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 震
西安市曲江第二中学 陕西省西安市 710000
摘要：魏晋风流，通常意义是指这一代新人（指魏晋士人）所追求的那种具有魅力和影响力的人格美（袁行霈：《中国文学史》）。而笔者认为，魏晋风流当是一种在玄学思想影响下，士人个性觉醒之后所表现出来的异于传统礼教束缚下的行为。本文拟探讨魏晋士人个性觉醒和玄学产生的原因，以及当时士人在玄学幌子下所表现出的不合礼教的“风流”行为，从而达到与统治阶级不合作的共谋。
关键词：个性觉醒；玄学；自我；新行为；共谋
春秋战国，尽管地理上群雄割据，但在学术上百家争鸣，不同派别各抒己见，人的思想、言论极为开放和自由，士人为追“立德、立功、立言”的人生理想，频繁往来于诸侯国之间，以图施展自己的抱负。诸侯国的君主对待周游天下以图功名抱负的士子所采取的态度也是“礼贤下士”，若其思想与己不合，也以礼相待，有的诸侯国还特地设立学馆吸引天下士子，并提倡雄辩的学风，为其学说主张能为世人晓提供宣传的平台，如齐国的“稷下学社”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杀手，这一点在魏晋禅代之际，表现的尤为明显。
统治阶级对士人所采取的这种拉拢、猜忌、压迫和杀戮政策，让他们时时感觉到死亡的阴影笼罩在他们头上。士人为了生存，在玄学幌子之下清谈人生、莫论国事，极力的张扬和注重自己的生命体验。在玄学主导下的外在表现就是，采取种种近乎怪诞不经的行为来反叛世俗儒教对礼的束缚，极力张扬自己的个性，主张以自我为中心；或提倡纵欲享乐，以顺应人生来固有的种种欲望；或寄情于山水，追求自然山水的美丽，享受生活的情趣，从山水中得到娱悦，得到自我满足，在山水之美的享受过程中体现自我的存在，而他们这种种做法的目的无一列外的选择了一种与统治阶级的“非暴力”不合作的行为。
魏晋士人这种任性而为的举止，笔者认为其内在的驱动力正在于传统的一统天下的儒教思想衰落之后而兴起玄学思想，而玄学思想产生的直接原因，则在于当时士人特定的心境与老、庄思想的某种内在契合，而“好老庄言是魏晋时代的普遍学术风尚。”[3]故而玄学的兴起，正是魏晋士人对老、庄思想加以某种新的改造和阐释，从清谈、谈玄、注玄、论玄中，不知不觉地对老、庄思想作出了新的解释。这种新的解释，吸收了老、庄的基本精神，同时也注入了现实的新的生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对现实生活中已经出了的新的思想（佛教思想对当时的影响）的理论升华。从此，魏晋士人就在这种全新的玄学思潮之下，开始上演属于他们的苦闷、彷徨、挣扎却又行为上极任性、精神上极自由的历史悲喜剧。
他们内的心充满了苦闷和恐惧，只希望能够在短暂的生命当中，活得绚丽多彩，行为放达以至于无所顾忌。这一点，首先突出的表现在他们对于情的专注和对传统礼教的蔑视上，他们相信“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4]当时很多士人都倾向于任情而动，无所节制。《三国志·魏书·荀彧传》引何劭《荀粲传》，记载了荀粲钟情一事，完全可以作为当时士人重情的代表，粲娶曹洪之女为妻，其妻天姿国色，并且两人感情甚好：
后妇病亡，未殡。傅嘏往吊粲，粲不哭而神伤。……痛悼不能已，岁馀亦亡，时年二十九。
可见其于情的专注度。此外，阮籍也是非常有名的蔑礼重情之人，如阮籍母死居丧，饮酒食肉，为礼法所不容，而实际上他已悲伤至极，以至于“举声一号，呕血数升。”又如《世说新语·任诞》篇记载：
阮籍嫂尝还家，籍与见别。
或饥之，籍曰：“礼岂为吾辈设也？”
因《曲礼》有“叔嫂不通问”的规定，所以对于阮籍这种越礼的行为，有人是讥讽的，对于这样的规定，阮籍毫不客气的予以回击，充分体现出他对传统俗礼的蔑视和反抗。此外，竹林名士中的其他人，如刘伶、阮咸等，也都是任情至上之人。刘伶的纵酒放达，脱衣裸形；阮咸的居母丧而纵情越礼，都反映了其时士人重真情而轻礼法的风采。
