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十三年中共是怎样由弱变强、转败为胜的--中国期刊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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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十三年中共是怎样由弱变强、转败为胜的

发表时间：2020/10/15 来源：《基层建设》2020年第19期作者：高子涵

[导读] 摘要：熟悉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一个新的朝代要替代一个旧朝代，一个新的政权要打垮一个旧政权，绝非一件容易的事情。

        延安凤凰山革命旧址陕西省延安市 716000
        摘要：熟悉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一个新的朝代要替代一个旧朝代，一个新的政权要打垮一个旧政权，绝非一件容易的事情。周灭商，经历了周文王、周武王两代的努力；秦灭六国，经历了秦孝公、惠文王、昭王等六世的奋斗；满清人关代明，也经历了努尔哈赤、皇太极、顺治三世的拼搏。何以中国共产党能在延安这个小地方经过13年积蓄之后，用“小米加步枪”打败国民党的“飞机加坦克”，从“潜龙在渊”变成“飞龙在天”的呢？这其中的原因、其中的奥秘是非常值得探索的。
        关键词：延安十三年；由弱变强；转败为胜
        这次利用到延安干部学院学习的机会，我对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时期写的13篇著作进行了重点研读，试图通过这13篇文章，初步解读中国共产党在延安13年创造奇迹的原因，找到其由弱变强、转败为胜的答案。我的这些研究体会，概括起来就是“四胜”：
        1.哲学思想上的胜出。思想主人之心，道德范人之行。对于一个人、一个政党来说，在斗争中首要的胜利，就是指导思想上的胜利。对于哲学的重要性，对于思想的力量，早在青年时期，毛泽东同志就认识到了。他认为，“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人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稍微安定下来后，毛泽东同志便针对当时党内有的同志认为 “山沟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的压力，针对当时党内有的同志特别是髙级领导干部动辄拿马列书籍中的片言只语吓唬人、迷惑人的做法，针对当时党内有的同志只知按照过去的一点经验办事的习惯，开始深人研读马列理论，并将之同中国革命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先后于1937年7月和8月，写出了《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两篇宏论的出现，对于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人，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其功效就像《圣经》之于基督教，《金刚经》之于佛教，《古兰经》之于伊期兰教。具体地讲，有三个方面：一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结合中国革命前期胜利和失败的深刻教训，彻底揭露了当时党内存在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使全党摆脱了主观主义、本本主义的束缚。二是给全党注人了“实事求是”的灵魂，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人的一言一行都开始注意与实际的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从实践中发现真理，通过实践证实和发展真理。三是给全党提供了 “辩证法”的科学思维工具，教导全党同志想问题、办事情既不要从本本出发，也不要从经验出发，而要从实际出发，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并根据分析，找到解决矛盾的方法。
        2•政治策略上的胜出。什么是政治？在电影《建国大业》中，毛泽东同志一语道破天机：“政治，就是把敌人的人搞得少少的，把自己的人搞得多多的”。搞政治需要大智慧，这种智慧主要体现在政策与策略上。当年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政治智慧较量，完全可以通过毛泽东同志1940年3月写的《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看出来。在这篇文章里，毛泽东同志围绕“多多与少少”的问题，讲了三句话，即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如何发展进步势力，文中提出了“7个就是”，即“就是发展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力量，就是放手扩大八路军新四军，就是广泛地创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就是发展共产党的组织到全国，就是发展全国工人、农民、青年、妇女、儿童等等的民众运动，就是争取全国的知识分子，就是扩大争民主的宪政运动到广大人民中间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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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争取中间势力，文章提出了“三个争取”，即“争取中等资产阶级，争取开明绅士，争取地方实力派）。如何孤立顽固势力，就是同 “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势力”进行斗争。而在这种斗争中，毛泽东仍不忘提醒全党，要区分其中的降日派和抗日派，以革命的“两面政策”对付顽固派的两面政策，并尽可能地争取还愿意抗日的顽固派。这样，也就真正达到了“把自己的人搞得多多的，把敌人的人搞得少少的”的目标了。
        3.军事斗争上的胜出。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对于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来说，要夺取执政地位，首先必须在“枪杆子”上取得胜利。为切实纠正当时党内的错误军事路线，1936年 12月，毛泽东同志写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篇文章，堪称中国共产党的“兵经”，其后来写的《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基本观点都源于此文。这篇文章在全面分析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基础上，根据敌强我弱的态势，给党的各级指战员送上了三个致胜的法宝，并辅以通俗的解释。一是关于打仗的基本方针。就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即在战略上以少胜多，“以一当十，以十当百”；战术上以多胜少，“以十当一，以百当十”。二是关于打仗的基本规律。就是以“运动战”为主，“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三是关于打仗的基本要求。就是要学会打“歼灭战”，即“对于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对于敌，击溃其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3]（K37）。总而言之，这篇文章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军队注人了“灵活机动”的灵魂，以至于在与国民党相对正统呆板的战略战术的较量中，处处主动，处处抢占先机，处处占领制胜点。这一点，我们通过电视剧《亮剑》也能看出来。为什么出身正规军校的楚云飞打不过草莽出身的李云龙，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前者拘泥于书本较多，有点像系着绳子跳舞；后者完全因时、因地作变化，跳的是“自由舞”。
        4.经济上的胜出。熟悉战争规律的人都知道，打仗，看起来取决于前方的拼杀，实质上打的是后方的钱粮，打的是“经济”。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对于整个中国经济状况来说，都是很困难的。只不过共产党领导的各根据地困难更甚罢了。那时的困难到底大到什么程度呢？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一文中作了生动描述：
        “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秣，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 [4]（P892）面对这种“大极了”的困难，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两条对策：一是大力发展“自给”经济，自己养鱼。下决心自己动手，建立了自己的公营经济，办了许多自给工业；军队学习古代“屯田”的做法，进行了大规模生产运动等，保障供给，减轻人民负担。二是大力帮助发展人民经济，放水养鱼。“对人民的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盐业和商业，采取帮助其发展的适当步骤和办法，使人民有所失同时又有所得，并且使所得大于所失）。就这样，中国共产党度过了经济上的困难，并创造了“中国历史上从来未有的奇迹”与之相反的是，国民党则“不顾人民困难，只顾政府和军队的需要，竭泽而渔，诛求无已”，从而使经济发展陷人了一种“恶性循环”，最终导致崩溃。
        延安之所以被称为中国革命的圣地，乃是因为当年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在历经千难万苦之后，甚至可以说是濒临绝境之时，找到了这么一块地方作为大本营，通过13年的苦心经营，实现由小到大、由弱到强、转败为胜的历史性转变和飞跃，为建设一个崭新的政党，为建立一个崭新的中国奠定了重要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