，帮助自杀者的帮助行为，以及被害人承诺时，所处情境两个角度进行讨论，旨在对帮助行为何时构成犯罪，何时不应界定为犯罪进行分析、划定。
一、帮助行为与现行犯罪形态的比较。
（一）帮助自杀与故意杀人罪间接正犯比较
关于间接正犯的实行行为性，过去在我国占主导地位是“工具理论”，现今占通说地位的是“犯罪事实支配说”。也就是，行为人在犯罪过程中充当着支配性的的角色，对犯罪事实的发生起到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是犯罪事实中不可缺少的且核心的人物。
只要是达到法定年龄，拥有完全心智的每个人都应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因此，被害人对自己生命权的处置，完全是一种个人行为，每个人是自身利益的最佳判断者，因此也因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此时，只要是帮助人对被害人的处置，没有凌驾于其个人意志之上，对其并不形成支配性，都应该是为刑法所容忍的。这来源于，个人负责理论，以及刑法适用本身的谦抑性，在有其他救济手段存在时，不应轻易适用刑法。
（二）帮助自杀与共同犯罪中的帮助自杀比较
根据共犯从属性，帮助自杀共犯的犯罪性派生于自杀本身的犯罪性，然而现代刑法，并未将自杀纳入犯罪之列。因此，在自杀本身都不是犯罪的情况下，帮助人又何谈与自杀者构成共同犯罪？
综上，就我国现行法规而言，并未由帮助自杀可以对应的罪名，但审判实践中又将其笼统的将故意杀人罪作为其参考标准，进行定罪量刑，虽然量刑较轻，看似合乎情理，但其是否就应该作为犯罪处罚呢？是否在一定情形下，不应定罪处罚呢？
二、帮助行为的划分—根据有无实行行为
实行行为，从形式意义上看，实行行为可以解释为符合构成要件的构成事实的具体性行为。从实质角度来说，实行行为是在实质上对法益造成了损害的行为。因此，应当结合形式意义以及实质意义进行界定，不能只考虑其中一个要素，也要做到界定时对二者保持动态平衡，即：符合刑法分则具体犯罪构成规定的，对构成要件预定的法益侵害具有现实危险性的行为。实行行为可以是直接、积极的，也可以是间接，消极的。此外，实行行为一个具体的衡量标准便是，是否着手，一旦着手便可认定为实行行为。
具体至帮助自杀中的实行行为，可以用实际例子加以理解。比如，帮助购买农药，将农药递给自杀者，由于其并未直接对自杀者的法益造成侵害，因此不应认为帮助者存在实行行为。而将农药滴入自杀者口中，将自杀者推入河中等，由于帮助者本身对自杀者的行为有实际着手，此时应认定帮助者存在实行行为。
因此，二者的区别便在于：帮助者是否实施了直接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
（一）无实行行为的帮助者不应当然入罪
1.个人负责
在处理教唆或帮助自杀行为时，可适用德国法哲学协会主席、刑法教授诺伊曼先生所总结的基本原则：只要其他人与“受害人”相比没有在更高的程度上支配事件的发生，那么，受害人自我负责的自己损害就排除了共同起作用的其他人的可罚性。
2.与自杀行为本身存在一定距离
在无实行行为的场合中，帮助人的帮助行为，与他人自身最后的自杀行为之间，虽然存在一定关联性，但并非百分之百的因果关系，其中仍然存在他人的自由意志这一距离。生命作为及其重大的权益，帮助人的行为对于他人的判断其实并不会产生太大干涉。换言之，只要是他人不想死，就算是摆十瓶农药在其面前，也不会自杀。
（二）有实行行为的帮助犯应入罪。
而有实行行为的帮助犯，由于直接构成了对他人生命的剥夺，应将其作为故意杀人情形予以衡量，这并非单纯的认为其具有重大违法性，而是因为由于一旦不将其作为故意杀人罪论处，将无法规避之后的现实危险，即以他人承诺来掩盖其故意杀人的目的，为了尽量规避这种危险的发生，应将此作为故意杀人罪的情形之一。此外，如同正当防卫一样，我国对于正当防卫的判决，一直都保持着慎用的态度，强调比例原则，这也是为了防止更多不必要的危险发生。
综上，实行行为与无实行行为之间，还是存在较大差异的。因此，笔者建议，对于有实行行为做入罪处理，对于无实行行为，则应再区分具体情况，在保持刑法谦抑性以及防止诱导犯罪的平衡下，作出是否入罪的判断。对于具体情境，笔者做了如下讨论。
