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璐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 福建省漳州市 363123
余华的小说《活着》中的写作手法存在着理性与非理性的辩证统一的关系，前者包含在后者之中，两者共同成为客观叙述的写作手法。余华在作品中所体现的这种客观叙述手法既有着西方现代小说的特点，又有着中国文学的特点，符合中国小说叙述的特点。
余华在小说中站在第三者角度来对设定的人物进行客观叙述的写作方式是他在进行文学作品创作时经常所考虑并且用到的，由此得知，这是余华独有的写作手法，余华的经典小说《活着》具有很高的文化价值，本文将就这篇小说的写作方式来带领读者进行相关探究，希望能使读者有所收获与借鉴。
《活着》是描写旧时代的一部重要的作品，文章的主要内容围绕原本是封建地主家庭里的少爷徐福贵命运由福贵转为贫穷的人生经历来叙写。而故事的背景发生在中国社会变革时期，解放战争后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中国社会陆续经历了土地改革运动，大跃进运动以及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等等。在这一过程当中，徐福贵的人生经历随着社会变革的发展呈现出历经流离失所，妻离子散，甚至最后疾病缠身的发展趋势。而最后只有一头牛陪伴原本是富家少爷的徐福贵度过残生。就徐福贵的一生经历来看，可以说，磨难和苦痛贯穿了他整个人生经历。在那个动乱的年代，他的人生生活深受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封建地主家儿子的身份更是让他遭受了比常人更甚的苦痛。但是在这一过程当中，无论面对着怎样的苦痛和磨难。无论生活怎样毫不留情的打压徐福贵，他永远保持着对苦难进行的感知和接受。而且相对于反抗他对于社会变革和动荡当中的苦难经历呈现出顺从的态度 。他既没有征服苦难的强烈动力，也没有产生咬紧牙关坚持生活的愤慨和无助。它只是介于二者之间顺从的活着。因此，作者余华对此徐福贵的一生概括为“一个人和他命运之间的友情”。在这一过程当中，余华通过对主人公徐福贵一生经历的描绘传递给读者群众生命最原本的样子在于朴实无华。余华想讲给人们这样一个道理，用书中的一句话就是“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的”。在这样的思想意识的指导之下，我们可以悟出一定的人生哲理。也是最简单的人生道理:努力活着本身就是一项值得歌颂的精神品质，人生最原始的状态本身就在于珍惜生命，顺应人生轨迹过活。而在人生之路上遇到巨大的痛苦与挫折时，要有着绝不向命运所屈服的生活态度，这样才能够达到与人生艰难险阻的和谐共生。这是一种生命的力量，我们称之为最温顺，是最具穿透力的力量。这部作品让我们感受到了平凡人身上不平凡的人生力量，使得这个作品被注之以灵魂和重力。而作者余华在这部作品当中所使用的先锋派作家自觉的叙事艺术更是为作品增色不少，同时也是促使作者读者从中获得一定感悟的主要创作方法。
一、理性秩序下的客观叙述
一般来说，一部文学作品。作为作者立足于生活实践基础进行的艺术上的再创作，有着作者本人的感情色彩。其内容和形式在不同程度和一定方面上都深受作者个人思维意识的影响。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一般作品当中人物的人生经历及个性特征都是受作者个人人生经历的影响，同时带有作者性格特征色彩。其实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作品当中主人公形象的塑造以及对其人生经历的创造。可以说，在这样的创作手法塑造出来的人物，会使得读者在进行阅读的过程当中结合作者的人生经历来对其加以感知。以至于作者对于作品当中人物形象的解读以及从中获得的人生感悟会受到一定外在方面的影响，从而具有着不纯粹性。
