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方
（西南大学，重庆 400715）
摘要：《杜子春》是收录在李复言所撰的《续玄怪录》中的一则修仙成道的故事。在唐代众多的仙道小说中，《杜子春》一文凭借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和娴熟精巧的叙事策略，在艺术上取得了较高的成就，对后世小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其叙事策略的分析围绕故事的来源、叙事的空间化和人物塑造等方面展开，从而一窥其在文学史上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
关键词：杜子春；“烈士池”故事；叙事空间化；人物塑造；
唐人尚奇，唐代的文言短篇小说也被命名为“唐传奇”，“传”可理解为讲说、传述；“奇”就是奇异怪诞的故事。“变异之谈，盛于六朝；然多是传误舛讹，未必尽幻设语。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1]魏晋南北朝时期，志怪小说盛行，但往往粗略梗概，缺失细节，作家只是被动地将道听途说的奇事记载下来，因而在艺术上显得较为粗糙，影响有限。唐人对奇谈异事的痴迷与热衷程度丝毫不亚于六朝人，但相比于六朝文人，唐代的文人已经有了自觉的文学创作意识，他们将前代的“丛残小语”作为素材进行精心地加工再创造，通过扩充细节与完善情节等手段，使这些故事在自己的笔下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同时，唐人的“作意好奇”、“幻设为文”表明，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已经着意通过藻绘可观的故事传达自己的某种思想观念，达到一定的宣教目的从而实现创作意图。
《杜子春》是一篇典型的以求仙成道为主题的小说，通过杜子春的失败成仙经历，劝诫人们要摒弃人世间的七情六欲、挣脱一切世俗的牵绊方能得道成仙。《杜子春》讲述了一个叫杜子春的落拓子弟，为了报答一位老道士的三次巨额资助之恩，答应帮他看守炼药的丹炉。道士临走时叮嘱杜子春，不论遇到什么，都非真实，绝对不能出声。道士走后，杜子春在幻境中遭遇了种种非人的考验、承受了肉体的极端痛苦甚至是妻子酷刑死于面前都心如磐石、缄默不言，但当他转世为人，幼子被摔死在自己面前时，却爱生于心，惊惧失声。因此，炉焚药毁。以今天的价值观来看，《杜子春》一文所宣扬的灭绝人情人性，显然过于苛刻与冰冷，已经很难让读者产生共鸣，更遑论去接受这种观念，但即便如此，《杜子春》依然凭借精巧娴熟的叙述策略的运用，在浩如烟海的唐代短篇文言小说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对这篇小说叙事策略的分析要从整个故事核心情节的来源谈起。
一、继承与创新： 对“烈士池”故事的创造性发展
“烈士池”故事见于玄奘《大唐西域记》卷七，据记载，有一位神通广大的隐士得到了一张仙方，需要一位烈士为其守坛场，一夕不语便能成仙。隐士多方寻找，终于遇到贫困失路的烈士并多次重金相助使其脱离困境，为报此恩，烈士答应帮他看守坛场并且历经种种磨难都闭口不言，但转世为人，当妻子杀子时，却忍不住出声制止，从而引得空中火下，两人入池避难。由上述梗概不难发现，“烈士池”故事与《杜子春》的内容基本一样，都涵盖了“重金相助”、“守护不言”、“经历考验”、“杀子出声”等核心情节。虽然故事内容十分相似，但叙事策略也就是作者讲故事的方法却迥然不同，而这些不同都彰显了《杜子春》一文在继承旧有故事的基础上赋予其的独特艺术魅力。
（一）人物视角的变化