三、从他人（自杀者）自身情况对其承诺进行分析
并不应该将他人的承诺做统一的认识，而应该根据其当时所处状态，进行分析，这也是对帮助者本身是否具有恶意的衡量因素。
可以根据他人是否长期以来有自杀意愿，将其承诺分为慎重承诺与激情承诺。
在慎重承诺场合中，如邓建明弑母案中，由于其母卧病在床长达18年之久，且多次请求其购买农药，且根据邓建明供述：“当天，妈妈一直抓着我的手不放，一定要我去买农药”，综上可以看出，邓建明之母长期以来便存有自杀的意愿，且其对于自杀并无能力。在此种情形下，行为人主观上，仅仅是想帮助母亲摆脱病痛，主观恶性小，且其不存在实行行为。
邓建明案在审判实践中，其实是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其特点为，他人长期有自杀心愿且为帮助人所熟知，帮助人与他人之间存在近亲属、或共同生活的特定关系。因此，在他人长期处于怀有自杀心愿这一背景下，帮助人的主观恶性、以及行为的社会危害性都是相对较小的，此时，法律应对其帮助行为有一定的容忍度。
即在他人长期存有自杀心愿，且为帮助者所熟知的情形下，入罪标准应该是有实行行为者当然入罪。对于无实行行为的帮助者，将结合其与他人之间是否存在特定身份联系，加以区分。对于与他人存在近亲属、共同生活关系等特定联系的人，其帮助动机、主观恶性、行为社会危害性都是相对较小。笔者认为，这些特定身份人的无实行行为的帮助行为应在法律所容忍的边界内，不宜入罪。但是由于生命权益重大，以及为防止诱导其他危险的发生，对于与死者无特定身份联系，仅仅是好友、网友等身份的帮助，应对其参考故意杀人罪定罪量刑。
在激情自杀的场合中，他人仅向帮助者，请求帮助其自杀一次或者有限次（此时的有限次应理解来，短时间内多次请求）时。他人的自杀心理，有可能并非长期潜伏在内心之中，只是因为偶然的外部刺激，导致一时之间产生这种极端心理，但这种心理在产生的时候虽然程度较深，但一旦他人克服之后，便又能迎来生命的希望，当时产生的极端心理也不会对之后的生活产生任何影响。且对于帮助者来说，其帮助行为背后本身，其实并无过大推动力，换言之，帮助者此时，并未形成他人自身想要非死不可的内心确信。
笔者查阅大量审判实践发现，在激情承诺的场合中，实施了帮助行为的通常是与他人无近亲属联系的人员，通常是与他人共同租住房屋的租客、网友等。在这种一次承诺的背景下帮助者应保持理性态度，以及对生命的尊重。因此，无论此时是否实施了实行行为，其主观恶性，以及社会危害性都是远大于慎重承诺场合的。若不将其入罪，很可能诱导实践中更多帮助自杀的案件发生。因此，笔者建议，在一次承诺的场合中，无论帮助人是否实施了实行行为，都应对其做入罪处理。但可根据实行行为的有无，在量刑上做一定的差异安排。
四、小结
笔者通过对帮助行为中有无实行行为，以及他人（自杀者）承诺时的状态进行分析认为，在帮助者有实行行为的情况下，无论他人的承诺是长久以来存在自杀心愿而作出的慎重承诺，还是情绪下的激情承诺，都应该按照故意杀人罪的情形参考入刑。而在帮助者无实行行为时，应根据他人自身是谨慎承诺或是激情承诺选择自杀，以及帮助者与他人之间是否存在特定身份联系，加以判断。
总之，实践中帮助杀人案件并不罕见，但由于我国尚未对此作出单独规定，司法实践中，法官自由裁量权大，审判乱象频发。笔者认为，法官在面对此类案件是进行审判时，应在保持刑法谦抑性，谨慎适用刑法与维持法治环境之中寻求平衡，做出最佳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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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梁靖雅，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硕士研究生，从事公司法、证券法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