余华创作《活着》时以第一人称去叙述，因此小说中的人物与进行讲述的主人公便没有太多的关联，毕竟以旁观者的身份，读者便会感到冷冰冰的，然而正是读者眼中的作者的冷冰冰的态度发展成其理性发散的思维。余华在作品中体现的理性思维有两方面：第一，就要控制主人公即作者自己在文中的出场次数。因为事物之间存在逻辑相关性，作者在文中对事物的论述不会按照人物意识和行动的改变而改变，而是根据人物关系的变化。余华认为自己是一个现实主义愤怒的批判者与旁观者，在《活着》中福贵的命运一波三折，看上去都是宿命，作者借助对于“宿命”的无可奈何性而减少了自身感情的体现。所以，作者也就脱离了与作品的联系。另一方面，从《活着》的寓言哲理出发，人的命运受到直观客观等多方面的影响，也往往会把人逼迫到山穷水尽的地步。这就是作品中的批判意味，在《活着》，批判性和讽刺的作品风格特点在作者生活的时代背景下是必要的， 极大地体现作者对生命的敬重，和对真正的是非善恶的看法。
在《活着》中随着主人公福贵的亲人接连因为意外以及病痛死去，读者大都能够预想到小说结尾中主人公福贵的凄惨结局。余华用超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对小人物命运的故事叙述令读者感到荒诞和虚假，为什么世上如此多的不幸与灾祸全部降临到他的头上，似乎《活着》给读者讲述了一个虚构的小人物的悲惨故事，在余华的其他作品中都有着寓言性深刻的道理存在。余华认为在小说中融合寓言性深刻的道理是极具创新的，使读者能够收获独特的体验。余华小说有着理性与非理性的辩证统一关系，后者存在前者中，因此余华小说中这种独特的理性叙述手法均有体现。在余华的作品《活着》中，作者用理性的写作手法叙述了非理性事物，体现了他对中国旧社会的发展历程和对民间百姓生活的理性思考与理解。
二、双重叙述人设置客观叙事
虽然作者余华借助一定的叙事方式是自己的思想以及人生经历等各方面对作品当中人物的塑造产生了较为浅显的影响。但是，就作品以及其中的人物事件毕竟是作者所要创造出来的。在不同程度上都会带有一定作者个人鲜明的特征。也就是说，需要在一定程度和某些方面上将作者与书中的人物融为一体，从中找出一定的共性，乃至人生经历，思想意识等各方面的共鸣。所以，余华在这一方面通过利用双重叙事人设的创造方法来保证了作品当中的客观叙事。既将自身作为读者作者的身份融入作品创作当中，又实现了个人思想意识与主人公思想意识形态在一定程度上的剥离。使得主人公的思想意识形态时更加的独立自主，可以更加贴切地跟随自身的人生经历来转变。
具体来讲，在作品《活着》中，作者采用的叙事结构巧妙，叙事随着多方面因素而变化着。小说中的“我”在作品中是两个不同的人物，一是民间采风人“我”，“我”在民间负责采集各种故事，二是采风人在乡下偶遇的一位老人。《活着》中的其中一个“我”是一名旁观者与故事的聆听者，在全篇小说中的作用仅仅为读者引出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另外一个我才是所有故事的经历者，是作品的核心人物，是故事的讲述者。与传统小说中的叙事手法不同的是，作者采用了叙事视点转换的方式，颠覆改变了传统的故事转换手法，给读者新的阅读感受。
在《活着》中，福贵是作品的核心人物，也是故事的经历者。这部小说采用倒叙的写作手法，讲述了一位受尽命运折磨的风烛残年的老人回望分享着自己的故事，并讲给了采风的青年听。福贵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一个阔少爷，后来因赌博家道中落，成为了身无分文，家徒四壁的穷光蛋，然后便开始了他极其苦难的余生。福贵在想起家珍时，经常会说到家珍是个好女人，是他前世做狗换来的。[1]福贵在成为穷光蛋之后，对于家珍这样一个好女人，就只剩下悔恨，默默偿还着家珍。老人在叙述自己的经历时，还穿插着一些福贵对自己的评价与忏悔，这种写作方式，能让读者更加走近福贵，从而深切体会他的情感。
在小说中，还存在着一些人物的对话独白，心理活动描写等。比如在妻子去世后，福贵想要把丧事办的体面些，作者在对这一部分进行叙述时，对福贵进行心理描写，让读者更能够理解体会，更能够感同身受。小说中另外一个人物采风者，他辗转于不同的村落中，搜集各地的民谣与风俗，他在乡下遇到了很多善良的人，而毋庸置疑，在他记忆中最深刻的，一定是福贵。采风人在小说中出现了将近 6 次，前 5 次都是在故事的转折处，在第 6 次出现的时候，已经到了故事的结尾。采风人也是这个的讲述者，只不过他是经过聆听后再进行讲述，也是老人故事的聆听者与接受者。在小说中，采风人作为小说中的连接者，将自己从老人那听到的故事，再向更多的读者聆听者转述，因此他是一名叙述者。当采风者聆听老人的讲述时，他是故事的接受者[2]。这种双重叙事的结构使得故事更加深刻，同时又是对传统中国小说中说书艺术特征的继承和发展。