视角问题是经典叙事学的一大中心问题，经典叙事学的奠基人亨利·詹姆斯认为：“一部小说是一种个人的、直接的对生活的印象。”[2]从这一论断出发，詹姆斯进而提出以某个人物的视角展开叙述的方法，打破了作家千篇一律采用上帝视角的叙事陈规。唐代传奇小说与史传文学渊源深厚，史书记人记事往往使用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力图还原事件的真相，揭示人物的本质，受其影响，唐传奇也惯常采取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即有一位独立于故事之外的更高层次的叙述者在讲述这个故事。但唐传奇的视角问题远比史传文学复杂，其中人物视角的成功运用是唐传奇可被称为“一代之奇”的一大原因，为中国古代文言短篇小说的发展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视角问题是叙述的基础，同一件事，从不同的视角展开叙述，可能会产生很大的差异。[3]《杜子春》和“烈士池”故事的内容基本一样，但视角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烈士池”故事中，除了更高一层的叙述者视角外，主要采取的视角是故事中的人物——隐士的视角，如故事一开头便介绍了法术精湛的隐士，继而通过隐士的求访活动引出主要人物烈士，“是人既得仙方，行访烈士，营求广岁，未谐心愿。后于城中遇见一人，悲号逐路。隐士观其相，心甚庆悦。”[4]透过隐士的眼睛，烈士完成了初次登场亮相。 在后续情节的发展中，也以隐士为主要的施动者和观察者，仅在结尾处，让烈士自我讲述他在幻境中的经历。
《杜子春》一文则反其道而行之，以被考验的对象、亲历幻境的杜子春为视点人物，如小说中当杜子春跟随道士入华山云台峰时展开的一段景物描写：“遂与登华山云台峰，入四十里余，见一处室屋严洁，非常人居。彩云遥覆，驾鹤飞翔。其上有正堂，中有药炉，高九尺余，紫焰光发，灼换窗户。玉女九人，环炉而立。青龙白虎，分据前后。”[5]270此处“见”字十分巧妙，只这一个字就暗示了限知人物视角的运用，动作的发出者是杜子春，原本无所不知的读者此时也仿佛被念了紧箍咒一般，只能寄生于杜子春的身体中，借他的眼睛观察世界。这样的例子在小说中俯仰皆是。人物视角的变化无疑是创作主体的精心安排，通过对二者的文本细读，不难发现这样安排的好处。首先，这大大增强了读者身临其境的体验感，使这个曲折离奇的故事更加震撼人心。其次，唐人在“作意好奇”的同时，普遍十分重视对故事真实性的强调，他们希望自己讲述的故事不仅是前所未有的，而且能为人们所相信，因此，还有什么能比用亲历者的视角“现身说法”更真实、有说服力呢？最后，这与《杜子春》较“烈士池”故事而言，叙事重心有所转移有关。
（二）叙述重心的转移
对一个完整故事各个组成要素的详略安排体现了作家的兴趣点所在。纵观“烈士池”故事，以隐士为主体描叙整个故事前因后果的文字占了绝大部分篇幅，而真正的情节高潮——烈士在幻境中的经历却是简略地几笔带过，未免给人头重脚轻之感。 《杜子春》则顺应了读者的阅读期待，对杜子春在幻境的离奇遭遇加以细致的铺衍（占了全文的一半篇幅），使情节发展更加波澜曲折，增强了艺术表现力。叙述重心的变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作家的身份由“烈士池”故事的接受者，转为一个新的文本的创造者，因而对读者的阅读心理与阅读兴趣较为了解。 此外，将幻境中的经历作为叙述的重心与视点人物的变化相辅相成。更高一层的叙述者——第三人称外聚焦叙述者，在杜子春进入幻境后似乎销声匿迹了，种种考验场景透过杜子春的眼睛呈现出来，读者并不能知道在杜子春视线之外的事物且注意力都集中在这个人物的所见所闻上，因此，作者对杜子春视线中的场景详加描绘也就顺理成章。
（三）叙事顺序的不同
热奈特在《叙事话语 新叙事话语》中提出了“故事时间”和“叙事时间”的概念并探讨了二者的联系。简单来说，“故事时间”是故事或者事件发生的真实时间，“叙事时间”又被称为“伪时间”，是故事或事件在叙事中的排列顺序。二者之间存在着各种不协调的形式，所以有“顺叙”、“倒叙”、“插叙”、“补叙”等不同的叙述方式。[6]在“烈士池”故事中，有一处典型的倒叙描写——即先揭示了烈士出声、登仙失败的结局再追叙了烈士出声的原因。按照仙方记载,烈士必须执长刀立坛隅，屏息绝言自昏达旦方能成功，但就在天快亮的时候，烈士却突然发出“呌”声，导致出现“空中火下”这样难以挽回的严重后果。灾难过后，隐士质问烈士为何违背誓言，从而引出烈士在幻境中的遭遇。由此可见，烈士出声、空中火下的故事时间在后而叙事时间在前，烈士在幻境中的遭遇故事时间在前而叙事时间在后。这样的安排打破了时间的线性链接，能在一定程度上激起读者的好奇心。《杜子春》一文则严格遵守故事发生的先后顺序进行叙述，使情节的发展流畅自然，脉络清晰。这与小说在杜子春进入幻境后主要采取限知人物视角，强调故事的真实性和读者的亲历感有关，为了让读者跟随主角杜子春完整地经历一遍故事，最终的结局不会提前暴露在观众面前，破坏这种体验感。二者叙述顺序的不同很难判定孰优孰劣，但却能说明不同的作家都有独特的艺术匠心。
