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庐山谈话的重要意义

发表时间:2020/9/29   来源: 《中国教工》2020年第13期   作者: 谭亚楠
[导读]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挑起卢沟桥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军队奋起抵抗,全面抗战爆发。
        谭亚楠
        台儿庄大战纪念馆         山东省枣庄市台儿庄区        277400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挑起卢沟桥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军队奋起抵抗,全面抗战爆发。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在中国大地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卢沟桥事变爆发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发表了号召全国奋起抗战的宣言,通电全国:“全国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我们的口号是:武装保卫平津华北!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全中国人民,政府、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驱逐日寇出中国。”中国工农红军朱德、彭德怀等将领致电蒋介石,表示:“红军将士,咸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与此同时,中共中央派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等二上庐山,与蒋介石、张冲、邵力子举行谈判。7月15日,中共代表团向蒋介石提交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提出了发动全民族抗战实行民权政治和改善人民生活等三项基本主张,作为国共合作的总纲领和全国人民的共同目标。
          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谈话——《对于卢沟桥事变之严正表示》。谈话中指出:“我们的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应战,是应付最后关头,必不得已的办法。”“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辆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开,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蒋介石的“庐山谈话”是国民党对卢沟桥事变的公开表态,正式提出了对卢沟桥事变的基本立场、方针,一扫国民党在九一八事变以来对日采取的不抵抗、妥协政策,极大地振奋了民心,鼓舞了士气,得到了全国人民的一致拥护。中国共产党也给予充分肯定,毛泽东在1937年7月23日发表的《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文中指出:“七月十七日,蒋介石先生在庐山发表了谈话。这个谈话,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为国民党多年来在对外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的宣言,因此,受到了我们和全国同胞的欢迎。”
          蒋介石的庐山谈话,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第一,指出了卢沟桥事变的严重性。蒋介石说,卢沟桥事变“不仅是中国存亡的问题,而将是世界人类祸福之所系。”“……我们的东四省失陷,已有六年之久,继之以塘沽协定,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门口的卢沟桥。

如果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么我们的故乡,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与军事重镇的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北平,若是成昔日的沈阳,今日的冀察,亦将成为昔日的东北四省。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所以,卢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
          第二,表明应战而不求战的坚定抗战的决心和意志。“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只有牺牲,只有抗战。但我们的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应战是应付最后关头,必不已的办法……至于战争既开之后,则因为我们是弱国,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罪人!那时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当蒋介石在7月19日获悉日本驻华武官喜多诚一谒见何应钦时,提出要中国新调集进入河北的军队撤退的消息后,骤感愤慨,遂决定将7月17日庐山谈话稿公开发表,蒋介石日记云:“政府对和谈表示决心,此其时矣!人以为危,我以为安,立意既定,无论安危成败,在所不计,对倭最后方剂,惟皮一着耳。谈话稿既发表,只有一意应战,不再作回复之想矣!”这表明,庐山谈话对蒋介石最后下决心全面抗战是多么重要。
           第三,阐明了对日外交方针和提出实现和平的底线。“和平未到根本绝望之时,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四)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的约束”。
            第四,起到了将全国民众从思想上舆论上凝聚到实行全国抗战的巨大作用。蒋介石的庐山谈话发表后,各地纷纷举行集会游行,发出通电,表示拥护国民政府的抗日方针,决心与日寇血战到底。国外舆论也充分肯定蒋介石的庐山讲话,认为是“蒋委员长可钦之文告”,代表了“南京政府坚强之立场。”蒋介石庐山谈话是国民党政府自九一八事变以来的第一次态度强硬,立场明确的政策宣示,表明国民党由九一八事变以后的对日“不抵抗主义”的妥协,走上了七七事变以后的实行抗战的道路,标志着国民党军事战略方针和外交政策的重大转变,这是国民党在政治上的明显进步。
第五,对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九一八事变以来,蒋介石国民党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内战政策,不遗余力地围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和对付地方实力派,而对日本侵占东北,步步进逼华北的不断扩大侵华战争的行径,则采取“不抵抗主义”的妥协方针,遭到全国人民的唾弃和国民党内抗战派人土的反对与批评。由于日本侵华的不断扩大,民族矛盾的加剧,中国共产党逐渐改变政策,由原来的“抗日反蒋”,调整为“逼蒋抗日”,至“联蒋抗日”,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主张。蒋介石的庐山谈话,有力地推动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1937年9月中旬,国共两党代表在南京再次举行会谈,就发表中共中央的国共合作宣言问题取得一致意见。9月22日,国民党终于通过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指出团结御侮的必要,认为“此次中国共产党发表之宣言,即为民族意识胜过一切之例证,”事实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这标志着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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