魏晋士人在这种以自我为中心，极力强调顺应自己天性发展观念的支配下，所表现出来的异乎常礼的行为举止，在今天看来的确是一种对人性解放的进步，但同时我们也无法回避，当时士人在有了这些新的思想（玄学思想）作指导之后，他们的内心就真的是一种欢愉吗？答案是否定的。如阮籍就是一个内心充满孤独和苦闷的人，史载他常常是走到无路可走之处，便嚎啕大哭，因为在现实当中，没有真正理解他的人。同时他也是一个对名教礼法深深厌恶的人，如他在《咏怀》诗（鸿生资制度）中，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出他对于礼法之士的深刻厌恶，而为了逃避司马氏对自己的迫害，他唯一的办法便是借酣醉加以回避。
其实，正是这种特定社会的特殊影响才使得这些人在玄学的旗帜之下，做出不合常理的事情来，而他们这样做的直接目的就在于以这种不合常理的行为来抗衡这种不公平的社会。
进入东晋之后，士人逐渐从国破家亡的阴影中走了出来，开始将自己的情感寄托于山水园林，更加专注于自己内心情感，他们的内心在经历过各种动荡之后，变得更加的敏感和细腻，他们之所以发现山水的美，原因正在于他们将自己的这种情感移入到了山水之中，而对于山水的审美，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对感情的流注。而这种对于山水美的关注，其实也符合了他们偏安的心态——已毫无上进之心了。
这种山水审美意识的产生，虽然与他们的个性觉醒有关，而同时也是一种提倡玄学思潮的产物。在欣赏山水之美的同时，他们往往能够将自我的生命意识移植到山水之中，《世说新语·言语》篇中讲：
王子敬云：“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
这里的“尤难为怀”，其实就是一种感情的流注与交通，见山川景物而情不能已，这种感情在秋冬之际更加的强烈，或许是在秋冬之际万物的凋零更容易让人想起时光的易逝和生命的短暂。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可看出，正是由于魏晋这样的乱世促进了士人思想的活跃，而这其中老、庄思想对他们的影响无疑是最大的，此外士人根据现实的需求，对老、庄思想作了新的阐释，进而产生了一种新的哲学思想——玄学。而玄学的产生反过来又影响了士人对于传统礼教的反叛。自正始之后，玄风成为了一股巨大的不可阻挡的力量，席卷士林，渗透到士人生活的每一个方面，迅速改变了他们的价值取向、生活情趣等，使得这一时期的士人开始摆脱传统儒教礼仪的束缚，追求极端的自我解放，从而表现出许多异于传统礼教之下如蔑礼纵情，饮酒放达，痴迷山水等等“新行为”，而这也正士人是自我个性觉醒的体现。
此外，士人集中的这种表现，也让他们在玄学的幌子之下完成了他们的这种共谋——与统治阶级的不合作。而玄学尽管最终没有成为中国思想史的主流，但它的影响十分巨大，它对中国士人由关注外在世界走向关注自己内心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中国士人超脱的一面，他们雅趣的养成，以及中国士人的山水意识，山水诗，以至于后来发展起来的山水画和中国书法的抒情性，都无疑受到这个时期玄学思潮的印记。
参考文献：
[1][2]罗宗强.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M].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5.1P289 P290
[3]康中乾.魏晋玄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9 P25
[4]刘义庆著，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M].北京：中华书局，1983.8 P6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