传奇《杜子春》对“烈士池”故事的继承绝不是简单地生搬硬套，而是在叙事视角、叙事重心、叙事顺序等诸多方面进行了创造性发展，在迎合时人猎奇心理的同时，使这个故事更加婉转多致、摇曳生姿，得到了更大范围的传播和接受，成为唐传奇中人们耳熟能详的经典文本，为后世“杜子春故事”的成形奠定了基础。
二、叙事的空间化与情节发展
“古代小说的空间，主要指小说中包含人物与故事的地域片段。这个片段可以是静止的，也可以是流动的；既可以是单个的，也可以是若干片段的排列组合。”[7]空间是承载故事的地域场所，与时间一样是小说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除了提供人物生存和活动的场所，也为人物的言行提供了内在的逻辑支撑。在唐传奇《杜子春》中，就存在着明显的空间转换问题。在小说开头，杜子春是长安城中一个“纵酒闲游”的浪荡子，在败光家产后走投无路，日子过得十分凄惨。“方冬，衣破腹空，徒行长安中，日晚未食，彷徨不知所往，于东市西门，饥寒之色可掬，仰天长叹。”[5]269这段描写画面感很强，将一个衣衫褴褛、食不果腹的落难者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长安是唐朝的都城，除了汇集天下英才外，经济也是首屈一指的繁荣发达，酒楼妓院等休闲娱乐场所一应俱全，不少上京赶考的士子初来乍到，便被灯红酒绿的浮华世界所吸引，沉溺于此纵情声色，不仅耗光了积蓄，在科举考试中也名落孙山。以这样一个充满诱惑的繁华都城作为主人公杜子春生活的现实空间，他挥金如土、荡尽资产的行为也就不难理解。
杜子春后来遇到老道士三次重金相助，但前两次他又很快将钱财挥霍一空，除了根深蒂固的人物劣根性外，环境也是重要原因。在长安这个典型空间中，杜子春已经形成了惯有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即便意识到应该改变挥霍无度的不良作风，也难以同强大的惯性作斗争。因此，在得到道士第三次捐助时，杜子春终于决定用这一大笔钱安置家人，同时也帮助其他有需要的贫者，自己则离开长安随道士入华山云台峰报恩，其实他心里很清楚，如果继续呆在长安，不久就会重蹈前两次的覆辙。离开长安是杜子春命运的转折点，也是情节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跟随主角杜子春的脚步，我们来到了小说描绘的第二个现实空间——华山云台峰，这是修道之人的居所，仙气飘飘，遗世独立，虽然真实地存在于人间，但更像是介于神界与人间、现实与超现实的过渡性空间。如文中所说的“彩云遥覆，驾鹤飞翔。”，这样的景象显然不会在现实中存在，而是作者想象中仙山应该有的样子。
如果说长安象征着人沉重的现世生活，云台峰则是人在沉沦落魄、看破红尘后的理想避难地。作为过渡性空间，云台峰具有仙凡相杂的特征，是杜子春从现实世界进入到超现实世界的桥梁，正是处在这个特殊的空间中，他才有机会进入到小说构建的第三个空间——幻境空间。这是个完全由种种幻象构成的虚幻世界，小说借道士之口指出这一点：“慎勿语，虽尊神、恶鬼、夜叉、猛兽、地狱，及君之亲属为所困缚万苦，皆非真实。但当不动不语，宜安心莫惧，终无所苦。当一心念吾所言。”[5]271 “皆非真实”，可谓是一语道破这个空间的本质，“不动不语”则像是通关密码，无论前面的关卡多么惊险刺激，只要时刻牢记密码，就能通关成功。这段话在叙事结构上运用了预叙的手法，把即将发生的事情提前简略叙述出来，虽然有轻微的“剧透”嫌疑，但更像是精彩的提前预告，勾起了读者的阅读兴趣。杜子春后来在幻境中的经历果然一一印证了道士所言，为了迫使他说话，尊神、恶鬼、猛兽等轮番上阵，一场艰苦卓绝的心理攻防战由此拉开。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在这个空间里发生的一切都是虚幻的，但主人公杜子春的感受却绝对是真实的，无论是在地狱中备尝酷刑还是投胎转世后受尽病痛折磨，他的肉体所承受的痛苦丝毫不会因为身处幻境就大打折扣，精神上的痛苦也可想而知。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杜子春的意志力十分惊人，如果换了其他人，即便有道士“皆非真实”的嘱托，恐怕也早早就会败下阵来。