三、客观冷静的叙述笔调
文学作品当中的用词用语会影响整个文学环境的情感感知特点，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读者对于故事中所述事件的情感态度和思想感知。因此，为了避免手文学创作环境影响，作者余华在进行创作时坚持了更多的理性。余华在《活着》这部作品中用客观冷静的叙述笔调将重大的死亡在福贵身边的亲人间重复出现，所有亲人离他远去，极致地展现了主人公福贵的悲惨命运。这样一个苦难悲惨的底层人物在宿命的面前显得极为渺小，因此给读者一种对于命运的无奈。但可贵的是，尽管在故事的结尾福贵的身边只有一只老黄牛陪伴着他，福贵也还是乐观坚强地活着，这令我们难以置信一个普通的老人竟然有如此强大的精神力量，也更体现出生命的可贵与活着的目的，不得不说，《活着》是一部令人压抑的作品，我们只有在读完后才能清楚，这种大悲并不只是故事本身的凄惨。《活着》这部作品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身边的亲人接连死去这些故事给人并没有太大的轰动。余华不同其他作者一样，喜好夸大人物的苦难，并进行抒情。相反余华在进行叙述时，只是用冷酷客观的笔来对这些看似虚构却极可能在现实中发生的苦难描述出来，余华巧妙在于他将作品压抑沉重的色彩用渗透的写作方式来获得读者的共鸣，给读者以启发。
结语
一部文学作品的内部构架是由丰富而充实的故事内容组成的，可是内容具有着复杂性的特征，因此作者站在何种角度来叙写以及读者站在何种角度来解读，故事内容与读者之间的对话效果都会产生一定的变化。其中作者的主观创作对于作品与读者之间对话效果的生成起着关键性的决定性影响。因此，要想使得读者可以对故事内容有清晰而明确的把握。同时，能够站在客观的角度对故事内容当中所蕴含的人生哲理加以解读，并用于对自身生活实践的指导当中。就需要作者在进行故事创设和讲述的过程当中。摒弃更多的主观性因素，以客观性的叙事方式来对其加以展现。正如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所述，文学作品的创作效果应该在于能够使每一位读者从中找到自己人生的影子。立足于自身的生活经历，结合文学作品的内容得出契合自身心灵的感悟。而在这一过程当中，不会过多的受限于作者所要展现的内容和观点，即带有作者主观性意识较强的思想观念。也就是说，在主观性较强的文学作品创作过程当中，融入更多的客观性和生活实践性。现代著名作家余华的著名代表作品《活着》就充分做到了这一点。虽然作品当中的主人公的人生经历具有着戏剧化特征。同时，对于读者所能产生的心理震撼是比较大的。但是，其并没有因作者的主观性过度的影响读者思考和观点。这就是因为作者余华在进行故事创设和讲述的过程当中，运用了较为客观的叙述方式，既将故事内容生动形象的展现在读者眼前，又减轻了自身的主观意识对作品产生的影响。
《活着》在当代中国文学作品中有着重要地位，其在很多年前被翻拍成电视剧电影，使更多的人了解认识到这部作品。《活着》中作者所运用到的叙述方式奠定了这部作品的成功。这种叙述方式从西方文学中得到灵感，同时又有着中国文学作品的特征以及叙述的中国一段历史。具有很高的文化价值
其中，在理性秩序下对故事内容及情节展开客观叙述就是从社会背景等大的方面上为故事情节的展开发展奠定了理性化的基础，即有充分的现实依据，使得故事内容具有着较强的实践性和真实性。这样一来，故事情节的不断向前推进都有了一定的现实依据和现实需要。读者在阅读过程当中可以毫无违和感的将自身带入其中。而利用双重叙述人设置叙事方式，则是站在两个不同的角度以旁观者和人物本人的视角对主人公的人生经历加以叙写，这种写作方式使得读者既可以站在故事主人公的角度对其历经诸多艰难险阻的心路历程，从而更容易把自己置身于主人公的角度获得一定的心理体验，使得感受更深入，更能贴近主人公乃至自己的生活实际。而听故事的采风人则是站在客观性的视角解读主人公的经历，可以带给读者更多的客观性引导。运用客观冷静的叙述笔调则会使得整个故事的叙述带有不太强烈的主观性，从而使整部作品的文学环境和文学氛围更具客观性，使得读者在进入故事情景的同时可以更好的进行理性分析。
个人简介：袁璐，1972年10月，女，汉，辽宁省大连人，研究生学历，讲师，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