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丹旦1 陈龙2
1.武汉东湖学院，湖北省武汉市 430000
2.武汉鸿宇飞规划设计技术有限公司，湖北省武汉市 430000
摘要：生态红线作为我国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控制性，其划定受到了广泛的关注。随着国土空间规划工作的开展，作为重要工作内容的“三区三线”划定也得到了深入的研究。因此，针对已经划定的生态红线与“三区三线”中的生态红线间的关系有必要进行相应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多规合一”的生态红线的一致性研究。本文以湖北省襄阳市襄城区为研究去，对于已经划定的生态红线进行评估，结合国土空间规划的需要，进行现有生态红线的调整，实现国土空间规划中“三区三线”中的生态红线的划定，以期为国土空间规划工作提供一定的借鉴。
关键词：生态红线 国土空间规划 “三区三线”
2019年5月，《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 正式出台，明确要求将主体功能区规划、土地利用规划、 城乡规划等空间规划融合为统一的国土空间规划， 实现“多规合一”。 在“多规合一”的国土空间规划中有一项重要的工作，也就是“三区三线”的划定。然而对于这样的控制性及控制区域的划定，早在其他相关规划中都有所涉及，且由于部分分管等原因这些控制线或控制区存在不一致的情况，因此，如何做到这些规划融合中的国土空间规划的相关控制性及控制区域的划定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1.生态红线的基本情况
生态红线是国家为了应对我国日益退化的生态环境的一项重要的环境保护措施，目标是建立一套科学可靠的生态保护机制，基于生态体系服务功能、保障气候质量安全和提升土地资源利用合理性等方面提出监管措施，达成环境区域保护和社会建设发展的和谐统一。我国对于生态红线划定的研究早在2005年就已经开始，并在此后的十几年中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主要在生态红线的划定、评价及实践方面，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2017年，全国各地的环境保护部门已经划定了各地的生态红线，且各方对生态保护红线划定的技术方法、方案是认可的。但为了保证这些已经划定的生态保护红线能够与即将开展的国土空间规划中的生态红线有比较好的相容性，实现“多规合一”，2019年初，自然资源部和生态环境部共同决定部署开展生态保护红线评估工作，强调评估不是重新划定、推倒重来，而是针对问题、解决问题、优化完善，且通过评估要确保原来划定的生态保护红线面积不减少、功能不降低、性质不改变。
2.生态红线评估及调整
2.1研究区概括
襄城区位于鄂西北汉水中游以南。北临汉江咫距樊城区，东环襄江濒依襄州区，东、南与宜城市、南漳县交界，西北和谷城县毗邻。襄城区地理坐标为东经112°04′-112°14′，北纬31°58′-32°04′之间。全区承东接西，为鄂、豫、川、陕接壤地。汉水由西北至东南环绕出境。襄城区生态资源富集、土地资源丰富、经济社会基础良好、区位交通便利，境内交通便捷，路网纵横交错。区域内环境优美，傍山依水，山青水秀，自然景观丰富，文化遗产丰厚，人文景观众多。
2.2襄城区已经划定的生态红线情况
根据《湖北省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方案》（鄂环发〔2018〕8号）知，襄城区属于鄂北岗地水土保持范围，划定生态红线范围面积为63.8平方公里（含鱼梁洲），涵盖湖北襄阳汉江湿地公园、长寿岛国家湿地公园、岘山国家森林公园、隆中风景名胜保护区等自然文物保护区。
2.3襄城区生态红线评估
2.3.1基础数据分析
根据相关文件，襄城区划定生态红线范围面积为63.8平方公里（含鱼梁洲），但将这个范围线套合襄城行政辖区范围，可以发现矢量数据范围与襄城区实际位置存在较大偏差。2.3.2边界一致性分析
生态保护红线与三调数据、遥感影像数据中山脉、河流等自然地貌单元边界的保持一致，做到图、数、实地相一致。将襄城区生态红线划定矢量数据与襄城区汉江水源保护地、岘山森林公园、隆中景区地形地貌矢量数据放入GIS软件中进行图层叠加分析，可以发现两者边界基本一致，但存在少量出入地方，将这些存在出入地块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已划定的生态红线存在将部分城镇建设用地划入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内的现象。
2.3.3极重要、极敏感区域应划尽划情况
梳理襄城区生态功能极重要、生态环境极敏感脆弱区域，以及其他具有重要生态功能，潜在重要生态价值、有必要实施严格保护的区域划入生态保护红线的情况，保证生态系统完整性和生态廊道的连通性。
2.3.4矛盾冲突情况
（1）与建设用地的冲突
通过生态保护红线和三调数据进行叠加分析，发现有296公顷存量建设用地与生态保护红线重叠。其中通过生态保护红线和襄城区2018年之前征地范围线进行叠加分析，发现有10公顷新增建设用地与生态保护红线重叠。
（2）与重大建设项目的冲突
通过生态保护红线和襄城区近期建设的项目进行叠加分析发现有203.21公顷用地与生态保护红线重叠。
（3）与永久基本农田划定的冲突
通过生态保护红线和襄城区永久基本农田划定成果进行叠加分析，发现有97.4公顷永久基本农田与生态保护红线重叠。
（4）与边界套合的冲突
通过对已征地和三调建设用地、永久基本农田叠加分析后，对边界和碎图斑进行处理，面积为72.22公顷。
（5）文本与矢量数据冲突
根据襄城区生态保护红线矢量数据，襄城区生态保护红线面积52.84平方公里，纠正到襄城区范围内控制面积51.68平方公里。因此，与纠正矢量数据差异12.12平方公里（1202公顷），差异很大，严重影响襄城生态保护红线的实施，也不利于以后勘界定标工作。
3.总结
在当前国土空间规划的大背景下，各规划的融合统一受到了广泛的重视，生态红线作为国土空间规划中的“三区三线”的重要控制性之一，其的划定研究是国土空间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具体的县域区域的生态红线的划定研究，将国土空间规划编制的研究细化到更小的空间单元中，具有较强的实际应用意义。
参考文献：
[1]张宁.田园城市理论的内涵演变与实践经验[J].现代城市研究,2018(09):70-76.
[2]张镱锂, 胡忠俊, 祁威, 等. 基于NPP数据和样区对比法的青藏高原自然保护区保护成效分析. 地理学报, 2015, 70(7): 1027-1040.
[3]杨道德, 邓娇, 周先雁, 等. 候鸟类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护成效评估指标体系构建与案例研究. 生态学报, 2015, 35(6): 1891-1898.
[4]邵全琴, 樊江文, 刘纪远, 等. 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一期工程生态成效评估. 地理学报, 2016, 71(1): 3-20.
[5]侯鹏, 翟俊, 曹巍, 等.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状况变化与保护成效评估: 以海南岛中部山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为例. 地理学报, 2018, 73(3): 429-4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