随着主要人物杜子春的活动足迹的变化，小说的情节依次在长安、华山云台峰和幻境这三个空间中展开，形成了现实——超现实——现实的圆形叙事结构，使整篇小说“叙述婉转，次序井然。”
三、人物形象塑造技巧与主题理解偏差
“一个小说人物，即是对现实的模仿，又具有程度不同的虚构，无论是模仿还是虚构，都是为了满足小说家构建艺术世界、安排情节流程的需要，因此，人物不但具有思想的意义（性格化），还有功能性的意义（情节主体）。”[8] 作为小说中心人物的杜子春，无疑具有这两个方面的意义。
在对杜子春性格的塑造上，作者将杜子春置于若干事件和场景中，通过描绘他在这些事件和场景中所采取的的行动和做出的反映，从侧面烘托出他的性格特征。如小说开头讲述了道士三次资助杜子春的故事并对杜子春在每一次获得资助后的心理变化和具体行动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刻画。“子春既富，荡心复炽，自以为终身不复羁旅也。乘肥衣轻，会酒徒，徵丝管，歌舞于倡楼……”、“未受之初，奋发……钱既入手，心又翻然。纵适之情，却又如故。”。[5]270 杜子春浪荡成性的一面在此显露无遗，虽然在思想上意识到应该发愤图强，在行动上却难以做出改变。中国有句古话说：“事不过三。”经过两次惨痛的教训后，再次见到道士时已经感到无地自容的杜子春，终于用行动表明自己并非是贫在膏肓、无药可救之人。小说通过描写道士对杜子春的三次救助着力展现出杜子春的世俗性，他贪图享受和本性难移的一面是每一个普通人身上可能具备的弱点，而他在战胜弱点的过程中表现出的矛盾和挣扎又何尝不是普通人同自己的惰性作斗争的缩影呢？
如果说在长安的经历刻画出一个普通人杜子春的形象，进入幻境后的所见所闻、所作所为则显示出他超越常人的坚定心性。不断变换的酷烈的考验场景与杜子春的不为所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动”与“不动”的强烈对比中，凸显杜子春的坚毅与超脱。如文中将军者说：“此贼妖术已成，不可久在人世。”可见，杜子春像是一个绝情弃爱、无懈可击的“超人”，连无所不能的鬼神都拿他没办法，这与他在长安时期展现出的世俗性截然不同。因此，杜子春的性格随着情节的推进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虽然作者没有直接着墨于此，读者却可以在事件背后感受到人物的这种变化。人有七情，《礼记·礼运》篇云：“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9] 这是人与生俱来就会感知到的七种情绪，“超人”杜子春能够忘却喜、怒、哀、惧、恶、欲六者，甚至能割舍夫妻情爱，却唯独不能割舍掉父母子女之爱。结尾处，道士说：“吾子之心，喜怒哀惧恶欲皆忘矣。所未臻者，爱而已。向使子无噫声，吾之药成，子亦上仙矣。”[5]272近乎无懈可击的杜子春，唯一的漏洞是还没有忘记亲子之爱，这也是“超人”杜子春与神仙之间尚存的唯一一点区别，也正是这点区别导致他最终成仙失败。“囿于亲情”是杜子春最重要的性格特点，在他身上，世俗性与超人性在艰难地博弈，世俗性的最终胜出使杜子春形象更加真实饱满，成为唐传奇人物画廊中一个不可多得的经典形象。
美国叙事学家詹姆斯·费伦认为，人物是由“模仿性”、“虚构性”和“主题性”三个维度构成。[10] 在小说《杜子春》中，作者对主要人物杜子春的形象塑造必然是为表达特定的主题而服务。对杜子春重视人伦亲情的个性特征，作者显然是持批判态度，通过安排求仙失败的惨淡结局，将“爱”视作阻碍人得道成仙的障碍，并借道士之口达到劝诫人们修仙应该断情绝爱的目的。
根据接受美学的观点，一部文学作品，并不是一个自身独立，向每一时代的每一读者均提供同样观点的客体。[11]读者对文本的阐释活动使一部文学作品的意义处于不断丰富与生成的过程中，而不同时代、个性背景迥异的读者对作品的解读可能会偏离作者的期望。《杜子春》一文虽然旨在宣扬道教“泯灭七情”的观念，但脱离了“唐朝”这一特定的时代背景与社会环境后，已经很难产生应有的效果，甚至会适得其反。唐朝佛道并行，道教兴盛，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平民百姓，都有追求长生不死、得道升仙的宗教信仰。但当宗教影响削弱，信仰淡化时，读者在阅读完《杜子春》后，不仅不会将亲子之爱视为阻碍反而还会更加珍惜骨肉亲情。芥川龙之介的小说《杜子春》就是由传奇《杜子春》衍化而来，芥川龙之介对原作的主题进行了大胆地更改，由“舍弃爱”变为“歌颂爱”，这是芥川龙之介作为传奇《杜子春》的读者，在接受的基础上进行的再创作，对原小说赋予了新的理解，将现代性内容注入这个古老的故事中，使之更符合现代人的审美与价值观。
三、结语
传奇小说《杜子春》来源于佛教故事“烈士池”传说，在继承旧有题材的基础上，通过对叙事视角、叙事重心和叙事顺序的创新，使这个故事更具吸引力，在艺术上也保持了较高的水准，成为后世一些戏曲、小说改编的对象。小说有《醒世恒言》卷三七《杜子春三入长安》，《绿野仙踪》七十三回《守仙炉六友烧丹药》；戏曲有清胡介祉《广陵仙》传、岳端《扬州梦》传奇。[12]它的影响甚至遍及海外，如日本著名作家芥川龙之介的同名小说《杜子春》就是本于此文，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杜子春》能够产生如此广泛的影响，在众多唐代短篇文言小说中脱颖而出，除了对“烈士池”故事的继承与创新外，还注重通过空间的转换来推动情节的发展，使人物的行为与空间氛围相契合；对人物的塑造也不再流于单一与刻板，而是借助事件与场景刻画人物特征，使杜子春形象深入人心。总而言之，在这篇小说中，可以窥见较为成熟的叙事策略的运用，无怪乎鲁迅先生说：“小说至唐代而一变”[13]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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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吴方，西南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
Discussion on the Narrative Strategy of the Tang Legend Du Zichun
Wu Fang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400715,China）
Abstract: Du Zichun is a novel which collected by Li Fuyan in his book The Continution of Xuangguailu. It tells a story of an average person who experienced a lot of testing during the period of becoming a Taoist priest. Du Zichun achieved great artistic success because of its has twist plot and masterfui narrative strategy. The analysis of narrative strategy in this novel focus on where the story come from,the spatialization of narrive and the ways of building character.
Key words: Du Zichun;The story of martyrs’pool; the spatialization of narrive;characteriz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